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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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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之見

【明心網】隕落於文革的暗夜的思想孤星――顧準,終於被後人所識,然而對大眾來說,僅是略知其名而已。一個理論界的獨行者,原本就不是眾目關註的焦點。

反觀顧準的一生,且不論其思想的刻度,就其命途際遇所揭示出來的人性深度,卻是影視與文學都無法描畫的。

本文不擬評介顧準的學說,只想平鋪直敘地說說他的經歷,就在履歷表般簡約而單薄的文字中,也能窺見時代的黑暗、人格的扭曲以及這盞思想孤燈的微茫。

*革命的祭牲

顧準並非"數學苦行僧"陳景潤在人文學界的另一版本,他的青年時代也曾轟轟烈烈,雖然他在三十年代只是上海灘的一名會計師,但在十七歲上已秘密參加中共,1940年轉移到敵後抗日根據地,槍桿子也是拿過的,卻主要從事財經工作,為華東一帶的中共軍政"財經首輔",所以1949年上海易幟後,他即被委任為上海市財政局長、稅務局長,還兼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在中國學術界,能有過這等資歷與高位的,只怕是鳳毛麟角。不過,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時年37歲的顧準被革除黨內外一切職務,原因是他否定"民主評議"的征稅方法,否定中國革命的法寶"群眾路線",而堅持按比率稽稅、按法律交稅,要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才讀到旅美學者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及其後的著作《中國大歷史》,頗有觸動。黃仁宇先生的核心觀點之一,正是指出中國未能向現代社會靠攏,就在於缺乏科學的稅收制度與數字管理模式。

在革命勝利之初的"激情年代",顧準就試圖為中國的體制"鑄鼎"立法,這種極具前瞻性的眼界與嚴謹思想,將會在別的領域頑強地抽芽破土,而不論加諸他頂上的罪與罰有多麼深重。

*濁流的右岸

1953年,顧準被調入中央建築工程部工作,他與這一行當僅有的關聯是做過會計師,對數學甚有淵源,這實在是明珠暗投。如果他安於其位,或者反而能免去冗長的苦難,但中國的思想史上則要留下永遠的缺憾了。

1956年,他申請調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獲準,任研究員。就在這一單位,他於1957年和1965年兩次被劃為右派。罪名倒不是向黨"鳴放",而是在他學術研究範圍內提出一系列獨特見解。譬如:中國為何不曾象希臘羅馬那樣,建立"城邦與共和制度",成為西方文明的發祥之地?中國的"史官文化"是怎樣形成的?它與東方專制主義傳統有何關系?革命勝利之前富於生氣的理想主義為何蛻變為庸俗的教條主義?社會主義是不是只能奉行計劃經濟,而不能讓市場價格來自動調節?新中國要采納何種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並健康成長?

顧準言人所未言,對這些極為敏感的問題均作出了回答,既驚世駭俗,又有理有據。他大無畏的科學批判精神,終為當局所不容。中國幾十萬右派林林總總,都是無奇不有的冤案。唯有顧準倒是一個標準的右派,他的確是站立於泥沙俱下的時代狂潮的右岸,睿智的目光超越了喧囂的浪花與泡沫……

至為遺憾的是,他的本行經濟學的研究心得,卻在文革的抄家狂潮中,不得不將全部筆記撕為紙屑,從抽水馬桶"排放"凈盡了。今日,人們讀到的《顧準文集》,其思想精華主要集中在西洋史研究上,即為專著《希臘城邦制度》。

*挑戰"史官文化"

顧準思想中至為光彩的部分,就是全面挑戰"史官文化"。關於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這一論斷,原是前人提出來的。但能如此犀利地剝開它的內核,卻是有賴於顧準的如椽之筆。他寫道:"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顧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特質,中國先秦文化和古希臘文化的差別,植根於兩者跟地理環境有關的社會制度之中,在馬克思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國家,通過征戰建立領土王國或帝國,相應的政治特征是東方專制主義,知識與文化沒有獨立的地位。顧準尖銳地指出:在東方專制主義之下,知識無非是"求祿",是"貨予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兒,否則就消極退隱,明哲保身,"不是祿蠹,就是去出家。"

回顧大陸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熱,也曾有金觀濤等一批中青年學者觸及這些文化、制度的敏感區,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未嘗拜讀過顧準的遺稿,然而,這些後輩在思想桎梏之下迂回曲折、閃爍其詞的"鑿壁偷光"的言論,誠然難得,卻遠遠不及顧準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想筆記來得鋒快與明晰。

*獨白與夢囈

在中國思想界,自三十年代起就曾為兩大"懸疑猜想"而反復論證――古代中國有無奴隸社會?中國有無可能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卻在中共建政後塵埃落定,兩者都有了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欽定結論。

顧準卻在人人忙於革命又懼於革命的文革"紅色恐怖"時期,埋頭治學,放言無憚地寫道:所謂古代中國的奴隸社會,完全是馬列"歷史唯物主義"教條的謬誤。因為奴隸要占優勢而成為制度,"這唯有在商品貨幣關系十分發達的工商業城邦中才有可能。"他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均無此條件,在中國,有的只是鴛鴦、襲人這樣的家奴或困苦的賦役農民。

關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自我生長,顧準的論斷倒與中共的"史官文化"一致,不過他的論據卻在官方的既定軌道之外。顧準寫道:"到庚子、辛醜才醒過來的中國,說會自發地產生出資本主義,真是夢囈!"因為"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他認為,在東方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城市自治體絕對不可能產生。

在文革"一月風暴"誕生的"上海公社",掀起了奪權鬧劇的帷幕,都宣稱為比照巴黎公社模式而建立的"實行直接民主"的偉大創舉。然而,顧準於驚濤裂岸的革命赤潮之下,再度直斥這類昏熱夢囈,指出"直接民主"只能見諸古代的希臘城邦,而無緣實行於廣土眾民的民族國家。

*思想的血路

顧準在文革中傲霜怒放的思想,卻是伸展在窮鄉僻壤之中,因為他早已被逐出書齋,並於1969年發配到河南息縣"監督勞動"。這一年,他開始咳血,勞改之外,還得挨鬥挨打,病情急轉直下。1972年回京,又遭命運的重擊,妻子被迫與他離婚,旋又自殺;子女也被迫與他這個兩次戴上右派帽子兼"反革命分子"的父親劃清界限,他用那枝記錄過無數思想結晶的筆簽具脫離父子關系、父女關系的兩份聲明,未幾,病勢便成了無可救藥的沈屙。

人倫毀滅的悲劇,更被推至極端――顧準的妹妹與妹夫禁絕他與母親見面,而年已九十的白發老母,是家庭中唯一不願也不會和他"劃清界限"的至親。顧準的妹夫是當時的公安部代部長,只要是他出面阻撓,孝子顧準就永無希望邁進探母的門檻。

然而,顧準在彌留之際,不但仍深愛與自己劃清界限的亡妻及子女,也十分體諒不近人情的妹妹與妹夫,認為他們只是巨大的國家機器上身不由己的一個零件,他們"也是坐在火山口上呀!"

顧準已被確診為不治的晚期癌癥,經濟研究所五七幹校的"連隊領導"考慮給他摘去右派帽子,先決條件是:他必須簽署一份"承認錯誤"的自白書。這對鐵骨錚錚的顧準來說,是奇恥大辱,他曾在無數次拳腳交加的批鬥會上昂首高喊:"我就是不服!"如今英雄末路,顧準仿徨無計,他對幹校鄰室的"反革命"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他為了身後能給子女稍微改善一點政治處境,只好就範了。然而,顧準在終於簽名"認罪"時,卻大哭一場。他明白,這是清白磊落的人生中留下的最後一點瑕疵……1974年12月,顧準在癌癥的劇痛折磨下黯然辭世。

十年之後,顧準的遺稿才被女兒發現。又過了十年,"顧準熱"席卷大陸思想界。如同一位青年學者所說:"這是當時被排斥在主流學術界之外,一位優秀思想家寫給抽屜而不是寫給出版社的思想手記。也許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護了真正的生命。"

一盞暗夜孤燈,終於被後人高高的擎起了。

(浴火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