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朱瑞祥一案的荒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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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祥是我的湖南邵陽老鄉，也是老同學。1989年他在邵陽市電臺做編輯時，就卷入了新聞界的民主運動。八九民運失敗後，我首先被關押在邵陽市收審所。記得有一天，電視臺記者來拍攝預審我這個“反革命”的鏡頭，以教育邵陽廣大人民群眾，朱瑞祥居然有能耐跟隨他們進了戒備森嚴的收審所。當著別人的面，他只對我說了一句：“多保重！”然後聽見他和收審所幹警說話，問是否可以給我優待，讓我住條件好一點的監室，那個幹警回答說不行。我只能在那個炎熱的夏天，和一群刑事女犯擠著睡在一個通鋪上。　　

出獄那年，朱瑞祥又到我家來看望我，他驚訝我的精神狀態還不錯。談起我的判刑入獄，他說許多人都不解：茉莉一個不懂政治的女人，怎麼突然就成了小有名氣的政治犯。我開玩笑說，這是社會主義監獄的優越性，它們能把一個普通女人制造成真正的政治犯。　　

沒想到十二年之後的今天，竟然輪到朱瑞祥當政治犯、坐上社會主義監獄了。他被判的刑期和我的一樣，也是三年，但罪名卻比我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要嚇人，居然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天啦！他的全部“罪行”，只是給12個朋友轉發了海外網刊《大參考》，這個“國家政權”就認為自己被“顛覆”了--《大參考》的威力太得出乎我們的想象之外！　　我一直認為當年我被判三年徒刑是“罪有應得”，一點也不冤枉。那時李鵬政權明明在北京宣布“鎮壓了反革命暴亂”，我還要傻乎乎地以身試法，去為北京的反革命暴亂“鳴冤叫屈”。這等於是送貨上門，一些不願看到女人坐牢的邵陽老鄉，想保我也沒法保。　　

但中共官方定下朱瑞祥的“罪行”，既冤枉又滑稽得可笑--他們竟然把海外網刊《大參考》當做法律依據。十幾年來，朱瑞祥先在廣播電臺工作之余當兼職律師，後來又任律師事務所主任，其法律知識的合格程度是經過考試的。這次在法庭上，他為自己辯護說，自己不知道《大參考》已被中國政府定性為“敵對刊物”，因此，盡管他在客觀上實施了利用互聯網傳播海外郵件的行為，但主觀上不具有煽動推翻中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故意。按照中國刑法，沒有“主觀故意”就不構成這一類犯罪。　　

這個辯護理由是非常正當充足的，因為，中國政府沒有在國內任何媒體、任何公開法律文件上，向全國人民宣告：由美國李洪寬創辦的那個《大參考》是敵對刊物，禁止閱讀和傳播，違者必究。不知者不能怪罪，沒有明文立法，老百姓無從遵守，政府也就無權懲罰。但是曾經判我徒刑的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居然在朱瑞祥的刑事判決書（二零零一邵中刑初字第一一五號）中堂而皇之地寫道：“經查，《大參考》的標題上明確標有‘專門散播各種受中共查禁的新聞和評論’，且該刊物攻擊我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容顯而易見。因此，對上述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我真是為我們家鄉的司法人員難過，他們怎麼會糊塗到這種地步。即使要整治迫害朱瑞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必把《大參考》上的一句話搬出來做依據？李洪寬又不是中國最高立法院院長，他說他傳播的那些新聞和評論是被查禁的，中國司法部門就真聽他的，就能把他的話引用來給人判刑？　　

朱瑞祥一案的荒謬之處還有，邵陽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翻查朱瑞祥的電腦，把朱從未發表過的私人日記，拿出來作為根據，證明他有推翻共產黨領導和顛覆國家政權的思想根源。這近乎文革時代的“腹誹罪”，完全是封建時代的“文字獄”了。

今天的中國司法部門倒行逆施，恢復文革做法，發展了罪刑擅斷的封建法制傳統，肆意擴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範圍，嚴重侵犯公民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朱瑞祥是中國司法逆流中的一個受害者，我建議國際法學界對這一荒謬案件進行研究。


發稿：2001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