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與官場腐敗直接相關

隆隆的坦克聲壓倒了學生反腐敗的呼聲。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室主任鮑彤說，暴力鎮壓給腐敗分子送出一個明確的信息：“把要求反對腐敗的學生鎮壓下去，本身就意味著給腐敗升起一個最大的保護傘，給他們鼓勵，給他們壯膽，告訴他們，反對腐敗的學生已經被我們鎮壓了，你們可以放手地幹，除此之外，還能夠明確無誤地給人家什麼暗示呢？”

痛恨他人腐敗也痛恨自己沒腐敗機會

6.4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認為，1989年學生運動遭鎮壓，也直接有效地阻止了普通民眾參與推動中國的反腐敗和政治改革：“我想，當腐敗走到今天這一步根本性的原因當然還是因為權力機制的問題，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是，在6.4之後腐敗非但沒有被遏制，中共一再提出反腐敗，反倒是腐敗越來越大，跟6.4鎮壓有直接關系。6.4學生提出的主要訴求是反腐敗，結果是面對機槍和坦克的鎮壓。政府這樣用暴力的手段來壓制學生反腐敗的要求，使得社會對反腐敗的要求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來自社會下層，來自民眾，來自公民社會的強大壓力。”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說，時至如今，中國民眾對腐敗已經產生了麻木感。一個對腐敗已經喪失了道德羞愧感的國家和民族，在根除腐敗方面的難度可想而知是巨大的：“老百姓在痛恨腐敗的時候，那是因為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所以痛恨腐敗應該是：痛恨他人腐敗和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官員們貪汙起來我看是沒有什麼道德羞愧感了。老百姓對腐敗的容忍度也已經非常高了。”

現在不僅僅是老百姓對腐敗的容忍度高，就連被王丹稱為中國社會最敏感的階層--青年學生看起來很多人也對腐敗保持沈默了。被中國當局指控為6.4學生運動背後的黑手之一，中國自由派作家劉曉波認為，跟12年前不同的是，現在很多年輕人認同現存的社會秩序。他說，有兩個主要原因導致他們根本沒有反腐敗訴求：“一個是理想主義的覆滅，另外一個就是從利益上講，很多大學畢業生畢竟在競爭起點上有知識方面的優勢，包括互聯網等新經濟領域中的一批人都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這批人對政治改革絕望之後，進入經濟領域，能夠找到比較好的位置，逐漸成為現行秩序的受益者，成為單項經濟改革的受益者，因此從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也不會有反腐敗的訴求。”

利益使知識分子缺乏反腐敗動力

劉曉波還指出，1989年中國知識界面臨一個讓他們難以接受的現實，那就是“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然而現在中國的知識界已經跟1989年時截然不同，他們可以利用自己在文化知識領域方面的優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市場，可以獲得不錯的生活方式。因此劉曉波認為，利益約束了他們，使他們缺乏強烈的反腐敗動力。他說，不熄的公正感與社會正義感只能在極少數的知識分子身上找到。

不過，王丹認為追求物資利益並不是什麼過錯。他說，這是人類本性，無可厚非。他說，現代青年正處在一個歷史回流，學生的政治訴求未來還會出現高漲：“如果說歷史是一個潮流的話，任何一條大河雖然往前走，也會有回流。從89年到現在的十幾年時間，應該是中國社會發展上的一個回流，也就是說，在機槍坦克血腥鎮壓下的政治高壓，會導致社會出現這樣一段現象。尤其是政府高度壟斷信息，那麼廣大民眾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會有一定的顧忌，因為他們要考慮到安全各方面的社會壓力。所以我想責任並不在青年學生這一邊，而是在政府的強權壓制。但是我想政府的高壓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一旦控制逐漸減弱，我相信來自青年學生的政治訴求又會高漲。”

鮑彤也認為，現在年青一代對腐敗現象表現漠然，是政府高壓統治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組織能力比當年的國民黨大得多。當時的國民黨統治時，如果我在這個地方沒有飯吃，我在別的地方有飯吃。現在的學生，如果在6.4當中立了案，受過逮捕，受過整，那麼現在什麼地方才能找到工作呢？全國960萬平方公裏，哪裏有一個可以讓6.4坐牢的學生坐下辦公的地方？有這樣一張桌子嗎？”

反腐敗靠政治體制改革

鮑彤相信，青年學生仍然是中國政治氣候的寒暑表、溫度計。現在之所以沈默是氣壓太低，是沒有辦法：“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更深層的東西，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種民主制度。有了這種制度，就可以從根本上制裁腐敗，暴露腐敗。讓腐敗沒有容身之地。”

何清漣則認為，學生運動是社會公眾參與政治的一種街頭政治形式。不能說是一種成熟的政治形式，雖然有可能促使社會改良，但絕對不是一種解決方式：“腐敗不是靠學生喊口號就能解決的。學生喊口號只不過是社會公眾的一種表達方式而已。不能說，現在的腐敗因為學生沒有喊反腐敗就腐敗了，也不能說，比較認同腐敗腐敗就更嚴重。”何清漣認為，任何公共權力從它產生之日開始就必然產生腐敗，唯一的制衡方式就是把它置於社會監督之下。然而中國政府的權力幾乎不受任何監督。何清漣說，人們總是說“輿論監督權力”，而中國的現狀是“權力監督輿論”誰能說話，能說什麼話都在權力的監督之下。因此何清漣指出，反腐敗的根本是政治體制的改革。

發稿：2001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