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前後親歷記（上）

【明心網】中共建政五十年，就會想到它的政績；說到它的政績，就會想到它發動的那些政治運動；說到政治運動，就會想到這些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無數冤魂；說到迫害致死的人數，中共從來也不敢公布，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所有外族入侵，以及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的外國侵略所造成的死難人數的總和，都超過不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所創造出的這個政績。

在“被迫害致死”的這個概念中包含了兩種死法：一種是由中共直接加害而死的，包括槍斃、殺頭、用坦克輾死等等；另一種是在迫害中間接致死的，如在牢內外被虐待致死的，不堪虐待或種種原因被迫自殺的，因為政策失誤導致老百姓死亡的等等，這種死亡現象被稱為“非正常死亡”，當然也應該算在中共帳上。這些中共紅旗下的亡魂根據保守的估計應該也在五千萬人到一億人之間。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大躍進期間死亡的幾千萬人，估計在三至五千萬人之間，這些人算是“非正常死亡”。丁抒的作品對這些有諸多分析。這段時間正好是我讀大學和剛畢業出來工作的時間，我的所見可說是井底之蛙，甚至是一葉障目，似乎沒有東西值得揭露，但也正是在平凡中渡過那“火紅的年代”，後來發現完全是在中共的蒙蔽下過日子，這種受騙的感覺，對不住自己良心的感覺，決定了我後來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一九五五年從印尼回國讀書，五六年考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雖然在印尼期間在中共地下黨的教育下思想左傾，讀了一些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社會發展史等書籍，但在政治上其實是很幼稚的，對政治運動的殘酷性更是不明所以，因此在回國後親身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就是整風反右，自己就栽了個筋鬥，差點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得了一個“免予處分”的處分，也就是社會邊緣人物了，按當時的說法，在站隊上是個“中右”分子。

這場政治運動對自己如同五雷轟頂，在黨的教育和洗腦下，也認為自己的確犯了嚴重錯誤，吸取的教訓就是以後一定要聽黨的話，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也就是後來文革中所說的“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實際上就是不許有獨立思考的“愚民”。這種思想狀態既是自覺的，也是被迫的，因為那些大小批判會的情況對當時十九歲的我已是夠觸目驚心了，哪裏會願意墜入那無底深淵？“反右”這種政治上的效果，為後面大躍進的盲目跟風，也就是“全民”這個那個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反右後對人的處理一直拖到五八年，但根據馬列主義“不斷革命”的理論，在該年的春天，先是在上海由柯慶施發起而由毛澤東親自觀察和肯定的“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在全國不知怎的又演變成“向黨交心”，那是對“反右”的補充和繼續，把反右時尚未向黨交代的問題再徹底交代。固然在反右受過沖擊的要繼續交代，沒有大錯誤的也要交代。到後來就再發展成為“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了。在這上半年，課也沒法上，在運動中過日子。

五六年進校時，我們班級一班接近三十人，三分之一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他是調幹生。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調幹生中有幾個退學或轉學，因此實際人數是二十五個人。我們革命史專業這一年級本來有十個班，因為反右中四班和八班的黨支部犯了嚴重錯誤，有一個支部書記是右派，因此這兩個班被解散，人員插到其他班級，以左中右“配套”進來，我們班本來有三個右派，新來的八個人中配了個右派，加上從二班又調進一個副書記，全班三十四個同學中就有四個右派，占11.76%，遠遠超過毛主席規定的5%以內的“一小撮”，後來成為北京著名作家的蘇叔陽就是從四班調到我們班的，那時他的政治立場該是“中右”。

為什麼調進一個黨支部副書記，到二十多年後才聽一位老同學說起那是因為原來黨支部右傾而加強領導的，但在我看來，原來工人出身的支部書記已經夠左了，居然上頭還認為右。在“向黨交心”中，我又受了一次小沖擊。原因是五七年暑假時，同班的一個北越僑生回北越時帶回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私下借給我看，但在“向黨交心”時他向班級黨支部交代了這件事，也交代了給我看過，為此班級裏又開了一次會“幫助”我，我只好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

在這場運動中，班級裏又揪出一個“反黨分子”，使一個班裏有五個“階級敵人”。這個同學是班裏的團支部宣傳委員，為什麼會成為“反黨分子”，我至今都搞不清楚，看來黨支部為了表明自己不右傾而再拿一個不是怎麼聽話的同學開刀。這個同學愛好音樂，表現斯文，我和他關系不錯，因此在批判他時，黨支部事先做我的工作，要我揭發，我苦於沒有東西揭發，又不敢不揭，否則是我自己罪加一等，苦思冥想，終於想出當班級裏揭發我看“黃色小說”時，因為再犯一次錯誤而心情很緊張時，這個同學來安慰我，於是我出來揭發他要包庇我，影響我自己對錯誤的認識。黨支部同意我揭發這個內容，於是在會上故作聲色俱厲的批判他一番，只有這樣我才能自己過關，但我心裏一直覺得對不起這個同學。

經過這一陣政治運動的洗禮後，全校每個同學要制定“紅專規則”，無非就是再強調要聽黨的話。對我們這些犯過“立場錯誤”的人，要訂出如何轉為“左派”的計劃。但以後實際上支部也沒有“驗收”過。只是每學期要自己寫“思想鑒定”。班級或小組裏討論，黨支部背後再寫評語。

這時也已在強調勞動改造思想的重要性了，開始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口號。該年春天我們去十三陵參加建造水庫的勞動，為了表現自己改造的決心，要爭挑重擔子，但到底自己從來沒幹過這些活，還是第一次挑扁擔，加上平時缺乏鍛煉，原來身體並不壯實；體育課的“勞衛制”一級都過不了關，所以在烈日下挑泥上壩時終於不支暈倒，有兩天就照顧我只負責送開水。回學校後又到建築工地參加了一星期的勤工儉學的勞動。那年好像沒有暑假，學期結束前決定我們這個中國革命史專業改名為中共黨史系，也因為革命需要，從五年學制改為四年，以便早日投入工作。七八月間，我們就去農村半工半讀，貫徹黨的教育路線。

一、二、三班分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生產隊在玉泉山腳下，那裏風景宜人，而且不少歷史古跡。我們班住在一個已經廢物利用的名叫普安店的廟裏，有乾隆禦筆題的匾額，用水在一口井裏，吃飯到生產隊的食堂，有人給我們燒，我們上午讀書，自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下午去地裏勞動，但有好些時候因為農忙而連續勞動幾天，如搶收大白菜和用鐵鍬翻地供播種用，天未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

雖然有星期天，但很少出門，要洗衣服和做雜七雜八的事，甚至跑步測驗，爭取一級和二級勞衛制標準及格，因為這也是“紅專規則”中的一項。晚上常有政治學習或生活檢討會，主要是圍繞著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那是政治訊息千變萬化的時代，除了看報緊跟，支部書記還常常出去開會，回來傳達各種最新指示。

大概是八月中旬，突然來個任務，每個同學分頭去一個村子裏幫助組織人民公社，因為毛主席視察河南說了“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什麼東西我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一大二公”，反正是越大越有力量、越公越革命。我一個人被分配到西郊的羅道莊，在八裏莊的北京師範學院附近，扛了背包就去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單槍匹馬去執行“革命任務”，我膽子小，不善言詞，也缺乏思想準備，心裏發毛，怕出漏子。但又想我是犯過錯誤的人，如今組織信任，讓我一個人出去執行任務，又覺得“光榮”。

其實這個任務沒有想象中那樣復雜，到了那裏找了生產隊長，晚上村民開會，隊長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號召，問村民有什麼意見。毛主席的號召，誰會有什麼意見？於是鼓掌通過。我在那裏，扮演上頭來的幹部的角色，把報上看到的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宣傳一遍就是了。當晚在村子裏睡，第二天就回到自己的駐地。

我們所在地的人民公社就這樣成立了，名字叫四季青人民公社，由當時著名的勞動模範李墨林擔任公社黨委書記。公社很大，幾乎整個北京西郊的近郊都劃進去了，香山則是公社屬下的一個管理站，後來縮小規模，香山單獨成立公社。

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的北戴河會議公報，有關年產1070萬噸和全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使革命熱情更加澎湃。我們沒參加大煉鋼鐵，而是置身於人民公社的狂熱中。“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當時兩件大事，一是畝產萬斤、十萬斤大放衛星的消息不斷傳出，二是相應的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

據說衛星田的秘訣是深耕，因此在普通田地裏用人工耕地要挖兩鐵鍬接近兩尺深；當時還鼓吹領導人要種“試驗田”，便搞了個一米深的“試驗田”。為了取巧，找了個幹枯的小渠，再挖深一些就是一米深了。我們是勞動力，只管挖深，怎麼種和管理不幹我們的事，這個領導幹部試驗田下場如何，我們沒去追究。至於吃飯不要錢，因為我們是外來人，享受不到，只在國慶那天不要錢好好吃頓肉，不過我們仍花了不少時間鼓吹它的優越性。

當時河北省徐水縣要跑步七年進入共產主義了，我們自然也不能落後，有了幾個先進公社的樣板，上面要我們人人為公社做出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規劃。於是我們用最高標準來作為爭取的目標，規劃寫好交上去。印象所及，每人每天享有一瓶牛奶，兩只雞蛋，肉就記不清了。老人福利方面當時有“五保戶”，我們向最先進的“十三包”看齊，反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麼都由公社包下就是了。現在想來，這些當然都是非常幼稚的事，當時卻深信不疑，因為對共產黨所說的一切不能也不敢有任何疑問。

（大紀元）

發稿：200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