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世界經濟導報事件”(連載之二)

三、自稱非官方民辦報紙的《世界經濟導報》

一九八九年“導報事件”發生前幾個月，欽本立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采訪時，對《世界經濟導報》是怎麼樣的一張報紙，作了較全面的闡述：“我認為，《世界經濟導報》是民辦的。第一，《世界經濟導報》不是由那一級政府或黨的部門創辦的，而是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這樣的學術團體和機構創辦的；第二，在經濟上它自籌資金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第三，《世界經濟導報》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編負責制，理事會由一些知名學者組成，如錢俊瑞、宦鄉、汪道涵等，還有一批高級顧問，如陳翰笙、薛暮橋、許滌新、於光遠、馬洪、徐雪寒、孫懷仁、褚葆一等。我一直擔任總編輯。有關辦報方針等重大問題，均由理事會討論決定。因此可以說，《世界經濟導報》是一家非官方報紙。”

非官方的民辦報紙，所遇到的困難自然要比官方報紙多得多。當時，最突出的困難是與報紙性命相關的信系渠道不能暢通，尤其是不能及時看到執政黨和政府當局按照森嚴的等級制度所發的“文件”。有鑒於此，《世界經濟導報》社長錢俊瑞委托當時上海市長、《世界經濟導報》名譽理事長汪道涵，幫助給《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名義上的正局級編制，與《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和上海電視臺並列為四報二臺的正局級單位。但《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欽本立卻不是按組織規定由市委任命，《世界經濟導報》經濟亦依然是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盡管如此，《導報》同仁稱此舉為接受當局的“招安”，唯一的好處是，在中國官本位的社會環境中，《導報》可以及時看到一些體現高層精神的文件和參加一些比較高級的社會活動。

按照慣例，每個單位尤其像報社這樣涉及意識形態行情的單位，都要為自己找一個婆婆－－掛靠單位。汪道涵想，《世界經濟導報》即將是報道世界經濟為主的報紙，就做工作讓《世界經濟導報》掛靠在上海市政府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下面，上海市外經貿委不知是沒有弄明白汪道涵的意思，抑或是急於借機安插自己的親信，馬上就派了一個工作小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不久，背著欽本立和《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向上海市委和北京的老人們打了一個報告，指責《世界經濟導報》“以夏伯陽部隊自稱，絕非民間色彩，同仁辦報，鄒韜奮式辦報”，“要突破框框”，並斷言《世界經濟導報》“黨的觀念、政策觀念薄弱。”意欲取欽本立而代之。

當時，欽本立團結《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克服種種障礙，對工作組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行為，奮起反擊，並向有關領導報告了事實真相，爭取到有利的支持。使《世界經濟導報》安然渡過了第一次頗具威脅的危機。同時，《世界經濟導報》也變禍為福。事實上突破了“掛靠單位”的框框，此後《世界經濟導報》就成了沒有婆婆、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報紙了。

同時，在一九八三年底，欽本立又組織《世界經濟導報》同仁對辦報方針繼續進行廣泛和深入的討論。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經濟改革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非經濟因素的幹擾，為改革開放服務的《世界經濟導報》除了對經濟改革繼續加以報道外，必須根據實際需要不斷擴大報道範圍，如亟應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學術理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報道；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現在是辦經濟報紙的黃金時期，無論以深度還是廣度上看，《世界經濟導報》還大有施展的余地，同時對中國前景應有一個冷靜而清醒的認識，中共可以讓你在經濟上發表不同意見，決不等於它也同意你在報紙上公開討論不同的政治主張。

四、欽本立“打擦邊球”的辦報思想

辦報就是要對決策“起點作用”和探索中國新聞業走出中國極權專制困境的新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欽本立毅然決定根據實際需要不斷擴大報道範圍，並從一九八四年開始了版面改革，擴大了報道範圍。同時，欽本立根據自己的辦報實踐，在實現他的新辦報方針上，明確提出了“打擦邊球”的思想。他說：“我們打的是擦邊球，球雖然落在球臺的邊線以內，可是方好壓邊，差一點就出線。”

《美國之音》記者曾問欽本立，“你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用過一個比喻：‘打擦邊球’，即在界內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運作到當時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可是您是怎樣掌握這個‘邊’的？”

欽本立回答道：“應當承認，中國新聞界長期存在‘輿論一律’的束縛，有些限制不會合理，新聞自由是有限度的。這有歷史的原因，也與一部分人，特別是一部分政府官員對新聞自由的認識有關。正因如此，新聞界才有不斷突破框框、突破禁區的任務，才提出了新聞改革和制定新聞法的問題。顯然，這需要時間，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世界經濟導報》堅持有利於改革與開放的基本原則，把握住一個‘度’，即把我們的報道推進到可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把握住一個‘時機’，即隨著新聞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即時擴大報道的範圍和深度。當然，在有些人看來，《世界經濟導報》有時把球打出了‘界’，但《世界經濟導報》的生存與發展本身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到了一九八六年，《世界經濟導報》通過《讀者論壇》和《讀者議政》等欄目，逐步體現了欽本立增加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編輯意圖。各種觀點和建議，直指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敏感焦點。事實上，《世界經濟導報》在欽本立的領導下，已把中國新聞改革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同時，也為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推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了輿論準備。大陸新聞界的一位權威人士贊揚欽本立打的擦邊球，把新聞改革和開放的這張球桌，越打越大了！

同時，欽本立自己對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式統治，也進行了越來越大膽的抨擊。後來成為他的一條主要罪狀，就是那時他在接受香港《鏡報》雜志采訪時提出的一個觀點，‘黨領導一切的觀點必須改變’，他質樸的問道：黨難道還能領導太陽嗎？

“開頂風船”觸礁記

一九八七年初，中國的改革形式開始逆轉，北京的老人以學潮為借口，通過非正常程序把胡耀邦、朱厚澤一批開明的領導人趕下了臺；並開始清查《導報》對政治體制改革所作的報道。在這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條件下，欽本立不改初衷，只是在戰術上作了調整，把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歸列在學術版上，在標題上作淡化處理，並加強蘇聯東歐改革的報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連載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專欄文章《科學家談二十一世紀》，意圖“用二十一世紀的思想來換換讀者們的腦筋”；利用各種渠道，采訪國外的高級官員，用老外之口來表達《世界經濟導報》的觀點，並且繼續突破外交部對外事新聞采訪活動設置的禁律。有一次，《世界經濟導報》在同一期上同時刊載了英國前首相希思訪問《世界經濟導報》社長欽本立的談話、和本報記者采訪瑞士首相卡而松、東德首腦昂納克的報道，令大陸同行嘖嘖稱奇，羨慕不已。

欽本立這種有進無退的“開頂風船”的態度，令中共高層的僵硬保守派極為不滿，左王胡喬木指斥《導報》完全在搞政治陰謀；鄧力群則表示：什麼經濟《導報》，完全是一張政治《導報》！他們終於在是年二月二十三日，《世界經濟導報》第三二八期頭版發表的記者綜述《克裏姆林宮頻頻吹出改革旋風》一文上找到了茬，批評《世界經濟導報》“任意對蘇聯領導人及蘇聯的改革公開品頭論足”，“尤其在國內展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時候，’綜述‘突出報道了戈巴卓夫擴大民主，對持不同政見者采取仁慈態度等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消極影響的內容，在國內外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在反改革政治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下，被視為《世界經濟導報》後臺老板、當時任中共代總書記的趙紫陽也不得不作出讓步，批評《世界經濟導報》繼續違反外事紀律，必須追究處理。盡管他把對手稱之為“政治陰謀”的《世界經濟導報》，局限在“違反外事紀律”的一般性問題上，當時上海比較開明的市委書記、後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芮杏文，也表示《世界經濟導報》可以邊整頓，邊出報；但已經由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還是派了以副部長龔心瀚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開始整頓清算。


發稿：2001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