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與中共權力

〔編者按〕本文深刻分析了法輪功產生的歷史條件和它的社會作用，並向中共當局進了逆耳忠言。議論精辟，發人深省，但不知中南海有此識見者能有幾人？那將是中共之福。

法輪功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反映了社會危機深重。它是今日中國社會無助的弱勢族群的精神寄托。法輪功有“迷信”的成份，這是一切宗教都有的。用暴力對付最無助的弱者，使政府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暴力對付宗教只能激化矛盾，加深危機。中共唯一的出路是停止迫害法輪功，實行政治改革。

法輪功興起反映了社會危機

法輪功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比八九年事件更為重要。法輪功一再引發中國的政治事端，但法輪功本身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意識形態的，而是宗教的──中國民間宗教。如果說八九民運更多的表現了中國人對於民主的理想要求，那麼法輪功則更多的反映了中國社會深重危機的現實。

中國以儒家文化為正統統治思想。儒家文化作為非神的人文文化，其本身有欠缺。因此歷史上，中國始終有廣泛的民間宗教和法術活動。在社會正常的狀態下，這些宗教、法術是中國正統文化的補充，是民間文化的一部分，它是零散的、平靜的，小範圍，限於個人生活，無關宏旨。但當社會發生嚴重危機，其活動也由宗教轉向社會、政治和軍事，進而構成社會大規模的活動。因為人民喪失了起碼的生存條件和安全，自發的宗教便成為他們自發的組織，成為他們唯一的希望與安全的寄托。它表現了他們走投無路，生存和精神的危亡狀態。它們的出現說明社會失去了正常的平衡，進入了矛盾不可解決的危亡狀態。

中共的興起也是靠「宗教化」

中共在中國的興起和勝利，本質上和這些宗教法術的興起是一致的。它是一百年來，中國內憂外患，不斷動亂、革命、戰爭、破壞的結果。中國如果不是危亡至極，人民塗炭無路，中共不會奪得中國，人民也不會接受它。而中共也是由早期政治組織，發展到軍事團體，進而「宗教化」而取得民眾，奪得中國權力的。它是勝利的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也曾經有過勝利）。中共如果沒有「宗教化」，就不能取得中國如此眾多之民眾；如果中國不危亡，人民也不會信奉它。四九年後，毛作為教主不斷神化，而他在創造神化烏托邦中把中國一次次帶入毀滅性災難。如果中共指法輪功是「邪教」，那他們本身也正是由於它的「宗教化」而吸引民眾凝聚力量，奪得權力，控制中國的。而以後中國所不斷發生的災難，也即由其精神之「偏邪」所至。

中國社會可能崩潰的預兆

在正常的社會，出現各樣宗教活動是正常的。但法輪功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得到如此之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卻屬異常。它說明中國的社會到了危機深重的地步，甚至可以說它是其崩潰的先兆。毛為了建立自己的神話王國，對中國進行了瘋狂而徹底的破壞。由經濟到社會結構，由文化到風俗禮儀，由教育到語言，由宗教到家庭飲食衣著，其破壞的規模和徹底為中國歷史前所未有。他使中國除他以外無所信奉，無所知道，無所遵從。他以暴力和破壞建立他個人絕對的神化權力。但他的暴力和破壞最終也摧毀了他的神話和主義。伴著他的死亡，共產黨的意識隨之開始瓦解。中國重新回到它的世俗社會。但這已是毀壞殆盡一片瓦礫的世俗社會；是沒有傳統、文化、信念、公義、道德、規範的世俗社會。這是一個危機重重不可能有正常秩序和生活，而只能是畸形、腐敗、野蠻無序，唯有依靠極權暴力和官僚利益來維持的社會。

法輪功的出現應合了中國社會的這種現實。法輪功成員多是中國社會下層人民。他們面臨三重危機：一、生活；二、社會；三、精神。由於沒有法律和正常的秩序，中國經濟畸形野蠻地競爭發展，分配極端不合理，因而把大批底層人民拋入難以維生的困境，無人關心無人救助。免醫治病，是其成員練功的直接原因。再，社會的野蠻、腐敗、不公正，無法律無公義，惡道橫行，能力弱的民眾處於赤裸的被欺負掠奪的狀態。他們沒有依靠，亦無能申訴，這使他們對社會絕望。法輪功倡善，不斂錢財，集體練功，在絕望中給予他們道德與情感的慰藉和召喚。還有，共產黨對中國文化和宗教的長期破壞與迫害，使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處於嚴重的荒蕪饑渴狀態。他們需要寄托，卻沒有寄托；需要信仰，卻沒有信仰；需要慰藉卻沒有慰藉；需要希望，卻沒有希望。社會需要精神信仰和文化慰藉，但卻破壞得已沒有成熟的精神文化可以提供，於是它只能重新產生。法輪功就在這時產生了。法輪功作為一個學說在中國社會如此迅速廣泛地傳播擴展，而且成為一種宗教，是必然的。它反映了中國後共產黨社會內部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精神危機。因此可以說，法輪功的興起是中共半個世紀的極權暴力統治的結果，是中共喪失理智瘋狂破壞的結果，是中國社會危機的產物。它是中國社會可能崩潰的預兆。

向弱者施暴的政府失去存在理由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這個政權半個世紀以來迫害中國人民的繼續，是繼「六四」屠殺後的另一種屠殺。這個權力的本質就是要統治人民。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也還是以民為本，但是中共權力卻一向是以其權力（甚至是個人權力）為本。這就註定了它和人民的對立。四九年後，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政治災難都是這個極權權力對人民的摧殘迫害。它一旦感到（僅僅是感到）權力受到威脅，便施以極端暴力，沒有法律、道德牽制，甚至不惜毀滅整個社會。五七年反右如此，文革如此，六四如此，此次法輪功亦如此。這是他們權力的傳統。

如果說六四的參加者主要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尚有政治理想和要求，那麼法輪功的成員主要是中國社會的底層並無政治意識的人民。他們處於中國社會最不利的位置，在殘酷畸形的經濟競爭中，他們是弱者，缺少競爭的能力和心態。而眼下中國社會腐敗野蠻，又無生存保障。（資本經濟的早期發展是以對下層人民的掠奪和生存淘汰為代價的，這是無奈的事。）他們本應被社會關心同情，但他們卻沒有依靠和指望。他們接受法輪功，無非是免醫治病，求個精神的寄托和慰藉，這是他們孤零無助所致。他們在社會的「進步」中失落，政府無視他們，社會不幫助他們，他們投向法輪功，在微弱的生存中求得個人精神的慰藉，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他們本是和平、不問政治的，而中國政府居然亦不允許。因為政府害怕他們結夥，威脅自己的權力，於是迫之，害之，投入監獄，毆打致死。一個政府把它的暴力施向那些生存能力最微弱，對社會根本無害的人，它本身即已沒有了政府的意義，而只是蠻橫的暴力。至此，這個權力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

「真善忍」對社會有益無害

法輪功的基本教義無可指責。「真、善、忍」體現了東方傳統文明的基本精神，對社會有益無害。特別是對中國這樣幾經破壞的社會，更是有益無害。「真、善、忍」的提出，正是由於中共半個世紀對中國社會的統治過於殘酷暴虐。如果中國的權力在如此長久的時間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宗教，進行了如此殘酷毀滅性的暴力破壞，那麼他們有什麼理由譴責法輪功和人民對它的信奉呢？法輪功起碼是和平的，向善的，忍耐的，而非暴力破壞的。「真、善、忍」幾個簡單的詞即聚集了幾千萬人，充分說明了中國社會的危機，說明了民心對中共權力的背離，說明了共產黨意識在中國的徹底完結。中共如此鎮壓法輪功，因為他們預感到他們命運的結束。他們的權力已經沒有了基礎。

任何宗教都有神秘成份

宗教不是科學，不能以科學要求，任何宗教都有其神秘「迷信」的成分，否則不成其為宗教。至於法輪功成員發生死亡的現象，按照數據統計其在總人數的正常比率之內。這不足以證明法輪功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就是醫院也有非正常死亡的發生。最近有人自焚，這是共產黨權力殘酷迫害，激化矛盾的結果。這些受害者無法阻止政府的暴力，亦不許申訴他們的理由和冤情，他們只有焚燒自己伸張正義。事情如此悲慘不幸。

不可用暴力解決宗教問題

至今，法輪功已有一百多人被迫害致死，而且迫害仍在繼續。現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遠遠超過了對「民運」的迫害。

宗教是復雜的問題，是對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考驗。需要有寬容的精神，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相應的法律。歸根結柢，它需要社會本身的正常和穩定。宗教不能以簡單的政治手段，尤其不能以國家暴力解決。如果宗教未衍成暴力，就不能動用國家機器，而只能用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方式相互彌補調和，使之成為對社會有益的因素。宗教，不在於它真或偽，對和錯，而在於它是否合乎法律，是否危害或有益於社會。從根本上，人不能避免宗教。一個社會必須接受宗教的存在，給它合理的位置和空間，與之和平共處。

共產黨是暴力化的宗教

共產黨由唯物主義開始（這裏我不是指一般的共產主義學說和一般的共產主義者），使自己成為最極端化的政治暴力化宗教（「邪教」）。由於它具有宗教性，因此它排斥所有的宗教，以暴力摧毀消滅之，欲以自己一家之教一統天下。在蘇聯的歷史中，在中共的歷史中，這再清楚不過。毛後，中共有了世俗化的轉變。但是，在其中心集團，他們的意識深處也還是以獨我的「唯物主義」的教義看待世界。因此，從根本上他們不能容忍「異教」法輪功的存在（如果他們有力量，如果現在基督教、佛教、沒有歷史和國際之背景，他們也將同樣不能容忍，他們曾經對其消滅之），非斬草除根不可。因此，他們對法輪功的迫害「源遠流長」，有很深的傳統和情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權力不可能寬容、多元地看待人和世界；更不可能放棄意識形態，依於法律，民主地管理國家。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專制，如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如三十年代國民黨，他們是極權專制──專制的極端化（專制與極權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的極權源於他們偏執、極端、不容異己的狹隘心理。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大災難。

鎮壓法輪功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中共權力對法輪功的鎮壓不僅殘酷，違背人權，而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甚至愚蠢。

中共依於暴力奪得權力，依於暴力控制國家為所欲為，他們把政治退化到最簡單的暴力殺戮與強制。「槍桿子」與「專政」是這個權力的本質，也是他們的歷史與傳統。毛以此發動「反右」、「文革」；鄧以此鎮壓「六四」；江澤民以為以同樣的方式也可以消滅法輪功。他們習慣了他們的蠻橫。但是，今天已不再是昨天。世界已經變化，中國已經變化。共產黨已經沒有了昨天的權力基礎；法輪功也不是昨日毛澤東的信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暴力是有限的，權力是有限的，共產黨需要明白這個道理。當社會進入危機，人的存在陷入絕境，任何權力、暴力都無濟於事。人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屈從權力、暴力的。

中共（主要是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實際上已經失敗。法輪功沒有銷匿，也沒有屈服，反而贏得更多的同情；而中共則更徹底地喪失了民心；就其內部也由此更加分裂，江本人也為之更加孤立。在國際上中共人權形象進一步下落，為此遭到世界輿論的共同譴責。事情並未到此結束，江澤民詣旨孤行，把鎮壓法輪功進一步升級。但這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而只能是把更多的人投入監獄，把更多的人摧殘致死，使民怨沸騰，加深社會危機；同時也使共產黨權力更加脆弱，激化其內部紛爭。至今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法輪功可以就此屈服消滅。看來，江澤民難以收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江澤民自食其果，大權旁落，中共被迫對法輪功作出相應讓步。中國社會如果不想就此崩潰，恐怕只能如此收場。

極權專制只能激化社會矛盾

法輪功事件表明了中共權力暴力的限度，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僅僅依靠極權專制就能控制的。極權專制只能激化社會的矛盾和危機。科技、經濟的發展一定使社會走向權力分散。所謂現代社會，即是社會經濟、文化、信息、交通、民眾生活自身運動的社會，而不被單一政治權力所控制。中國一方面發展經濟，一方面強化極權權力，這種背道而馳的做法只能導致中國社會的崩潰。如果法輪功由中國社會自然發生（社會需要），而又沒有違背社會的基本規則，遵從法律，且又形成了它的社會力量，占據了一定社會空間，那麼就應該（哪怕是只能）承認它的存在，無論其有怎樣的信仰和意識。政治權力是有限的，它的行使不能超出法律的限定，政治不能取代一切，也不能解決一切。社會的問題、宗教的問題、文化的問題應該交還給社會、宗教和文化。今天，政治權力為所欲為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共應該從法輪功得到教育。

停止迫害法輪功，實行政改

中共一向認為中國的權力是他們浴血奮戰得到的，因此也要浴血奮戰予以捍衛。他們把國家民族種種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意識、社會問題統統簡化為權力與權力的爭奪。這就是他們政治的歷史。這是中共給中國帶來一次次災難的根本原因。法輪功本來是社會問題，進而是宗教文化問題。這本來可以用社會、宗教文化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是他們一定以為法輪功威脅他們的權力，要亡黨亡國，於是將其激化為政治問題，發動全社會剿滅法輪功，迫害致死一百多人，把大批的無辜人民投入監獄，給整個中國帶來混亂，民怨鼎沸惶惶恐恐。他們自造社會危機。八九年之事，本來不至於流血，學生抗議政府在現代社會再正常不過，但是中共權力卻一定認為這是顛覆共產黨，於是有「六四」。此次法輪功又是如此。由此再上溯到「反右」、「文革」，中國的政治災難一目了然。權力的目的不是權力，而是對國家與人民的責任。中共如果不由之改變──放棄權力的永久性壟斷，把權力逐步交還給國家，那麼中國將永無寧日。他們將永久不休地進行政治運動和鎮壓。

停止迫害法輪功，實行政治改革，把權力歸還國家，這是共產黨必須作出的選擇。

發稿：200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