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億農民的吶喊，還我人權！

農民、從一九五八年起成了二等公民

農民，是指沒有城市戶口的公民，是一種身份，不是一種職業。職業可以選擇，而身份卻是生死相伴，還要子孫世襲。如果不是考上大學、當了公務員或者軍官，農民就只能子子孫孫是農民。

一九五四年，中國政府在其憲法中也規定了中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
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 中國政府也在其憲法中肯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款。

然而，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卻通過了嚴重違反人權準則、將農民視為奴隸的“戶口登記條例”。從此農民，成了世襲的奴隸、世襲的身份。昔日，農民們遇到荒年，至少還可以出去逃荒要飯。如今，他們不得不被迫承受，比要飯還要悲慘的命運。

有誰不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的中國裏，有誰不指望憲法和法律能夠給所有的公民以平等保護。這些，既是政府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文明社會的起碼要求，但對奴隸來說，一切全都成了泡影。

舉世無雙的國內簽證制度

中共政府規定，一個農民如果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是，一個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理暫住登記，這又是何等地不公平？

按照戶口條例的規定，如果農民因私事離開常住地外出，居住時間超過三個月的，應當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延長時間或者辦理遷移手續；既無理由延長時間又無遷移條件的，應當返回常住地。這，就是中共國內護照制度，到期了就得趕緊續簽，如果審查通不過，你不自動離開，那就是非法居留，警察會將你拘押，送到收容遣送站，驅逐出城。

常住暫住，不是依據事實本身，而是根據法律的規定。你不想“常住”也必須“常住”，你不願“暫住”也只能“暫住”。一個農民離開了他的出生地，竟然如同到了異國他鄉一樣，荒唐地要在自己的國家辦理“暫住證”。試問，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有這樣的法律和規定？

國內有流動人口八千萬到一個億，申領暫住證的大約有四千萬人左右，以每個暫住證一百元計，公安部門每年就至少可以收四十個億！如果，一個新疆或者西藏貧困山區的農民來到北京或者昆明，花掉幾百塊錢的路費，首先要花二百元把暫住證辦了，否則就不能租房，沒有房子住露宿街頭又是違法，就可以被收容並遣送回原籍，還要交一筆不菲的收容遣送費....他們一年的收入，就這樣全部打了水漂！

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中共政府終於簽署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十二條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當然，我們也沒有理由忘記中共政府一九五四年公布的憲法承諾。

在自己的國家，自由遷徙有罪？

請看“北京晚報”上“法制周刊”二○○○年二月十六日的一篇新聞報導： 昨天（大年初幾），當記者（沒有北京戶口者不能當記者）來到位於昌平北安河的市公安局收遣站，看到這裏出奇的冷清（嫌不熱鬧？），只有幾十人（在這裏過年的人太少？）等著被遣送（押送？）回鄉。可是就在幾天前，情形卻大為不同。副站長丁連江告訴記者，春節前這裏最多時有將近一萬人（請問遣送站有幾個房間，每個房間要住多少人？），一天蒸窩頭就要五噸（還吃什麼？）。除夕夜，他們用火車送走了最後一批盲流，節前的一個多月，他們一共組織了一百二十三節火車車廂，遣送走了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人。記者了解到，去年是全市遣送盲流最多的一年，創下了歷史紀錄（成就？），達到十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九人，出動警力九千九百四十人次，而在此之前，每年不過收容遣送四萬到六萬人（可以估算一下，中共國每年有多少人被收容遣送）。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這裏一天就收容了四千一百六十七人，創下了北京日收容的最高紀錄（為什麼這一天會那麼多？可能是進行了大搜捕）。

上海“新民晚報”二○○○年九月一日的一則報導：“從現在起到九月底，本市警方將出動一百臺巡察車輛，用於收容在街頭的流浪、乞討、露宿、賣藝等外來三無盲流人員，以維護本市的治安穩定和國慶期間的良好社會秩序。”流浪和乞討，在中國竟等同於違法！

然而，除了流浪、除了乞討、除了露宿，“盲流”們還有什麼罪過？他們違犯了治安管理嗎？沒有！他們涉嫌犯罪了嗎？也沒有！也許，中共政府不願意見到城市有貧民窟。可是，那些年收入只有幾百元的農民，他們生活的農村又叫什麼窟呢？！如果，農村比這種狀態要好的話，他們會到城裏來嗎？

一個農民，昨天還在工作，由於今天就業限制法令的出籠，飯碗被砸了，已經沒有了“正當生活來源”，流浪乞討也不行，於是就成了被收容遣送的對象！進城謀生的農民，失業是違法，沒有同情，沒有救濟，還要把人身自由給搭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這樣被逼上了貧窮和犯罪的絕路。

天生的賤民，沒有勞動的自由？

如果我們翻開“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它們刊登的招聘廣告中照例有這麼一條，那就是“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中國又有哪個城市不這樣做呢？沒有！然而可悲的是，竟沒有人控告這些媒體刊登歧視性廣告，更沒有人控告用人單位進行歧視性招聘。

其實，就是去告，也沒門！為什麼一個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沒有勞動的自由？江澤民不是一再聲稱“生存權是首要人權”嗎？可當農民被認為是天生的賤民，甚至連工作吃飯的權利也被剝奪時，這些“生存權”的發明者又跑到哪裏去了呢？

中共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中國政府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采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一權利。”這就說：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某地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因此，當一個公民感到自己的勞動權受到侵犯時，他就可以提起民事訴訟。

不幸的是，狀告無門啊！那些進城謀生的人們，他們大都是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而勞動能力如果不能賣出去，那就等於零，他們也就沒有了面包，沒有了住房，沒有了在城市居留的資格....

如果呆在農村，說我們沒有市場經濟意識；如果外出尋找工作，又會被稱為盲流；如果我們憑自己的能力進城找到工作又說是搶了城裏人的飯碗！那麼結論只有一句話，農民是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一切的一切都是農民打娘胎裏帶來的錯。

農民並沒有去強迫誰必須雇傭自己，他們是靠自己的血汗和辛勞！難道這也叫搶飯碗？難道這也是罪過？農民沒有工作時，沒有保險沒有救濟金；農民生病時，如果沒有現錢，醫院就不會收留，只能挨到油幹燈盡被扔進爛葬場為止。對於農民盲流而言，與其是在打工，不如說是在玩命更切合實際！

我們真誠地希望，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能夠自由、幸福和有尊嚴地生活。


發稿：200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