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我的父親是農民

大年30（中國農歷年），在外漂泊、奔波了一年的我以及我的弟弟、妹妹，終於回到家裏，與父母吃了一頓團圓飯。飯後，父親召集全家開了一次家庭會議。看得出來，父親為了這次會議已準備了很久。但他繞了很大的圈子，我們也沒有弄明白這次會議的主題。在我們兄妹輪番追問下，我終於從父親有點艱澀的話語裏明白了兩個意思：一是家庭經濟狀況持續惡化；二是節後他準備到上海打工貼補家用。

打工？我63歲的父親竟然準備外出打工？我聽得心裏一酸，忍了忍，眼淚才沒有掉下來。

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同時又是一個將軍之子。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是抗日英雄，官至陸軍中將，國共內戰時死於共產黨之手。共產黨竊據大陸政權後，大搞階級清洗，抗日名將的遺孀及其兩個年幼的兒子被趕回農村老家。在共產黨的二元社會體制下，我奶奶、父親、叔叔就象古時臉上被刺字的流放者，從此打上了農民的烙印，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在中國，所謂的公民，是不包括農民的。

父親在屈辱中艱難地成長著，並且自己學會了修理半導體收音機。靠這點一技之長，他贏得了農民的信任，並且在當地組建了家庭。父親30歲以後才結婚。據說，他本來無意娶妻生子。因為，他明白，如果自身的生存條件沒有改變，特別是農民的身分沒有改變，娶妻生子無異於讓下一代來延續自己的痛苦。在我成長的歲月裏，父親經常教育我們兄妹要認真讀書。他說，“我不指望你們做官發財，只要跳出農門，吃上商品糧，我就心滿意足了。”老實說，父親當時的神態，與一個奴隸希望自己的兒女成為自由人的神態，沒有什麼兩樣。

我的學習成績很好。父親對我寄予了熱切的期望。後來，我終於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學，接到錄取通知書時，父親的喜悅簡直難以用筆墨表達。他捧著我的錄取通知書，翻來覆去看不夠，嘴裏一個勁地念叨：“蒼天有眼！蒼天有眼！”

生而為城市人，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絕對不會引起如此強烈的震動。但在父親眼裏，它是我改變身分的判決書，其價值甚至超過了林肯總統頒發的《解放黑奴宣言》。1989年“6．4”血案後我被捕入獄。父親的第一反應竟是：“完了！我兒子當不成城市人了。”於是，他幻想用金錢打通關節，將我“贖”出來。此舉沒有成功。他又花錢為我買了一個城市戶口。父親清楚，如果我沒有城市戶口，出獄後必將一事無成。

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也深知農民的苦難。但是城鄉間那難以逾越的鴻溝，是我進城後才逐漸感觸到的。

這兩年，隨著下崗工人的增多，他們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註。但是同農民比起來，他們要幸運得多。最起碼，他們有自己的住房，還有最低生活補貼，雖然生活苦點，但絕無凍餒之憂。農民則不同，無論是生是死，從來沒有人管過他們。而且，只要還剩最後一口氣，農業稅和人頭稅都免不了。我父親現年63歲，如果在城市裏，無論幹什麼工作，早已退休了。一份退休金是足以維持晚年的生活的。但是，因為他是農民，而且還沒有死（上帝，請原諒我的不敬！），村上仍然要強迫他交農業稅和各種攤派款（雖然他已放棄了分配責任田，但是只要你的農民身分未改變，農民的義務就一直要等到進入墳墓才會結束）。一年幾百元的攤派款，壓得父親喘不過氣來，因此父親萌生了外出打工的念頭。

打工並不是一條很好的出路。且不說父親年事已高，出門在外的各種危險他難以應付。單就那無所不在的歧視，就足以讓他的自尊心傷得體無完膚。

聽到父親準備外出打工，我們兄妹3人都很傷感，也反對父親打工。最後，大家決定每月多給父母100元孝敬款，才暫時打消父親的念頭。我父親因為有3個還算不錯的兒女，得以留在家裏安享晚年。但是，還有很多象父親那樣年齡的農民，被生活所逼，不得不到城市裏作廉價勞動力或低人一等的雇傭者啊！

農民最大的悲哀是沒有人關心他們的死活。幸福也罷，痛苦也罷，他們是被忽略的一群。城裏人不關心他們。即使那些曾經是農民、現在成了城裏人的人，也不關心他們。這使我想起常見的公共汽車現象：下面的人拼命往上擠，一旦擠上了，就大叫關車門，並拼命將未擠上車的人往外推。我是農民的兒子，但我始終關註農民的生活和處境。

發稿：2001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