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極權主義靈魂的解剖

陳彥

一九六六年，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在其“極權主義探源”一書第三版序言中提出了一個著名問題：在世界極權主義系統中，唯有中共極權主義我們知之甚少。對於中共“洗腦”的結果，到底它能否持久地改變一個人的個性，我們知之更少。七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進入極權主義後期，西方對中國鐵幕之內的情況漸有了解，有關著作開始出現。一九九二年，法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杜梅納克（J.-LDomenach）推出《中國——被遺忘的群島》一書，對中共監禁制度進行了系統研究，填補了西方中國現代史研究上的一個空白。然而，相對於對納粹及蘇聯極權主義的汗牛充棟的著作說來，對中共極權主義的研究仍然是鳳毛麟角，而中國人自己的研究則少之又少。最近後由香港亞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胡平的新作《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一書正是一本中國人研究中共極權主義的少有的力作。

《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一書旨在研究中共的洗腦運動。所謂洗腦也即是思想改造。胡平自己說，該書研究什麼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何以發生並怎樣進行。胡平認為，思想改造乃是人的馴化，一部中共的興衰史便是人的馴化、躲避與反抗的歷史。迄今為止，學術界還沒有一部中共思想改造史問世。胡平此書不是一部中共思想改造史，它比思想改造史更進一步，企圖對中共這一十分獨特的統治方式進行深入分析，找出它為什麼推行和為什麼得以推行的內在機理。

思想改造不是中共的發明，它來自蘇聯。但在蘇聯，思想改造基本上停留在理論層面。斯大林治下的集中營，主要以摧毀反對派的肉體為己任。只有在中國，思想改造被推到統治制度的高度，並在大範圍內當作具體的必須達到的戰略目標實施。我一直認為，如果說一黨專政，黨即國家，國家即社會；國家壟斷經濟及一切有效資源；意識形態專政；警察恐怖是各種極權主義的共同特征的話，意識形態專政則是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征。而相對於蘇聯及東歐極權主義，思想改造乃是中共極權主義的特征。從這一意義上講，思想改造乃是中共極權主義的靈魂。而胡平的《人的馴化，躲避與反抗》一書正是一把刺向中共極權主義靈魂的解剖刀。

對極權主義的解剖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工作。因為極權主義將人性的弱點推向極端。從納粹集中營死裏逃生，後來成為研究極權主義的法國著名學者羅塞（DavidRousset）曾經深刻指出，“正常的人不懂得一切都是可能的。即使證詞使他們的理性承認，但他們的肌肉也不會相信。從集中營逃出的人知道他們的體驗是無可言傳的。”如果說今天在西方，自索爾任尼琴以來，蘇俄極權主義已經獲得充分的揭露，那麼中國的極權主義還基本上是一塊有待開發的處女地。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的原因應該說是缺乏中國學者的耕耘。思想改造既然是中國的獨到產品，自然需要親身經歷過的中國人自己起來揭露和傳達。從某種意義上說，思想改造較之集中營體驗更加難以言傳和解析，因為思想改造看上去不象消滅肉體那樣殘忍。然而，這種並不用刀槍的精神奴役，這種對人的靈魂的徹底殘殺加給中國社會，中華民族的創痛卻是極為嚴重的。四九年以降，無數中國文化精英或因言獲罪，被剝奪了言論與思想的權利；或被徹底洗腦，喪失了思想的能力。極權主義對人性靈魂的摧殘恐怕不是一代兩代人所能修復的。更為嚴重的是，到現在為止，在中國大陸，這種思想奴役雖已一蹶不振，但其余威卻仍在毒害民族精神。

對思想改造進行有力的解剖，如果說並不絕對必須親身經歷這一運動，至少必須深入到思想改造的內部，占有完備的材料。正如胡平在本書前言中所指出，目前對思想改造運動的翔實記錄和深入分析的文字還很少。這就基本決定沒有參加過思想改造的研究者在現階段還難以問津這一重大主題。胡平是“過來人”，因而有條件進行這一研究。因此，胡平這部新作不僅是對世界範圍內極權主義研究的一個貢獻，也是診治當代中國社會精神危機的不可多得的理性武器。

《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一書共分七章，分別討論思想改造的三個既相互穿插，又存在一個大致的時間順序的三個發展階段：馴化、躲避和反叛。第一到第三章討論思想改造的緣起、條件、功能、手段及其運作機制。四、五兩章討論躲避與反叛；六、七章討論自由的獲得及其認識。同作者一貫的文風一樣，本書邏輯嚴謹，說理充分，循循善誘，親切服人。作者以嚴密的推理，精細的觀察，將理性的觸角伸展到思想改造的全過程，對這一曾經長期主宰，奴役國人精神的龐大制度機器剝皮去殼，層層剖析，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獨到見解。他對思想改造具體過程及其“技術”細節的分析也極具啟發性。如思想改造中的大批判是怎樣進行的，為何需要當眾進行自我批評，所謂黨的考驗，勞動鍛煉，向黨交心等究竟有何意義等等，想必大多當事人讀者拜讀於此時都會苦澀地會心一笑。

思想改造既然是中共極權機器的核心部件，那就是說這一部件的運行離不開整個機器的運轉。思想改造在中國的實踐表明，從來沒有什麼純粹意義上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之所以得以進行正是因為中共有一套強大的鎮壓機器。我以為，胡平此書的最大貢獻在於以充分的論據指出所謂中國式的思想改造乃是掌握國家政權的中共利用政權的力量，以極權主義的手段強迫人民大眾接受中共意識形態的過程，所謂眾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理論“心悅誠服”不過是一套包裝得空前完好的謊言。胡平在分析了思想改造的哲學與心理前提之後，指出中共四九年的勝利並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他以“三面架機槍，只準走一方”來說明思想改造是怎樣上路的是十分貼切的。這即是說，作為思想改造的對象，你除去鉆進共產黨為你布置好的思想改造隧道之外，只有死路一條。胡平細致入微地剖析了思想改造中的一整套指鹿為馬逼人就範的組織手段，語言技巧。

作者見微知著，對一些看似已成定論的“常識”提出質疑，進而指出其虛假，還其廬山真面目。如他指出，當年我們都以為信仰過毛澤東，但那些實際上僅僅是我們不曾懷疑。今天看來，極權主義的思想改造的力量不僅是強迫人們信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其更本質的特點是不允許人們懷疑，它動員一切精神的、物質的、行政的甚至暴力的手段鏟除人，作為個體的人賴以思想，懷疑的條件和能力。讀胡平這部書，作為一個“過來人”，我本人也深深感到：我們都曾經受過“洗腦”。

思想改造既然是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那麼它同中國文化應該有某種承繼關系。此問題不是本書討論的重點，但也有很精采的提示。如胡平將思想改造溯源到中國古代兵家的“攻心為上”。法國學者杜梅納克將中國的思想改造運動稱作一種“真空精神奴役法”，即是說，在不動外科手術的情況下將你原有的“心”掏空，然後再裝上一顆“新”的統一的意識形態的“心”。其實攻心為上更是中國儒家的傳統，“修齊治平”從“正心誠意”開始。中共標榜摧毀封建傳統，在對人民實行控制，鞏固政權上卻是傳統的創造性繼承者。對極權主義與傳統之間的關系的反思，也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文化傳統同現代政治之間的暖昧關系。攻心為上本是中國文化的“強項”，服務於專制卻成為最惡劣的武器；“仁”的文化遺產也有助於避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但在極權時代卻成為使人臣服於獨裁的文化基礎。

思想改造是一場中國式的造神運動，這一運動的目的是要造成一套不容懷疑的精神統治系統，其方式又是一套強大異常的暴力制度。這就造成打破這一系統的雙重困難：既要沖破思想的牢籠，又要粉碎專政的機器。這種雙重困難造成走出極權主義極為不易，這便是胡平這本書後半部分致力論述的問題。按照胡平的分析，對極權主義的抵抗無非有兩種，一是消極的抵抗，即所謂躲避；一是積極的，即反叛。反叛會受到極權主義的無情鎮壓，但躲避又容易使人走上犬儒主義。這一情況使得走出極權主義之路是艱苦和長期的。

走出極權主義雖然艱難，但並非不可能。實際上，在中國這一過程早已開始。經過八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九十年代的中國已進入後期極權主義。胡平在本書中指出“後期的極權主義不再把自己當作自由的體現，而是把自己當作秩序的化身。它不否認自己是在壓制自由，但它堅稱那是為了維護秩序，用中國的話說就叫作‘安定團結’。這實際上是回到了傳統的專制主義。”（P236）後期極權主義不再擁有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它往往以專政的手段來彌補它在思想上的潰敗。而實際上，越到後期，它甚至在運用專制手段上都感到力不從心。中國社會目前的現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不過處於這一階段的極權主義為了挽救其崩潰，也很可能重新強化業已破產的法寶——思想控制。從這一角度，從根本上認識極權主義思想改造則是防範精神暴政回潮的有力手段。這也正是《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一書出版的現實意義。

選自《北京之春》


發稿：2000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