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顧準

1997年的時候，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了《顧準日記》，李慎之先生在該書的序中寫道：“在人家問起20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準’”。

李慎之解釋說，“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有過與顧準相似的經歷。然而，許多人甚至不敢如實地感受，更少有人敢於秉筆直書，給歷史留下一點記錄。這是中國的恥辱，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

說到恥辱，那一定是中國的恥辱，是知識分子的恥辱，同時更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恥辱。有了顧準，這種恥辱會減少嗎？我不知道。顧準們，以及那些被侮辱、被冤枉、被迫害的人們，那些被摧殘、被剝奪、被趕出主流社會的人們，他們的靈魂會逼視一切不願正視歷史的人，他們會讓人們記住有這樣的歷史，有這樣的恥辱。在一篇文章裏，我曾經說過，“人們可以不說話，但人們不可以沒有記憶”。

那時候說話常常引起災難。1959年的7月，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引起了毛澤東的怒火，廬山會議成了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中央派了許多人來做彭德懷的工作，目的在於教育他認識錯誤，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寫道，彭在會上說，“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朱德發言的時候，態度比較溫和，還沒有說完話，毛澤東就將腿擡起，用手指著鞋面說，“隔靴搔癢”，朱德紅了臉不敢再說。林彪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大英雄”。許多人說彭德懷，“好犯上，總覺得自己行，反對黨的領袖，對黨剛，而不是馴”。會議揪出了個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維護了毛澤東的權威，但李銳說，“由於廬山會議錯誤的反右傾鬥爭，不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更為嚴重的是，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錯誤發展，終於導致十年文革的內亂”。

關於那段歷史，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歷史，許多人都寫了文章。無非有兩種，一是訴苦式，揭自己的傷痛給人看，對歷史的反思很膚淺，甚至沒有反思，只有個人恩怨，一是認為歷史是鬧劇，讓大家看看熱鬧，以自己的達觀、事後諸葛式的聰明說事，歸罪於小人當道，聖聽不明。在值得一看的回憶文章裏，韋君宜的《思痛錄》倒是冷靜、客觀、深刻，不但有對歷史的反思，有一種讓後人不再上當的責任感，更是對自己為何屢屢不自覺地卷入其中，拚命向當時的主流靠攏的思想進行了剖析。顧準的文章不是事後式的，它是當時思想的記錄：這是一種勇氣，是做為人的覺醒和爭取自由的努力。

1959年顧準來到了河南商城縣勞動改造，他驚人地發現，中國人開始“學壞”了，“何學好了，學壞了，上帝明鑒，他學壞了啊！”，“趙淑仁學好了還是學壞了？學壞了啊！她現在感激勞動隊為她脫帽。但是從脫帽中得到了什麼經驗教訓？鉆空子，拍馬屁，說謊話”，“我基本上學會了唾面自幹、笑魘迎人的一套”，“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敗壞，不能不成為普遍現象”。其實，整個看看歷史，我們是不是一直處於一種“學壞”的狀態呢，相信大多數人心知肚明。只要你沒有自由，你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你就只能聽憑別人規劃你的未來，奴役和被奴役者都需要“學壞”，因為你不得不首先使自己生存下去，哪怕沒有自由，不能沒有生命。

前些年，人們經常拿懺悔說事，但都是別人應該懺悔，輪到自己，都是聽懺悔的牧師，但我以為，所有的懺悔都應該從自己開始，人應該有所敬畏，有所不安，因為人的生命的價值在於自愛和他愛，如果我們這兩方面的其中之一沒有做好，一定會對其他的生命有所傷害，懺悔正是不斷地反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行為。顧準在面臨著懷疑自己是否在“變壞”的時候，他是下定了決心要懺悔的，“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吃東西，我偷東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獻身精神等等？不，沒有。如法捷耶夫描寫兩個人在遠東森林裏打遊擊一樣，我以後也要如實描寫自己”。在顧準的日記裏，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靈魂們，他們是如何被集體催眠的。在時間的長河裏，前人和後人、昨天和今天綿綿相續，你和我、我和他成因成果，我們誰也不要把自己先洗得乾乾凈凈，假如有責任，一個也跑不了。

1952年2月28日，上海市委召開幹部大會，宣布顧準“有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目無組織，歪曲黨的方針政策”，決定撤銷黨內外本兼各職，並責令其反省錯誤。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顧準文存•顧準自述》裏顧準說，在此之前，他是上海市財委副主任兼上海市稅務局的局長，當時潘漢年是主任，許滌新也是副主任。撤職的原因是顧準在稅收中堅持“專管、查帳、店員協稅”，不貫徹中財部提出的“自報、查帳、店員協稅”的民主評議方法，雖然他的方法比中央的辦法多收了許多稅，但被認為是對抗中央，再加上他和潘漢年、許滌新等因工作而有不和。那時的幹部實行供給制，發給高級幹部個人的生活費是不低的，家屬也都有份，顧準有專用汽車，有兩名警衛員，兩名保姆，一名看門人。撤職以後顧準曾閉門不出二三個星期，“心情煩亂，情緒消沈，什麼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成寐”，後來開始學習數學，發現幾何學中有“嚴密的邏輯論證方法”，革命家顧準也許就是從那時起，要用邏輯論證的力量來論證革命了。

顧準是58年被打成右派的。當時公布的右派數字為53萬，但歷史學家認為大大超過這個數字。蘇共二十大的召開，首次對斯大林搞的個人崇拜進行了清算，這種清算有人高興，有人很不高興。在中國，開始出現了學潮和工潮。對於需要思想的控制這樣一種社會來說，必須有一種方法制止可能出現的混亂。讓一切毒草開始出籠，然後鏟除之，這是中國歷史上早就有了的政治智慧。毛澤東提出了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是毛澤東又說，“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毛澤東說，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據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說，毛的意思“長期共存是廢物利用”，認為“沒有參加打天下的就沒有資格監督”的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等等，明確地表示了權力不容他人染指的態度。這就有了後來的反右。實際上，革命把一切人的生活組織起來的時候，革命企圖組織社會的時候，革命後面的是那些有著現實的利益和目的的個人，誰有了革命的道德優勢，誰有了對於革命的組織權，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剝奪他人了。劃右派的時候，那麼多人挾私報復，不是很正常嗎。革命本來就不是講仁愛的。

做為革命家的顧準被剝奪了革命權，做為人的顧準也就開始了漫長而孤獨的苦難生活。顧準說，“三反撤職後我不服氣，累次提出申訴，愈是這樣，我愈倒黴，從此以後，我決不再申訴，黨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黨叫哪裏就到哪裏”，他先後在河北贊皇、河南商城、河北息縣等地被監督勞動，“最初參加體力勞動很感吃力，所有手掌起泡，肩頭紅腫”，鋤地的時候“不能長時間蹲著幹，有時幹脆就跪在地下幹”，在贊皇的時候，他自豪於“我不僅挑大糞，還穿上膠鞋下到糞窖裏去清底。我擔起糞擔子去拾糞，還學會了用手撿大糞到糞擔子裏”。勞動的時間正常情況下是每天八到十小時，八九月份則每天在十五六小時，晚上還要站崗。全隊右派之間不得稱同志，來往信件要經過檢查，非經請假，不得外出，節日一律不準假；除隊裏夥食外，不得向外購買食物。

在日記中顧準記載了三次哭泣，都是關於妻子采秀的。采秀，名汪璧，原名方采秀，顧準昵稱秀。第一次是在59年的10月17日，日記中說，“昨晚，寫筆記時接秀信，語句公式化，吾心所深知，卻不免有所波動，來商城後第一次半夜嗚咽”。打成右派後，工資收入銳減，顧準經常挨餓，需要接濟，五個孩子上學，還有老母親，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全靠汪璧一人的收入來支撐。於是就有了後來的“信上跟采秀吵架。15日向采秀要錢，二十一日信，更前一些還有一信，擔心我改造不好”，有了“昨晚復信給秀，有‘生活本有各種方式，一切都由你決定好了’”，“致秀信，說我昧於形勢，埋怨太多，告她勞動、筆記、節省計劃的情形”。第二次是在1969年11月12日，那時他寫了一份想見妻子的申請，組織上一直不答復，他做出保證說，“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下鄉勞動改造），二不影響改造”，組織上才說他妻子已經死了。現在人們知道她是1968年4月某日自殺而死的，但仍不知具體的時間、死況、遺言。那時候叫自絕於人民，顧準聽到這個消息時，說，“她為什麼自殺？她要是不許我死，說要害人。她為什麼要害人？”顧準在日記中寫道，“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哭。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我不服喪，因為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第三次是1971年1月26日，是農歷的春節，他在日記中寫道，“日子就是這樣過下去了。心情寧靜，只是昨晚夢見了采秀，又哭醒了一次。家裏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當一一知其消息……不過只要有思想準備，什麼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過是死人，最親愛的人的噩耗我經受過來了，還有什麼經受不了”，“已經到了溝底，再沈淪下去，也不過剩下埋起來的一著而已”。

讀《顧準日記》的時候，我總是在想，人們在把顧準當神敬起來的時候，是不是也在逃避著什麼，放棄著什麼？這裏面是不是有這樣的潛臺詞：神能做到的我們不能做到，所以我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說些向他學習的話，然後我們沒有任何的行動來證明我們也可以做到。顧準不是神，他是一個普通的人，他的存在就是為了讓我們明白，我們也可以有懷疑，有思想，有反駁，有不服從。還有，當人們把顧準當思想家的時候，那些背後的眼淚，那些孤獨難眠的日子，是不是更值得我們為之動容，為之不安，為之而生良心上的悔過。當顧準的妻子不得不和顧準離婚的時候，當顧準想回家而子女堅決不予開門的時候，當顧準臨死的時候想見子女一面，而子女竟沒有一個趕到病床前的時候，我們怎麼還能有“困境造就天才”的陳詞濫調，我們怎麼能歸罪於當時的時代和社會，然後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呢。那些造成這一現象的每一個具體的人，為什麼沒有一個被告上法庭，沒有一個事後懺悔，沒有一個賠償受害者的物質和精神損害。我們必須說清楚，我們必須想清楚，如果歷史不能重演，那責任不在歷史，那在我們如何創造接下來的歷史。

發稿：2002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