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司法精神病學及其政治濫用(節選)（下）

上海模式

1987年後建立的新安康系統均以上海市精神病管治醫院(於1985年5月建立)為模式。1986年4月，上海市政府在全國率先就“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強行入院頒發了一套詳細的規章。這些規章迄今仍然是全國最具體的一個版本，說明精神病犯罪者進入安康醫院的關鍵步驟：首先對被拘留者進行司法精神病學鑒定，一旦認為此人不應負法律責任，公安部門有全權下令將其強行入院；大部分案子裏,法院不參與此過程。不久後，全國其它城市和省政府，包括天津和廣東，都頒發了類似的規章。

可以說安康系統的多數病人確實是精神有問題的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犯過謀殺，強奸，縱火等罪行。然而，那些描述安康系統的作用和目的的官方文件表示某些和平的政治犯們也被當作最“危險”和“具政治威脅”的精神病犯罪者們，因此可以在這樣的地方被關上很長時間。有關什麼樣的精神病犯罪者得以強迫入院的具體標準可以在中國一些公開發行的資料中找到。這些標準可能會因資料而異，但最完整的可見於1990年出版的官方的警察工作大全《中國公安百科全書》。此書解釋有三種人需要被警察作強制性精神病監護：

“一是流浪街頭、抓吃抓喝、赤身露體、蓬頭垢面、影響社會觀瞻的‘花瘋子’；二是呼喊反動口號，書寫反動標語、反動信件，向群眾發表反政府演說，評論國內外大事的‘政治瘋子’；三是打人、罵人、追逐婦女、老人、兒童，砸毀公私財物，殺人，放火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武瘋子’。”

大全並列出了如何處理以上三種人的具體舉措。

“公安機關主要是管理、治療病情嚴重、對社會治安危害較大的五種精神病人：

* 持刀行兇、傷害人命、自殺、放火等嚴重擾亂社會治安，有一定後果的；
* 亂黨政機關工作秩序和企業生產秩序、科研教學秩序，造成危害的；
* 經常到繁華地區、公共場所，赤身露體，有傷風化的；
* 呼喊反動口號，張貼、散發反動標語、傳單，造成不良政治影響的；
* 外地流入的精神病人，妨礙社會治安秩序的。

“對這種五精神病人，由公安機關收容治療”。

最後，該政策大全寫道：“特別是重大節日和有外賓參觀訪問時期，要加強對精神病人的收容管理。”本文所關註的是被列為安康中心關押和處置對象的這幾類重要人員：第一，“政治瘋子”，即那些“很危險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包括“評論國內外大事的政治瘋子”；第二，那些被指控為“幹擾黨和政府機關正常工作”的人，往往包括那些被警察稱為“訴訟狂”的堅持不懈的上訪者。

另一類被送到安康中心的是那些在監獄裏得了“拘禁性精神病”的人。據官方的統計資料,這類精神病在中國近年間迅速增長。官方資料也指出,此類病人當中,不少是那些被判死刑等待執行的人；如果死期將至的壓力和焦慮使他們得精神病，他們被認為“沒有能力接受懲罰”而被送到安康中心進行治療直到他們恢復理智可以被處死為止。此外，不少進行絕食的被押者也會被認為是此類精神病的一種，因此也被送到安康接受強制性精神病治療。

絕大多數國家需要有專為精神病罪犯而設的機構以防備他們威脅公眾。然而，至少在現代社會，沒有幾個國家會把《中國公安百科全書》等文件所描寫的那些政治和上訪“瘋子”列為法律強制的精神治療對象。前蘇聯是典型的這樣的國家，中國現在采取的步驟與其極其相似，近年來建立的安康系統的所作所為非常類似於蘇聯內務部操縱的“特殊精神病院”，其主要作用之一是濫用醫學的名義關押成百上千的和平的蘇聯異議人士。

使用懲罰性的治療

由於此類機構的高度秘密性，我們對於裏面關押和治療的條件所知甚少。然而，上海精神病院轉型為安康中心前夕的第一手資料表示病人們普遍懼怕監護人員。這些人員經常對他們施加各種刑罰的威脅。這份材料是一名曾在1987初被關押在上海市精神病管治院的女政治犯寫的，裏面還詳細記載了其它幾名當時被關的“政治瘋子”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監獄和該醫院]唯一不同的是二者的懲罰方法不同，監獄使用的刑具是手銬，醫院使用的是醫療器具…

“在醫院中病人如不聽話，醫生就給他增加藥物，除了吃飯只想睡覺，時常抽筋。這裏並非是民間醫院，三、五個月就可以出去了。這裏關了、五年還是短的。況且每天還要做七小時的工。吃藥多的人，口水都控制不住往外流，經常眼睛向上翻起，不能翻下來。走路很慢也常摔腳。

“如果那個人要受懲罰，就把她的床擡到食堂、兼車間的地方，用帶子穿過鐵床架子的洞，把她的四肢綁在床上。這樣護士可以從早到晚的監視她。每天做工的時候，睡覺的房間是鎖起來的。有時會同時懲罰兩個人，白天大家在做工，看著她們手腳綁在床上，大家默默無語，低頭幹活，晚上回到睡房，看著床被擡走，留下的空位置，心裏都揪一把冷汗，不知何時就輪到自己。你可能因為托探望的人帶信，被醫生發現而受罰。也可能是因為你與醫護人員的走狗爭了兩句而受罰。當要懲罰人的時候，睡房外面(食堂）的警報就響起，立刻會有好幾個警察一起來，把你幫在床上。

“在一種就是打針。一種是肌肉註射，一種是靜脈註射，它要比前者痛苦的多。我看見有的病人靜脈註射後，舌頭會變硬變大，以致於嘴裏放不下、她們把舌頭伸到外面。打過幾天針，臉上的肌肉都僵硬了、雙眼定樣樣的。有如蠟塑的面具，脖子也轉不了，需要看到的方面時，只能慢慢地轉過身來。

“還有一種是電針。病人稱之為電螞蟻，是用電控制的針灸。有三重電流，電流越高越痛苦，痛苦的程度還取決於使用的穴位…在民間醫院，當對病人實行電休克時，都是禁止讓其它病人看到的，而在這裏，醫療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成了醫生維持其控制的刑法。當他們要懲罰一個人時，她們就叫全體病人站在她的床邊，病人痛苦地抽搐、慘叫：‘我下次再也不了，我再也不敢了，饒了我吧…’。結束時，護士對全體病人訓話，誰下次違犯紀律就合她一樣。大家低頭不語，因懼怕臉色蒼白。”

全文的手稿於1995年在一些人權組織中傳播，然而作者的名字與身份因為個人安全原因目前不能泄漏。根據這份材料，她所在的病房有20個婦女，其中3個是政治異議人士。而且，“在這裏，殺人犯之間可以自由的交談，而政治犯是不允許的。殺人犯隨時監視我們，把我們的一舉一動報告醫生。”根據該材料，三個女異議人士之一被收容的理由是：“他曾到街上演講反對物價高潮（漲）。她說，由於物價促漲，人民生活降低，政治腐敗，當官的通過官倒發了大財，這在毛澤東時代都是未有的。”
最近得到證實的一樁有關政治異議人士被關進上海安康醫院的例子是李達(音譯)，一個曾在1989年5月參與民運活動的上海市一家電器廠的年輕工人。於1998年7月被捕之前，他先後三次站在上海第一百貨商店門外發布傳單呼籲平反1989年6月4日被政府鎮壓的死難者，呼籲進一步開放中國政治民主，呼籲紀念臺灣國慶日的權利。次年2月李的情況在美國之音被簡單報道，根據是他從上海安康醫院偷送出來的一封信。從此他杳無音訊。

以“凈化”為名的暴虐

另一事例牽涉到北京安康醫院的一樁死亡案件，說明至少到1993年工作人員對病人的暴行還是經常發生的。那年的3月，作為北京爭取2000年奧運會的一部分，國際奧委會的一個代表團到北京視察體育和其它設施。在他們到達前的幾周中，為了增加北京取勝的機會，北京當局作了一系列準備，其中包括從街頭清除無家可歸的人，窮人，和精神病人，把他們送回原籍或臨時收容所。北京安康中心據說是這次“凈化”工程中精神病人的去處。有一個弱智病人叫王朝儒(音譯)，41歲，與父母住在城南。根據當時《紐約時報》駐京記者紀思道和吳雪麗在他們1994年《中國醒了：奪取新興強國的靈魂》一書中對此事的詳細陳述，國際奧委會抵達北京的兩天前，一名警察在一位張姓街道居委會成員陪同下來到王家：

警察要把王帶走，但這位弱智者大喊大叫表示抗議。警察和張走了。次日早晨，張回來了，這次有兩個警察……。他們沒有逮捕令或拘留令，他們也沒說王犯了法或傷害了他人。他們沒有說任何要帶他走的理由，他們只說他必須跟他們走。“我不去，”王驚恐地喊。“媽，爸！”他向大床的一角奔去，雙臂護著頭。他父母知道這樣反抗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只有眼睜睜地看著兩位警察把他們驚恐的兒子抓走。王的驚恐是有原因的。一年前，作為美化北京迎接全國人大召開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警察把他帶到京郊的一所精神病院，打得他血肉模糊。幾天後，他們開車把他送到天壇，把他扔在前門的樹叢裏。王走了兩個小時才找回家。

三月七日當奧委會代表團參觀北京的體育設施時，王的父母焦慮地等待他們兒子的消息。兩天後，天剛亮不久，一輛警車來接他們，但警察說他們只能去一個人。極度焦慮的父母想象他們的兒子被打得遍體鱗傷，甚至可能昏迷不醒，就堅持兩人都去。警察最後妥協，把他們送到房山一家與公安局有密切關系的醫院……。他們到了後，警察把他們帶到一間辦公室。“人已經死了，”一個官員通知他們，“我們已經驗過屍了。”

後來，夫妻兩人向外國記者描述他們在醫院停屍房看到的情形：

“我們兒子的臉上全是血，”父親緩慢而遲疑地回憶著，象是和自己在打架，希望告訴世界真相但又怕承受回憶的痛苦。“他的頭發都被血染紅了。他的嘴唇被割破，他的眼睛被刺穿了，好象暴裂了，後來又腫得合上了。”“在他背上，有一個很大的洞。有人肯定把警棍戳進他的背部。他的臀部全是青一塊紫一塊的…。”“我兒子的小腿肚子，”他一邊說，一邊摸著小腿，“有這麼大的腫塊。我跟他們說我要去告，你知道他們怎麼說？‘你告不贏的。’我們把他火化的那天，他們給了我一個包，裏面有5千元錢。他們沒說這錢是幹什麼的。”

北京公安局和位於首都的兩家醫院有密切的組織關系：一家是濱河刑事醫院，位於北京第一監獄(在五年前拆遷)的地域內；另一家是北京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管治院，位於城西南郊區的房山縣。即使今天，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恐怕沒有幾個聽說過“安康”這個詞，所以並不奇怪上述案例的作者沒有明確指出王朝儒死的地方就是北京安康醫院。然而毫無疑問那是他死的地方。

如此非人地使用安康機構，以及將政治犯作為精神病人進行關押，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關註。在蘇聯的例子上，國際精神病學團體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在擺在國際社團面前的挑戰是找到其發揮影響的途徑，以保證中國的秘密安康系統和其它精神病院不再被安全部門當作長期的棄置政治或宗教異議人士(當他們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將這些人定罪時)的地方。實現此目標的第一步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和其成員國的學術團體們應當尋求直接進入中國的安康網絡和其它精神病監護所，獨立地監督裏面的條件和實踐。各國和國際精神病學團體的這類努力也將在很大程度上鼓勵西方政府和歐洲聯合體重視這一問題，將中國的濫用政治精神病學的這一情況放到近年來已成為中西方關系的中心議題的雙邊人權對話的正式日程上。

(《人與人權》譯,作者本人校對。原載http://202.181.201.237:10089/gate/big5/big5.hrichina.org:8152/subsite/big5/article.adp?article_id=1174&subsubcategory_id=156）
JUDICIALPSYCHIATRYINCHINAANDITSPOLITICALABUSES
中國的司法精神病學及其政治濫用"節選"
（全文載哥倫比亞大學《亞洲法學雜志》第4卷第1期2000年,http://www.columbia.edu/cu/asiaweb/JAL001.htm）

發稿：200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