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集團殘害法輪功學員紀實(七)：山東濰坊迫害19名學員致死

時至今日，已有19名法輪功學員在山東濰坊被殘酷迫害致死，他們中有憨厚老實的農婦、年近古希的老人、省特級教師、在校大學生、普通職工、國家幹部等，他們胸懷慈悲，飽經滄桑、歷盡魔難，坦然無畏地用自己的生命告訴了世人：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宇宙的真理“真、善、忍”。他們故事，每一個都是一首驚天地、泣鬼神的正義之曲，每一個都是一部江澤民殘害法輪功學員的歷史寫照。

王愛娟，女，43歲，原濰坊市第一棉紡廠職工。2001年4月2日晚與李志蓮、宋洪芝一起被抓，關押在坊子鎮派出所，遭毒打，絕食抗議。4月6日晚，王愛娟生命垂危，被送入寧家溝鎮醫院，後來轉坊子區人民醫院，當晚死亡。王愛娟被“打得很慘”，能見到的部位頸部、兩手臂發紫。公安謊稱她因病突然死亡。王愛娟屍體已於4月8日被強行火化。現在王愛娟家人被恐嚇。另兩位知情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下落不明，生死未蔔。坊子區人民醫院全體員工被強令嚴密封鎖消息，不得走漏半點風聲。坊子區國安大隊隊長邵洪偉、副隊長王傳峰，打手孫傳信等的殘暴不堪言狀，晚上，這些暴徒們把法輪功學員頭上套上麻袋，關上燈毒打，曾有的女法輪功學員陰部都被撕爛。

王秀娟，女，37歲，濰坊昌樂縣馬宋鎮馬宋村。於2001年2月13日在當地敬老院被毒打致死。王秀娟與7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禁近5個多月，在此期間，由於家屬對這非人的虐待看不下去，把她帶回家裏，被專管組的人員發現，鎮委便派了人去大打出手，用車把人又拉回去進行拷打，以轉化為名進行非人性的折磨。鎮政府聲稱王“上吊自殺”。學員都被高額罰款，先後共已達數十萬元，縣裏還發給打手幾萬元獎金，鼓勵他們的犯罪行為。

劉述春，男，38歲左右，山東省濰坊市昌邑縣宋莊鎮三大丈村。2000年底，因煉法輪功被判勞教，於2001年初在濰坊市昌樂勞教所裏被活活打死。整個身體大面積呈深度黑紫色。為了掩蓋罪行，勞教所當局把劉述春的頭部全部包紮，無法看到他被打傷的真實面容。屍體現已被強行火化。 他的妻子也因煉法輪功被勞教，現在濟南女子勞教所關押。家中有高齡父母和7歲的小女兒無人照顧。

婁愛卿，女，34歲，濰坊市鄉鎮企業局職工。她的丈夫紀君也進京上訪被勞教。

徐冰，女，33歲，濰坊奎文區公安局戶籍科工作人員。

徐冰、婁愛卿二人因煉法輪功曾被多次拘留並停職。 2000年12月20日晚七時許，在青島黃島區貼“真善忍”，“法輪大法是正法”的不幹膠片時，被抓，
後被濰坊公安拉回，關押在奎文區拘留所。25日下午5時許，公安通知家人說婁於24日早5時死亡。家人於第二天到火化廠，那裏已布置了警察，婁被化了濃妝，發現身上多處傷痕。28日徐冰已被火化。次日，婁愛卿也被火化。 得知這是婁的家屬在看到死者的慘狀時用照像機拍了身上的傷痕照片，公安對親屬和工作單位進行了威脅，被索去了拍攝的底片，公安對社會封鎖消息，對內說死於心臟病，並強迫二人家屬要強行火化屍體，徐冰的8歲男孩和婁愛卿的11歲女孩就這樣失去了母親。

孟慶錫，男，40余歲，濰坊市坊子區木村鎮孟家村。2000年9月30日晚，在家中無故被抓到鎮司法所。鎮政府明確下達命令：只要每人交上2000元錢，立刻就可以回家。鎮政府白天逼他們回家借錢，晚上抓他們回司法所"轉化學習"。如果白天借不到錢，晚上便遭酷刑折磨……就這樣他們夫婦倆和其余20多名法輪功學員在司法所渡過了近60個日日夜夜。11月20日晚，孟慶錫在木村鎮司法所被喪失人性的鎮政府邪惡之徒活活打死，當即強行火化，並當場埋葬。它們卻以"孟慶錫怕勞教"為由，給他扣上了一頂"畏罪自殺"的大帽子。

王五科，男，20多歲，山東省濰坊高密市。2000年10月1日到北京證實大法，被當地公安押回，同車的有近100法輪功學員。王五科不願被邪惡帶走，從車上跳下，跳下後昏迷。被送去醫院，在醫院去世。

王意新，男，61歲，濰坊市坊子區溝西鎮郭家村，修煉前身體行動不便，多種疾病纏身，修煉後騎自行車幾十公裏都不累。2000年6月30日鎮委副書記宋長春為首的把王帶走，關在公路站院內，非法拘禁40多天。在此期間老人每天睡在滿是水的水泥地上，唯一的一件鋪在地上的衣服也被搶走。每天承受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非人折磨。最後難以承受，用絕食來抗議2天，第3天時把老人放回家，回家後老人不能吃飯，躺在床上，臉色蠟黃，大小便不能自理，事隔不久便離開了人間。 宋長春帶領打手們曾兩次毒打學員，晚上把燈閉掉，用麻袋把人扣上，一陣亂打，竟下流無恥地擰女學員的大腿內側，亂抓、亂打、用腳踢下身。宋長春曾喪心病狂地說過：XX黨打死人不償命。

玄成喜，男，61歲，濰坊市濰城區北關東夏莊。他為人善良厚道，在村中享有盛望，對於他被政府活活打死這一血的事實，村民們驚得目瞪口呆。 於河鎮是山東省濰坊市濰城區“七大轉化點”之一。2000年10月1日過後，二十余名法輪功學員被抓至鎮政府，法輪功學員進京上訪被抓回後，酷刑拷打，打得昏死數次。，有一學員實在承受不住酷刑的折磨而說出真相宣傳材料是從玄成喜處得到。於是，玄成喜於十月十二日左右被拖至於河鎮政府，在打手滁永生（鎮政法委書記）、陳永華（鎮綜合辦主任）、鎮工作人員陳龍山、武裝部部長楊某某等人的輪番拷打中痛苦地死去。

張志友，男，45歲，山東濰坊市濰城區於河鎮。 夫妻二人因進京上訪多次被抓、慘打、總共被逼迫交上萬元。 10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被便衣騙至一處，後轉送濰坊駐京辦事處。10月6日淩晨，在押送途中張志友自知這次押送回於河鎮，即使不被活活打死，也會慘遭折磨，因為“中央”新的打壓、迫害法輪功政策已人人皆知，他們在邪惡的新授意下更有恃無恐，所以押送車行至滄州時，決定不如再次返回北京上訪，為大法洗刷不白之冤。便與其它四人在警察熟睡的情況下從車窗跳下，張志友身亡，於10月8日在滄州被強行火化。

路透社、法新社、中央社、世界日報等在2000年10月18-19日對玄成喜和張志友的死亡事件進行了報導。

馬艷芳，女，34歲，濰坊諸城陶瓷廠職工。2000年5月再次進京上訪被抓，送回單位後被繼續關押。馬艷芳不服，以絕食抗議，被單位強制送去諸城市精神病醫院，強制打針吃藥。住院兩個多月後，即農歷8月，馬艷芳被殘害致死。副院長丁一心稱馬是自殺。但據目擊證人說，死者脖子上雖有道很深的紫青色傷痕，但面部表情安祥，無任何痛苦掙紮的神態，舌頭亦未外伸，不似縊死的樣子。馬艷芳的單位聲稱：曾與她的父母簽定協議，其父母答應對馬的生死不再過問。馬的母親流著淚說：“我自己生的孩子，怎能生死不過問呢？”

周春梅，女，62歲，省特級教師，濰坊市濰城區。1999年6月進京上訪後一直被單位跟蹤、監視。1999年7月20日進京上訪，被半路截回後，強行拖至車上，雙臂青紫。1999年7月22日後被強行抄家。其後的日子裏，教委、單位每天去人逼其表示不再修煉法輪功並威脅如在規定期限內不表態就采取措施、關押等。在重大壓力面前，周春梅不妥協，並表示堅決修煉法輪功。

孫小柏，女，36歲，小學教師，周春梅的女兒。1999年7月27日孫小柏和其母周春梅一起被逼以死來維護自己的修煉信仰。

劉增強，男，22歲，濰坊市昌濰師專中文系99級文秘系學生。2000年7月14日(暑假)下午到北京反映法輪功真相，未到信訪部便遭公安劫持，慘遭毒打，學校威脅、開除，致使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年輕正直的劉增強不堪迫害，終於7月22日淩晨2點在昌濰師專教學樓前上吊死亡。自盡前，他咬破手指在白色上衣上用鮮血寫道：“法輪大法好”。 劉增強的三封遺書中包括給校系領導、給父母、給師父的，和被抓被打的經過。目前遺書已被學校收走。

王佩聲，男，68歲，山東省濰坊五金站離休幹部，原法輪功濰坊輔導站副站長。1999年7月20日後被監控，長期以來受到公安及有關部門的恐嚇和威脅。2000年6月27日，王佩聲進京上訪被押回濰坊再次拘留，每天強迫家人交納生活費40元，生活待遇極差，喝生水，吃鹹菜，有時幹體力活（挖土卸車）。於7月12日淩晨2點多在牢房中離開人世。

蘇剛，男，32歲，淄博的齊魯石化公司烯烴廠儀表車間，電腦工程師。據世界日報2000年6月18日報道，蘇剛今年曾三次到北京請願，被當局累計關押了三個月。據指出，五月二十三日，公安將蘇剛送進濰坊的昌樂精神病院，關押期間每天向他強行註射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由於家屬絕食抗議，公安於五月三十一日將蘇剛釋放。蘇剛回家後目光呆滯，反應遲鈍麻木，肢體僵直及不肯進食，身體變得虛弱，至六月十日，因心力衰竭而死亡。

李惠希，男，40多，濰坊壽光市侯鎮侯一村。進京上訪於2000年4月21日由壽光市公安局帶回到侯鎮派出所，當晚被公安人員活活打死，22日早屍體被火化。公安局恐嚇家屬不許聲張，給家屬4.5萬元人民幣，就此了事。

陳子秀，女，59，濰坊市濰城區北關徐家小莊。2000年2月16日，走在街上被抓至北關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帶至臨時成立的"法輪功轉化看管中心"城關街辦事處，政府官員用塑膠棍棒，電棒打她的腿、腳、後背下方，並用趕牛用的刺棒打她的頭和頸部。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陳子秀被逼赤腳在雪地裏爬，兩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嚴重淤傷，黑發上粘著膿和血，陳嘔吐並因虛脫而昏倒，她再也沒有恢復知覺。 <華爾街日報>頭版登出陳子秀被害的事情。

楊偉東，男，54歲，正團級轉業幹部，曾任湖南長沙要塞衛生所所長，90年轉業後為濰坊市濰城區藥檢所藥檢師。楊偉東未修煉之前身體極其虛弱，身患嚴重心臟病、重氣管炎、膽膜水等多種致命疾病，每天晚上都無法躺下入睡，一躺下就呼吸困難，氣喘籲籲，只能坐著睡。修煉大法之後，這些疾病不治而愈。 1999年11月19日進京上訪，至11月23日淩晨被濰城南關派出所抓回，緊接著被強行關押在南關派出所留置室，陰暗潮濕，終年不見陽光。 十五天後拘留到期，但單位（衛生局）又於12月8日強行將他送入區康復醫院精神病科男病房，並派專值人員看管，……醫院看楊偉東已經不行了，就叫楊偉東的家人接他回家。5、6天之後，於1999年12月25日晚，楊偉東與世長辭。

附錄一、華爾街日報：一個中國城市如何為控制法輪大法而訴諸邪惡暴力
附錄二、中共濰坊市委辦公室的紅頭文件原文：關於進一步做好法輪功處理工作的通知

撰稿：伊安-約翰遜

中國濰坊--這個坐落在塵積的公寓小區與擁擠的街道交織在一起的華北平原的城市，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不起眼，但有一點與眾不同的是：當地警察定期地將其居民折磨致死。

據受害者親屬及人權監督團體的消息，自從年初警察虐殺了一位58歲的退休者後，至少又有十名濰坊居民死於警察的拘押。所有死者都是去年被中央政府取締的法輪大法精神團體的修煉者。根據人權團體的報告，在全國13億人口中，至少有77名法輪大法追隨者現已死於監禁。濰坊的人口不足全國人口的1%，死亡人數卻占全國的15%。

原因何在？

答案根源於中國帝制，從那時就發展出的一套社會控制體系，至今仍被沿用著。對地方官僚施加強大的壓力使其與中央的意志保持一致，但在實施方面，則給予地方官員絕對的自由處理權。對於濰坊的官員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嚴格執行上面的命令，在他們管轄的地區徹底清除大批的法輪大法抗議者，至於采取什麼手段，則沒有限制。

這引發了一系列畸形以及最終導致悲劇的決定。在強大的阻止抗議者去北京的壓力下，濰坊官員在北京安排警察駐守，擁有自己的監獄，把拘留者送回原籍的“轉化中心”。在那裏拘留者遭受毆打直至放棄他們的信仰或被活活打死。根據城市官員以及曾被拘留的人說，自從高一級官員開始實施對下屬警察進行罰款─即每有一位抗議者到達首都，下屬警察就要被罰款之後，警察的殘暴行為就此升級。

除了對死亡原因做出解釋外，該市的輿論還指出這類沖突的未來趨向。明年春天就是鎮壓法輪大法兩周年了，北京仍未獲得成功。中共建政50年來，任何一個挑戰都遠未持續兩年。對該團體的鎮壓成為頑固政府和堅定信仰者之間的拉鋸戰。如同1989年天安門抗議，(拉鋸戰)在社會深層遺留了很多潛伏結果，並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痛苦過程中的又一標志。

濰坊看上去根本不象發生悲劇的焦點之地。的確，如果一個人想要尋找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的話，濰坊可能就是一個選擇。它具有著名的歷史，曾經做為商貿中心和絲制中國風箏的故鄉。今天它是中國富裕省份之一的一個小工業中心，人均收入稍高於全國的平均值。

象中國大多數城市一樣，與其人口密度相比，濰坊給人的感覺比較象鄉下。官方說，都市地區有八百萬居民，但這包括了人口稠密的農村。

城區中心只有大約六十二萬居民，街道上到處都是開著自家拖拉機到集市去的農民。如中國大部份地區，外國人還比較少見，以至於當有外國人走過時，人們會停下來盯著看。

法輪大法，也叫法輪功，很早就在本地深入人心，並於過去幾年中在山東省這個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區迅速發展。一些人說該團體的山東組織者很有天份；另一些人註意到法輪功創始人數年前曾多次訪問過該省。法輪大法，這個教授身體緩慢動作和與佛道思想一脈相承的精神訓誡的功法，當然符合這一地區的精神傳統：孔子的故鄉曲阜，以及中國道家神聖的朝聖地泰山都在附近。

根據非公開的政府報告，到1999年，濰坊擁有在山東省密度最大的修煉人群，大約有60,000名追隨者。城市的公園和廣場經常成為成員定期集會的地方，他們一般每天早上集體煉功。這種聚會在1999年4月，當大約10,000名法輪大法修煉者在北京市中心舉行抗議，要求政府承認此團體的合法地位後停止。中央政府於7月禁止了法輪大法；濰坊當局按照命令圍捕了本地法輪大法組織者，並關閉公共煉功點。

追隨者和政府官員說，最初，濰坊很平靜。然而在去年11月，北京走過場式地審判了法輪大法的組織者，這激發了修煉者們到首都持續不斷地抗議。就是那時，濰坊的第一個殉難者陳子秀到了北京。她被逮捕並被送回濰坊，然後被釋放。今年早些時候，她再次被捕，目擊者說她被活活打死。她的事件在今年早些時候的華爾街日報上有過報導。

每月的殺戮

官員對陳女士的殘忍暴行在那時看來還是一個極端的特例。酷刑在中國很普遍，但甚至陳女士的家人都認為她的死是一個異常特例──是因不幸遇到一個特別兇殘的獄卒而造成死亡。然而從那以後，法輪大法修煉者定期在濰坊監獄去世，大約一月一名，因此使人懷疑這並非是某個個人的責任。相反，暴力看起來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政策來自北京，地方具體執行。

由於全國各地的抗議者連續不斷地湧入北京，北京的官員失去了耐心，一年前設立了殺戮的方案，認為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進行鎮壓，他們使用了屢試不爽的辦法加強中央命令的效力，該方法就是帝制統治數世紀琢磨的結果。

基於2200年前控制社會的保甲法，該體系將服從中央命令的責任推向街道社區，本地保長為其轄區內的每個人負責。在古代，這意味著一個家庭的家長或氏族的首領要親自為納稅，供養軍隊和抓捕罪犯負責。

保甲法現在被變異用來實現更廣泛的政治目的。當中共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以後，它通過與農民或工廠廠長簽訂“合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農民或廠長繳納一定的糧食或工業產品，但在經營方法上卻給予充份的自由。到八十年代末，省領導也要簽類似合同，個人為本省的糧食產量或保持一定低的出生率負責。

無人質疑

現在的問題是法輪大法。按照濰坊官員的說法，政府負責鎮壓的“610辦公室”在1999年12月簽發命令，告訴地方官員，如果不能阻止到北京的抗議人潮，他們個人就要為此負責。在過去一年中，無人質疑是采用何種手段達到目的的--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擇手段。

濰坊官員知道這一政策對他們意味著麻煩。中國有其他法輪大法追隨者比較集中的地方，比如中國的東北─這個團體的發源地。但他們離北京比較遠。濰坊在北京東南，離北京只有300英裏，盡管城市火車和汽車站已經預先設置了保安警戒，濰坊抗議者們仍然較容易到達北京。“沒多久，警察就在火車站等我們了，所以我們開始騎自行車或步行去北京，”一個48歲的修煉者證實說，“騎自行車到北京大約需4天，走路需12天，我兩種方法都用過。”

當抗議者的人潮持續到新年時，中央當局仍未找到替罪羊。山東省省長是62歲的吳官正。吳是中共21個政治局委員之一，這使他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之一。但吳處境危險。多數政治局成員都是中央官員。只有兩個地方官員在政治局，一個是吳，另一個是廣東省省長，而廣東的抗議者不多。這意味著吳成為政治局討論抗議的會議的焦點。

“中央政府告訴吳省長他個人負有責任。如果他不采取什麼行動的話，可能就會丟官，”一個濰坊退休官員說，“每個人都知道他承受的壓力”。

吳很快就找到了轉嫁壓力的辦法。濰坊市官員說，吳首先召開了一個警察和政府官員的“研討會”，確保每個城市的官員都知道後果的嚴重性。在會上，中央政府的指示被大聲宣讀。“政府指示我們限制抗議者人數，否則為此負責，”另一個政府官員說。

被警棍毆打

這樣的手段很快導致濫施酷刑。數名今年早些時候被本地警察監禁的法輪大法追隨者說，逮捕他們的人們告訴他們，持續不斷的抗議已經危及地方官員的職位。“一個警察用警棍毆打我，”一名1999年12月被監禁的43歲的工人說。“他說我們該為他上司的政治難題負責。”

這位被捕者在北京遭到毆打後被送回家鄉濰坊。城市官員說這樣的逮捕對吳和省裏其它地方影響不好，因為在北京被逮捕的人被中央安全部門登記，並記錄下籍貫。統計結果被比較，抗議人數高的省份，如山東，受到批評。在濰坊毆打這些人或許會最終減少抗議者數量，但當局想要立竿見影的結果。

所以，今年早些時候，本地官員發明了一個計劃以逃避北京對他們的表現的監督。象許多其它城市一樣，濰坊有一個駐京辦事處，功能是做為地方官到首都公幹的落腳和休息的旅館。濰坊將駐京辦事處人員加倍到40人，並派駐了12個警察。他們的車可通過牌照識別，經常在抗議發生時停在天安門廣場的街道兩旁。

按照辦事處一名工作人員以及被逮捕的法輪大法追隨者的說法，被逮捕的濰坊居民直接被交給濰坊警察，由濰坊警察將修煉者拉到現在充當監獄的辦事處。辦事處人員監視他們直到他們被送回濰坊。這個安排對北京警察也合適，因為他們可以轉嫁他們的工作負擔。這也幫助維護了濰坊的面子，因為被捕者沒有在北京監獄登記，因而不會出現在中央政府對落後省份的記帳本上。

“轉化中心”

很少被捕者說他們在北京代表處挨打。然而，他們被直接送到濰坊成立的七個本地“轉化中心”之一，“轉化中心”原來叫“教育與學習中心”。就是在這些非官方的監獄中，發生了虐殺。

使用這些“中心”的同時，正好另一個政策出臺了。該政策可能是最終促成殺戮的決定因素：出於對經濟受損的恐懼而導致了暴行。

除了危脅地方官員可能會丟掉烏紗帽外，吳的省政府同僚也開始向地方官員罰款。新花樣很簡單：省政府為每一個到北京去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罰市長和縣長的款。市長和縣長接下去罰政法委員會的領導的款，讓他們承擔責任。他們再罰村長的款，村長罰警察，警察負責懲罰。罰款金額每區不同，但是濰坊的一個區，政法委的領導為每個到天安門抗議的人交付罰金200元--相當於25美金。按照一個官員同僚的說法，假如他一個月工資只有200美元，這會造成他經濟被罰破產的危險。

罰款是非法的，沒有任何法律或條例有相關的書面規定。官員說政策是在政府會議上口頭宣布的。“沒有任何書面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想把它公開，”市政法委的一個成員說。

經濟激勵

因此，在有關酷刑受害者的證言中一個主要特點就是他們不斷地被索取錢財以補償他們所付的罰款。比如，濰坊的第一個受害者，陳女士的家人就被告知繳納241美元的罰款以釋放陳女士。當家人猶豫不決時，陳女士則在又被監禁一晚後被打死。

其他殉難者家屬或被監禁者講述了類似故事。比如，在最近死於濰坊的被監禁者玄成喜事件中，兩名在他去世前照料他傷口的人說，玄成喜在官員一再向他索要錢財後被虐殺。所有他的家庭成員都是法輪大法修煉者，並且都失去了工作，所以無力支付罰款。目擊者說，警察因此用橡膠棒毆打他，並將他浸入冰冷的水中達數小時，然後他昏迷並死亡。

濰坊市官員中，有許多人私下裏擔心鎮壓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但他們說沒有一個對死亡負有直接責任的警察被譴責。他們說，實際上，刑訊陳女士的三個官員反而被升職，因為他們幫了本地當局一個忙。無人質疑他們。

按照本文作者采訪的家庭成員和目擊者的說法，累積的結果就是，有11名法輪大法修煉者死於濰坊監獄今年的濫施酷刑。一個香港的獨立人權監督組織，人權與民運信息中心已經證實了又一例死亡，使得總數達到12人。根據該中心，山東其他地區還有12人死亡，共24人殉難。下一個高死亡省份為黑龍江省，14人。

從國家角度來講，給予這種自由度的中央政府也應該為其他死亡負責。法輪大法聲明共91人死於警察暴行。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大赦組織說總數為77人。

除了造成死亡外，該政策還驅使人們轉入地下活動，令人們失去工作和家庭。比如，曾在市政府任職的兩名法輪大法追隨者被迫離家出走。象數十名其他追隨者一樣，他們因擔心被捕而到親戚那裏住。他們的女兒，也是法輪大法修煉者因為拒絕放棄信仰而被趕出大學，目前一家人從一家流浪到另一家。她問一位來訪者：“這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是不是？政府應該對我們寬厚並讓我們合法化。我們要求就這些。”

如此系統化的暴行對社會的影響難以估計。沒有任何一例死亡事件在中國媒體上報導出來。只有直接接觸鎮壓的人們才知道鎮壓的範圍和殘暴。在國家的13億人中，大多數人不明真相，許多人接受了政府媒體的解釋─即法輪大法是“X教”和一個精神控制組織，因此必須不惜代價予以鎮壓以維護穩定。

但對濰坊這樣的小城市，死亡的消息被悄悄地傳播著。在城市的著名風箏博物館裏，當館長被問及有關殺戮的事情時，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邊解開一盒具本市特色的，以明亮色彩的絲綢包裹的木制風箏，一邊說：“沒有人能談論這些事情，但是很多人知道這事。”

中共濰坊市委辦公室的紅頭文件原文：
發往 見報頭
簽批 王XX
等級 特提 密級 絕密 部委號 機號： 發收批辦

各縣市區委書記、市直各部門黨組（黨委）書記：

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經過全市上下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市的法輪左5c處理工作取得了實質性、突破性進展。對前一段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省委主要領導同志給予了充份肯定和較高評價，並在18日一份放映我市法輪功處理工作情況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市委常委在學習討論時認為，省委領導同志的批示，是對市委、市政府領導工作的肯定，是對各縣市、市直各部門工作的肯定，也是對全市廣大黨員和幹部群眾團結奮鬥成果的肯定。對這一段各級黨委、政府以及政法戰線的同志們所采取的措施、所付出的心血、所取得的成績，市委、市政府表示滿意，並提出表揚。同時，希望各級各部門要表揚成績，再接再厲，強化工作措施，不斷擴大戰果，以奪取法輪功處理工作的全面勝利。根據最近一個時期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現就進一步做好處理法輪功工作，再作如下通知：

一、防止松懈麻痹，切忌盲目樂觀，繼續深入紮實地做好工作。越是在取得成績的時候，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決不能因為工作取得成績、受到領導表揚就產生自滿、麻痹情緒；決不能因為控制了局勢，遏制了法輪功練習者進京到省聚集的勢頭，就放松控制、勸阻、堵截措施；決不能因為越來越多的法輪功練習者退了出來，就忽視教育引導，減弱輿論攻勢。要清醒地看到，目前退出的大都是中毒較淺的一般練習者，有些退出的還可能出現反復，下一步工作難度將會越來越大。要充份認識處理法輪功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繼續做艱苦細致的工作，打好最後階段的攻堅戰。

二、認真總結經驗，大膽開展工作，繼續抓好分化瓦解工作。各級黨政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敢於做工作，立足於分化瓦解、釜底抽薪，使法輪功組織不斷萎縮；各級主要領導同志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與法輪功的骨幹分子直接接觸，面對面地做好工作。要十分註意政策和策略，堅持內外有別、內緊外松的原則；要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做過細的思想教育工作，特別是加大力度，做好黨團員、幹部包括離退休幹部的工作，做好站點負責人等骨幹人員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教育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對一時想不通的可以等待，並繼續做工作；對態度頑固、陰謀制造事端的骨幹，嚴密監控，及時取證，為依法處理做好準備。

三、加強信息控制，明確領導責任，繼續強化控制、勸阻、堵截等防範措施。對有可能煽動、組織進京到省聚集的重點人物，要及時掌握其動向，落實相應的措施，把工作做在前頭，爭取主動。一旦發現有進京到省聚集者，要采取果斷措施，堅決勸阻、有效堵截，不允許再有一人進京到省鬧事。這項工作要責任到人，跟上督查，確保制定的防範措施落到實處。

中共濰坊市委辦公室
1999年6月19日

發稿：200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