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圖謀（上）

一． 亂黨，給中國人套上緊箍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中國百姓好不容易從自相殘害的政治運動中解脫出來，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中著手建設和繁榮著我們的科學和文化，沐浴著人類文明帶給我們的福祉。正是在這種天象下，中央對氣功和人體科學問題出臺了“不宣傳、不爭論、不批判”的“三不”政策，中國的歷史遺產得以發揚。而中國氣功熱的出現和諸多氣功師的鋪墊，又使李洪志大師傳出法輪修煉大法順理成章。法輪大法一經傳出，國民有了信仰，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入道得法，虔誠修煉。隨之煉功人道德回升，身心強健，全社會出現了祥和安寧、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

但是江澤民與黨的正確路線抵觸，與法輪大法格格不入，本是佛光普照、禮義圓明，他卻莫名其妙地驚恐，說是法輪功與黨爭奪群眾。竟然逆天象而動，不惜破壞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指使丁關根查禁 《轉法輪》一書，決意要把這種精神信仰消滅在萌芽之中。羅幹看江澤民的臉色行事，也密令公安部對修煉群體進行先定罪後取證的“調查”，並制造事端遏制法輪大法洪傳。在羅幹的串通下何祚庥也粉墨登場，和一些科痞、文痞和氣功痞，利用電視、出版物等媒體褻瀆佛法，攻擊李洪志大師。幾家報紙見風使舵，大破“三不”禁令。就這樣，江澤民效仿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拉開了破壞黨的路線，圍剿法輪大法的序幕。江澤民很熟悉，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張春橋、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始的，如法炮制操縱羅、何一文一武不斷造事，直到天津公安抓捕法輪功學員，法輪功信眾被迫走上中南海上訪之路，釀成震驚中外的“4·25”事件。“4·25”事件成為江澤民集團鎮壓法輪功的口實，同時也把江澤民這個魔頭擡出了水面。

江澤民知道法輪功修煉真、善、忍，怎麼打壓也不會報復，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如果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把鬥爭的性質提到挽救國家、挽救黨的高度，還可以撈一把政治資本，不就可以鞏固這“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地位了嗎？於是，它發出了“滅掉、滅掉、堅決滅掉！”的歇斯底裏的叫囂，以聳人聽聞的言辭連夜給政治局寫信並向全黨傳達。為了避開常委會和政治局的不同意見，實現他組織上亂黨的圖謀，他照搬“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形式，成立了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中央領導小組，指定李嵐清為組長，丁關根、羅幹為付組長，下設“6.10”辦公室，由羅幹主持，受江澤民指揮，統管全國黨、政、軍各系統。各省市也都相應設立各個級別的“6.10”辦公室。都是政法委書記兼主任，第一書記總負責，所以鎮壓法輪功運動也被稱為“一把手工程”。雖然國家並未處於“非常時期”或“緊急狀態”，但相應機構已經設置並投入運作，完全是江澤民在組織上對黨的機體的破壞，是他亂黨奪權的佐證。

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也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實際上就是對黨的政治路線、優良作風和黨群關系的全面搗亂和破壞。他從造謠中傷、人身攻擊開始，到上綱上線、戴上政治帽子、打成階級敵人；用“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蠱惑階級感情、煽動路線覺悟，和江澤民保持一致，搞群眾鬥群眾；用公檢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酷刑折磨逼供信，到置人於死地，還要株連九族，鎮壓一開始就鼓吹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的陰魂，是套在中國國民頭上的緊箍咒！

在世界進入21世紀之時，江澤民為文化大革命招魂，通過鎮壓法輪功，他把鄧小平極力反對的大搞政治運動的緊箍咒，重新套在了中國人民的頭上，逼著你俯首帖耳服從它的統治，昧著良心做它的應聲蟲。你若與它同流合汙、助紂為虐，或許會給你“幸福”。否則，法輪功就是前車之鑒。哪裏還管你人權，哪裏還管你改革開放，哪裏還管黨和國家的前程？！

二． 篡政，實現個人獨裁

江澤民坐上了黨的總書記的寶座，又成了“第三代領導核心”、“繼往開來的領路人”，自然有職有權。遺憾的是，他缺德無能權威性很差，還不能真正說了算，因此它的圖謀在於搞亂黨的政治路線，進一步鞏固它的統治地位。而在國家權力方面，雖然他是國家主席，但是憲法規定，他只能發布和履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的事務，沒有實質的行政權。國家的行政權力歸國務院，他幹預和操縱行政事務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因此他要通過搞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念起套在中國人頭上的緊箍咒，篡奪國家行政大權，最後實現大權獨攬，由他獨裁統治。這就是江澤民亂黨篡政的政治圖謀。事實也說明江澤民不篡政，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也很難進行。

比如，1999年4月25日，數以萬計的法輪功信眾上訪中南海，江澤民集團本來要借題發揮、大做文章，但被總理化解。盡管他這位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氣急敗壞地發出了“滅掉、滅掉、堅決滅掉！”的叫囂，而且連夜給政治局寫了信。但是4月28日國家信訪局負責人的表態，連“圍攻中南海的政治事件”都沒有說，只說是聚集。而且強調了有關方面負責人到聚集者中了解情況，認真聽取意見後，聚集者陸續離去。

顯然和江澤民的調門大相徑庭。一直到6月14日還承認法輪功進京是上訪，而且發布了“接待部分法輪功上訪人員談話要點”，其中把“公安部就要鎮壓，黨團員、幹部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引渡XXX回國”等等江澤民的預謀說成“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謊言。”這種官方表態，既反映了江澤民兩面三刀、蒙騙練功群眾，又反映了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因為他們對法輪大法真善忍早有耳聞，甚至是直接或間接的受益者；朱總理還曾對法輪功的上書做過批示；喬石委員長也曾在深入調研後給中央上書說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並提高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高度。對江澤民要搞鎮壓的政治運動，他們自然不會茍同，更不敢相信江澤民真會如此心狠，孤註一擲。即使法輪功不該到中南海聚集，但畢竟中南海不是國防部大樓，更不是白虎節堂，門口還掛著“為人民服務”的大招牌，總不能以此定罪當誅吧！眼下國家刑事犯罪猖獗、腐敗大案不斷、黃賭毒泛濫等等，這些才是老百姓關註的，應該大力整治的當務之急。如果混淆矛盾性質，自相殘害，又會失民心，傷國家元氣。

江澤民面對集體領導的阻攔，運用他的權勢，采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手段，設立6.10辦公室，把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強加在中央領導和政府頭上。然而明眼人知道，表面上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只不過是輿論工具的造謠誣蔑、人身攻擊和無限上綱的恐嚇，不具備有份量的法律文件。鎮壓法輪功的依據既不是人大常委會的，也不是國務院的，僅僅是民政部的“決定”和公安部的“禁令”，再就是中共中央的“通知”。民政部的“決定”暫不論其正確與否，它取締的只是法輪大法研究會及其下屬組織，因為它沒有依法登記。既沒涉及對法輪大法的評價，更沒禁止中國公民修煉法輪大法，而且該決定頒布之前，研究會主要成員已被捕入獄，下屬組織實際上也並不存在。所以從法律角度來看，民政部的決定只能起到對這場運動的限定作用，免得又搞擴大化。

然而江澤民和丁關根啟動所有宣傳工具對中國百姓大念政治運動的“緊箍咒”，拼命造勢，唯恐運動不擴大化。他們抓住中國人對黨中央的恐懼心理和逆來順受習慣，把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強加在全中國公民頭上。盡管該通知只對共產黨員起作用，而且其出處既不是中央書記處，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更不是中央全會，而是籠而統之的“中共中央”。但是江澤民以權代法，以勢壓人，要求人人必讀並貫徹執行，成為鎮壓法輪功的主要依據。同時羅幹控制公安部執行了江澤民的旨意，六大禁令遠遠超出了民政部“決定”的範圍。甚至剝奪了公民上訪反映意見的權利，條條都是與憲法相抵觸的。正是羅幹的“禁令”，把億萬煉功群眾推向了政府的對立面，把國家機器用在了修煉真善忍的骨肉同胞身上。面對江澤民、羅幹的鎮壓，法輪功學員不顧個人安危，為了民族的復興，為了國民的蘇醒，上訪說明真相，天安門正法前仆後繼，書寫了一幕幕氣壯山河的悲壯畫卷，成為光照人類歷史長河的輝煌篇章。

面對此情此景，世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選擇自己的位置，扮演一定的角色。許多領導人懾於江澤民的權勢，“維護”中央形式上的“團結”對法輪功問題不正面表態，但在言行中卻表現出與江澤民的格格不入。在鎮壓法輪功的高潮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專門針對立法程序率員進行頗有聲勢的調研，而且一再強調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職能和通過設立特別調查委員會糾正冤假錯案的作用，公布了河北省案例，出臺了“行政復議法”；李瑞環等借國內視察和出國訪問的公開談話，大講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以及實事求是、依靠群眾、為人民服務問題；尉建行特別強調認真對待貪汙腐敗的大案要案和糾正公檢法系統的不正之風以及辦案過程中的違法違紀行為。江澤民眾叛親離可見一斑。說明跟隨他鎮壓法輪功的只是少數幾個人，根本代表不了黨中央和中央政府。他自知人大和國務院沒聽他的，便以權代法、赤膊上陣，公然宣布法輪功為邪教，並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指鹿為馬說“法輪功就是邪教”，制造了國家給法輪功定性的假相，以假亂真欺騙世人。其實那只不過是政治宣傳，並無法律效用。與此同時，他也加緊了篡奪國家行政權力的步伐。

憲法第三章第二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了防止個人獨裁，並沒有賦予國家主席參與國家行政管理的責任和權力，因為那是國務院總理的職責。但是江澤民在中央以法輪功劃線，清理“階級隊伍”，夥同李嵐清接管了政府總理的工作，讓朱容基靠邊站。他下東北、奔西安、親自操作國企改革；他主持全國技術創新大會，發表“重要講話”；在社會綜合治理誓師大會上定目標、做部署的也是他江澤民，他還煞有介事地親自過問傷亡事故，做批示、下保證；就連地質學大會、計算機年會等這種專業學術會議，也充內行、當專家、到會做主題演講，更不必說國際論壇了，他還時不時地接受新聞媒體專訪……。事無巨細、內政外交，這位黨的總書記兼國家主席都要拖著傷殘了的身體親自管理、一人包辦。捧場伴駕的也還是李嵐清、曾慶紅、丁關根、羅幹這幾個鎮壓法輪功的幫兇，鞍前馬後、搖唇鼓舌、雞犬升天，整個一群跳梁小醜，把堂堂國家總理擠兌到冷板凳上。無奈，在江澤民大包大攬國企改革之時，總理遠離京城去昆明遊覽世博會；在江澤民為減輕農民負擔慷慨陳辭，發表“重要講話”之時，總理只能為減少給農民打白條籌款；在江澤民大刀闊斧地調整農業結構之時，總理只好下到糧站為建糧庫搞倉儲煞費苦心；當江澤民為西部開發的形象工程好大喜功之際，總理黯然走進戈壁沙漠、黃土溝壑，面對建國50多年還不能吃飽穿暖的窮苦百姓而傷心發愁……，空抱著為國為民的雄心壯志和卓越行政的滿腹經綸，難以作為。是否再被扣上一頂什麼政治帽子也未可知。

當前的中國政壇一派邪惡當道、忠良受氣的淒涼。自江澤民篡權以來，原本在幕後做黨務工作的組織部長曾慶紅、宣傳部長丁關根、政法委書記羅幹都跑上前臺，不但成了中央電視臺的領銜主演還跑去上海APEC會議風光一番。難怪人家說“中國主管業務的朱容基總理、吳邦國副總理、吳儀國務委員這些該來的沒來，既無行政官銜又都不學無術的曾慶紅、羅幹這些不該來的來了。”這不是江澤民拉幫結夥、篡政奪權的生動寫照嗎？江澤民亂黨篡政以後，更肆無忌憚地動用一整套國家機器迫害修煉人，包括檢法、新聞輿論、科教文衛、企事業單位、街道居委會等，無所不用其極。但卻不是中央政府和執政者的意志，於是反過來他又通過鎮壓法輪功進一步加劇了他全面篡政危害民族和社會的圖謀。

發稿：2002年1月22日    更新：2002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