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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人格是怎樣煉成的──“文革”中的童年(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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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輝

【明心網】如果說,中國傳統的“災民文化”(任不寐語)造就了中國人典型的雙重人格,那麼,十年“文革”最可怕的惡果之一,就是使中國人的雙重人格得到了普遍的強化和惡化。如“文革”期間一浪高過一浪的學英雄運動,就是企圖將英雄這一完人標準以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形式,強迫每一個人接受。其結果是,公眾都做不到,但迫於環境、輿論的壓力或出於投機鉆營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得不表現出表裏不一、口是心非的雙重人格。童年時代,我所在學校開展的學雷鋒運動中,就曾發生這樣荒誕的事情:有同學為了獲得學雷鋒標兵的榮譽,竟把自己的鉛筆和橡皮擦作為路上撿來的物品交給老師,以彰顯自己拾金不昧的雷鋒精神。

雙重人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我不妨在此將我讀小學時經歷了一件事情,說來給大家聽聽。盡管此事小得不足一提,但對我當時幼小心靈
的震動竟是那樣地巨大,讓我對什麼是雙重人格以及雙重人格是怎樣產生的,有了初始的認識。

我小學是在一國有企業屬下的一所子弟學校就讀的。這所學校沒有中、小學之分,從小學生到高中生都有。記得有一年臨近學期末,又有一屆高中生要畢業了。由於“文革”時高考制被取消,高中畢業生幾乎沒有機會上大學。他們只能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毛澤東語)。當時正值“文革”後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進行。每到這個時候,學校免不了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動員畢業生到農村去。然而,就在學校官方的宣傳和動員攻勢尚未掀起之際,一位姓朱的畢業生做出了驚人之舉。他主動請纓,向學校黨組織遞交了申請書,要求“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到最艱苦的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合格接班人”。這一舉動,引起了學校的高度關註。學校黨組織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揭開了一年一度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員和宣傳序幕。當時,在學校全體師生大會上,學校領導宣讀了朱姓同學熱血沸騰的申請書。大家聽後都激動不已。這位朱姓同學平時的政治表現就非常好,在學校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也是他們年級最早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盡管當時我還小,還不太懂事,但內心卻非常仰慕他,覺得他應該是我一生學習的樣。

經過一陣喧囂之後,學校放假了,畢業生們也奔赴農村接受“再教育”去了。後來,我不斷地從大人們的口中得知,那些到農村去的青年,過得很苦。他們的父母經常通過各種途徑給他們捎一些豬油之類的食品去。大概過了一年,有一次我正在上學的路上,突然看見那位朱姓同學拎著一個公文包恍悠悠地走著。我當時感到納悶:他不是到農村去了嗎?後來,一打聽,才知道,畢業後他並沒有去農村,而是通過關系留在了城市,到政府某機關上班去了。當時,我聽說此事後,幼小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我簡直難以相信那是真的。我對自己從小以來所受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教育產生動搖,可能就始於此時。

一晃又是20多年過去了。1998年的一天,我從本省的一份報紙中,偶爾看到了那位朱姓同學被判刑的消息。原來,朱姓同學通過不斷的鉆營,後來爬到了某國有企業總經理的位置,後又因貪腐之事東窗事發,最終身陷囹圄。看完這則消息後,聯想到朱姓同學在學校讀書時的表現,我欷噓不已。

我們“文革”時的教育,就這樣以道貌岸然的形式,培養出了一個個人格扭曲、而又分裂的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其實,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我們民族的悲劇和恥辱並未結束:雙重人格的偽君子有增無減、比比皆是。比如,那些高喊愛國喊得最兇的憤青們,恰恰可能是最不愛國的;那些高喊反腐敗喊得最兇的公仆們,
恰恰可能是最腐敗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任不寐先生曾反復地說:“象說的那樣去生活”。今天仔細回味起這句話,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份量,竟讓人感覺到是那樣地沈甸甸。是的,我們這個民族什麼時候才能如他所說的那樣去生活呢?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吧!

(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