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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散心頭恐懼的陰霾:文革中我差點被母親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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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路

【明心網】「小時候,我是個被嚇壞的孩子,長大以後,我是個在恐懼中度日的青年。」 ── 題記

我出生於大饑謹之後的1964年,懂事的時候,文革已呈癲狂之勢,記憶裏最早、最可怕的事是聽村頭高音喇叭的聲響。喇叭一響,母親便會嚇地臉色蒼白、雙手發抖,菜刀切著自己的手指。母親會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開批鬥會啦。我常常跑出門去,不用到門口,立即就會驚惶失措的跑回來,後面跟著一幫被當時的老百姓稱為「文攻武衛梆子隊」的人,他們是來揪鬥我爺爺的。

我的家鄉在青島遠郊,大沽河的東岸,膠濟鐵路的北側。整個內戰時期一直是國共兩黨精銳軍隊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1947年秋,我爺爺開酒館外出要賬,因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國軍抓了壯丁,三天後在老鄉幫助下逃回家來。這本來在也算不得甚麼太大的罪過,因為常年戰亂,家鄉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軍、國軍、皇協軍還有叫不上名堂的遊擊隊統統幹過,村裏沒有當過兵、沒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玉米地裏的高粱一樣,分外現眼。爺爺他們反而「泯然眾人矣」。

可偏偏我父親是村裏最大的走資派──大隊書記,雖然此時已經拱手交權,造反派為了「鞏固勝利果實」,不能不拿我爺爺的「歷史問題」開刀,意在批臭老子,株連兒子,將我們李家永遠趕出沙梁村的「政治舞臺」。

知識界人士印象中的農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樸實、最多再加一些頑固和愚昧,其實,在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農民,一旦與權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會變得陰狠狡詐、歹毒兇殘。因為父親為人清廉,年輕能幹,群眾威信很高。他們沒辦法搞倒我父親,只好在我爺爺的問題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爺爺的問題突然升級,由歷史反革命變成歷史、現行雙料反革命。原來有人告發我爺爺咒罵毛主席,這在當時是殺頭大罪,而且將株連全家。

爺爺是個瘦弱的老頭,個子不高,滿臉皺紋,咳嗦起來驚天動地,母親總擔心他一口氣上不來憋死。現在想起來他可能是得了哮喘病。我還記得村裏大喇叭一響,母親就臉色灰白,雙腿發顫,我就知道,又要開批鬥會了。每次開批鬥會,爺爺都會被揪到學校操場上的高臺子上,彎著腰,撅著屁股,脖子上掛著木牌子挨批鬥。

我還記得,即使是炎熱的夏天,爺爺開批鬥會也要穿著黑棉襖,母親說,穿棉襖,挨木棍時痛得輕一些。

指控爺爺咒罵毛澤東是比他當歷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壯丁還是自願參加,爺爺畢竟當過三天國軍,說他歷史反革命還有點因由(其實爺爺何嘗知道甚麼革命反革命),但說他咒罵毛主席用我們家鄉的話說純屬「沒有鹽做出醬來。」

我伯父五十年代參加了共軍,駐紮北京,常常幾年不能回家探親,爺爺想念兒子,酒後罵街:「當了八路連爹都忘了,甚麼東西!」

這本是抱怨兒子的話,十年文革,到了別有用心地人嘴裏成了罵八路,後來又成罵共產黨,最後變成罵毛澤東。

爺爺被誣陷為現行反革命,我們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滅頂之災。在學校宣傳隊的姐姐被老師通知不準再演節目了,哭著回家告訴母親,我看見母親一聲不吭,臉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後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夢中被一陣哭泣聲驚醒,聽到母親跟父親商量甚麼。性格剛烈、倔強的母親說:「當了反革命家屬,孩子們連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藥包到餃子裏,全家死了乾凈。」父親沈默不語,埋頭抽煙,在明滅的煙鬥火光中我看見了他鐵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臉色。

我嚇得不敢發出一點聲響,緊緊咬住被角,只有5歲的幼小心靈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懼吞噬了……

第二天開始,我拒絕吃任何東西,也拒絕跟母親在一起,我總是緊緊扯著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姐姐覺得奇怪,反覆問我,我閉口不言,這個差點吞噬了我的生命的關於恐懼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35年!

後來,雖經造反派反覆折磨、拷問,爺爺到死也沒承認自己罵過毛澤東,這頂反革命家屬的帽子也最終沒有給我家戴上。

母親多次說,你爺爺做了一輩子糊塗事,臨死的時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