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和文革暴力（上）

【明心網】劉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1966年8失去權位，1967年在中共報紙上被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遭到長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宣布劉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

１、百姓之死與高官之死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沒有被北京封鎖之前，筆者曾經收到兩位讀者的來信。他們說，「網上紀念園」展示了大批身為普通人的文革受難者，他們的名字和悲慘遭遇，三十年來媒體從未提起，現在網站上被明確記錄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這個網站沒有列出身居權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還有陶鑄等人。

確實，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前，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陶鑄則在劉少奇失去權位的同時上升為第四號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後悲慘地死去。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所記錄的受難者，一般來說，都是普通人，不在權力階層中居於要職，這些普通人在文革後雖然得到「平反」，但是他們的名字和故事，從來不能在媒體上被公布和記錄。

百姓之死的被隱瞞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歷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在筆者看來，千萬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圖景的中心，因此筆者在過去十多年中，盡力查訪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劉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難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廣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樣的折磨、他自己怎麼看待他的遭遇，卻成為極難澄清的事實。在民主制度的國家，獲選而上臺的領導人，廣被人們所了解，他們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隱私權。在沒有選舉制的國家，情況恰恰相反－最高權力圈子始終是神秘的，領導人物絕對不被大眾所了解。

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為了保持未獲人民批準的權力。這種神秘性有助於強化那種權威。最高權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選舉的，也不受新聞媒體的監督。他們需要跟人民保持距離。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給普通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鬥爭」、折磨、甚至殺戮；但是劉少奇和陶鑄這樣的高層領導人物，卻一直被另行監禁，是放在當時最高權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說，高層權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與他們「鬥爭」的「群眾」隔絕開來的。劉少奇被「打倒」之後，數十萬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在中南外舉行了一個月的「揪劉」行動，這一行動得到文革高層領導人的鼓勵支援，卻始終沒有讓這些「造反派」見到劉少奇本人。劉少奇只被交給他身邊的中南海造反派「批鬥」，這是有紀錄片為證的。

至今，中國政府仍然不公開文革檔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關的檔案都不準人們閱讀，更遑論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學的退休歷史教授範斯萊克，在他的中國歷史課上曾經講到，對中國上層領導人的行為，我們好象是在一個舞臺前，幕布只升起來了一點點，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腳在舞臺上移動，卻看不到、也聽不到其他部分。

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只看得到一些腳的移動」。

２、一個被刪去的細節：癱瘓後被綁在床上的最後六個月

在毛澤東死去四年以後、劉少奇死去１１年以後，１９８０年春天，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同時，在官方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劉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績的文章。

就在那期間，一位老作家和老共產黨員，告訴筆者一件事情：由於一篇和她有關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她去訪問該報總編輯胡績偉。他們在延安時代就認識。在胡的辦公室裏，她偶然聽到了這位總編輯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電話上的談話。

她說，胡績偉和王光美在談修改一篇將要發表的文章，是關於劉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寫到，劉少奇在被隔離囚禁以後，癱瘓了，還被綁在床上六個月，直到死亡。《人民日報》要刪去寫進文章中的這一細節，胡在電話上告訴「光美同志」，請她同意這樣做，為了「黨的形象」。

這位老作家對筆者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激動，她說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已經癱瘓了，不能走了，還要綁在床上，還是黨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話。她說，她為這個黨感到羞恥。

其實，報紙刪去這個細節，也是應該感到羞恥的。

筆者查閱了１９８０年給劉少奇平反前後的《人民日報》，果然沒有讀到任何文章中談及劉少奇最後六個月是被綁在床上的。這一個細節，已經被刪除了。

在同年年底發表的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工人日報》，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８日）中，也沒有提到綁在床上的這個細節。

但是，六年以後，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臯、嚴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７８頁）。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開出售。兩位作者在１９８９年流亡國外。筆者曾經詢問他們上述引文資料來源。他們說一定有出處，只是寫作此書的材料都留在北京無從查找。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文革檔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書中，也有這個細節（２８６頁）。這本晚出的書裏保留了這個細節，顯然因為不像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麼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經過去多年，劉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註意，所以出版物審查者未再註意這樣的細節。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劉少奇是否被綁在床上，相比於他被迫害至死，似乎僅僅是個細節問題罷了。

但是，《人民日報》刪除這個細節，在保衛「黨的形象」方面，確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個已經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一的解釋，是故意的殘忍，是虐待！

在劉少奇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其實還提到了一些別的細節，也相當可怕。其中一個是，１９６７年９月，把劉少奇的妻子逮捕並且把劉少奇的子女趕出家以後，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裏「連夜築起一堵高墻」，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

中共其他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也住在中南海。在那裏連夜動工構築一堵禁閉墻，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象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因為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一文中還有另外的一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Ｄ８６０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文革十年史》中寫道：（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患有糖尿病的劉少奇，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臟又臭。臨離開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面被裏，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１８１－１８２頁）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高臯是一位醫生，比一般人對疾病更有知識。

連夜築墻禁閉、禁止糖尿病用藥，也是很殘酷的手段，但殘酷程度，都沒有把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那麼直觀、具體，一聽就懂。所以，《人民日報》首先刪除這個細節，因為這確實是最為陰森可怕的一個細節。可以說他們「刪」得非常符合他們的用意。

《人民日報》在１９７８年以後的否定文革的過程中起了正面的推進作用。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也只有他們能公開地發表聲音，絕大多數人民只有沈默。但是《人民日報》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滿篇謊言之後，沒有人會對這樣的刪改大驚小怪。

這只是筆者極偶然聽到的一個情節。　

作為紅墻外的老百姓，應該問，還有什麼被刪節了？還有什麼從來都沒有寫下來？

實際上，不會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這種對歷史事實刪節和對文革罪惡的刪節，繼續在進行。

３、解釋劉少奇之死

從官方媒體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的最後經歷大致如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變成了第八號。不久以後，學生「造反派」貼出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１９６７年１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面被「鬥」，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４月，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華大學被３０萬人「鬥爭」。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７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墻外「揪劉」一個多月。８月，劉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會「鬥爭」並且被毆打。９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劉被新築的高墻禁閉在原住處。

１９６８年夏，劉少奇病重。１０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宣布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劉少奇處在隨時可能死亡的病危狀態，被送到河南開封，放在開封政府的大院內，繼續監禁。１１月１３日，劉少奇死亡。

７年以後，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澤東死亡，毛死後又過了三年半，劉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狀，也都一風吹了。

人民不準詢問：這一切是到底為了什麼？中國官方很快就有一套關於文革和劉少奇之死的理論：主要責任在林彪四人幫，不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

接著，在１９８０年新發行一百元鈔票上，印上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四個側面頭像。有人覺得這種排列很奇怪，為什?周恩來在劉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劉後面的，也有人說，周在林彪死後，也是第二號人物，和劉一樣。其實，這也是一般人無可置喙的，人們不過議論議論罷了。在沒有電腦互聯網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書面文字討論這樣的問題，只在口頭談談而已。

官方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稱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鈔票上，他們四個人緊緊相依，親密無間，好象陰謀、迫害和謀殺，從來沒有在他們之間發生過。

有一本名為《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巨型畫冊，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編輯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其中有「劉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關於劉少奇在１９６７年，只有一句話：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８，２８５頁）

已經１９８８年了，還在如此煞費苦心地制造這樣的謊言，為毛澤東的責任開脫。這是為了什麼？

如上所述，打倒劉少奇，是一個長期策劃運作，並且不惜發動全國性運動乃至內戰的一個過程。從劉少奇失去第二號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間有三年多的時間，全國的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高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那幾天毛澤東不在北京，就能說明什麼這一切不是毛澤東策劃的嗎？

何況，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在中南海舉行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鬥爭會」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叫李乘專機飛到杭州來見他，面陳在中南海的批鬥會情景（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　４８９─４９１）。那天的「鬥爭會」拍了紀錄電影。那記錄電影從未公開放映過，當時攝制的目的顯然只供最高領導人觀看的。至於那天對劉少奇的暴力攻擊，低頭彎腰，毆打，都是當時所有「鬥爭會」的程式，已經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後，劉少奇開始被單獨監禁，直至死亡。

到了１９９９年，新版的一百元鈔票又改變成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頭像了。也許歲月流逝，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劉少奇是誰了，何必還要提這個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對文革的記憶和疑問呢？毛澤東一個人足以象征、代表權威。

歷史如果不被紀錄，不被分析，就會在人們的記憶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圖景。隨著時間推移記憶淡化，謊言反復講述，不同聲音被禁止，對劉少奇的官方解釋，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４、中國古代君臣相害的延續，還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本？

劉少奇一案，是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之間的殘酷鬥爭，應該怎樣解釋？

一種思路，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專制傳統。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和大臣之間的謀害、殺戮的血腥史實，是大量的，特別是在新朝代初創的年代。

春秋時代，吳王殺伍子胥，越王殺文仲，都是例子，成語所謂「狡兔死，走狗烹」。對皇帝立有大功的大臣，後來被殺的，可以數出一長串。秦代有李斯，漢代有韓信，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害死了從小一起放牛的大將軍徐達，處死了宰相胡惟庸，並且從此取消了宰相制度。太平天國一在南京建都，稱「萬歲」的洪秀全就殺了「九千歲」楊秀清。

這是軍事殺戮、獲取政權以後的又一次殺戮，可以稱為「第二次殺戮」，是殺戮內部高層領導，最高領袖的戰友。與土匪的內部火拼有所不同，這些殺戮是通過某些司法程式的，如審訊和判刑，對被殺戮者，也都訴諸文字的罪狀羅列，也就是說，要找到一些理由和根據，盡管理由和根據，實際上都可能是偽造的。

司馬遷《史記》的《李斯列傳》載：「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他到秦國，輔佐秦始皇攻打吞並天下，被任命為丞相。之後他又建議焚書坑儒。秦始皇死後，他幫助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奪得皇位。兩年後，李斯被以叛變罪被判決死刑。「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

司馬遷記載了李斯被殺前說的話。我們不知道司馬遷怎麼了解到李斯關於帶狗打兔子的臨終談話。不過李斯是當眾被處死的，所以有這種可能性。劉少奇死前說過什麼，至今沒有任何報道。這是很奇怪的。現在官方報道的劉少奇最後的話，就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後給他平反時說出來的。他們被強制分開，直至劉少奇死亡，中間有兩年多的時間。他在最後的兩年裏說過些什麼，從來沒有見到任何記載。顯然，他所受到的監禁非常嚴密，沒有同情者可以接近。在這方面，文革也比暴秦還要殘忍。

在二十世紀，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這種血腥殺戮，發生在蘇聯、中國、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內部。史達林是這方面的鼻祖。史達林在「農業集體化」和「肅反」中殘酷迫害了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權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他六個成員，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殺，就是被刺殺，或者被判處死刑。這六個成員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１９３７年布哈林被投進監獄。１９３８年２月，對布哈林和李可夫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進行了公開審判。布哈林在審判中承認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處死刑，在１９３８年１４日被槍決。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認有的罪行，是因為他的小兒子才兩歲，為了保護家人，他不得不這樣做。也有人說，那是布哈林上了史達林的當，以為合作認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幫助史達林制造謊言，但是仍然被處死。

１９６７年劉少奇被禁閉在中南海的時候，他的最小的女兒只有六歲。劉少奇分別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７年７月作了兩次「檢討」。他沒有對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史達林的另一個手法，是起用某個人來清洗別人，然後再起用另一個人，把這個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裏，他一直使用這樣的手段。史達林先與布哈林聯合行動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後又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然後是布哈林自己。史達林的秘密警察頭目也如此數度替換：先是雅戈達，然後殺了雅戈達任用葉若夫，又殺了葉若夫任命貝利亞。

中國的情況相似。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５月２８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５１６通知」，清洗了高層領導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李雪峰在１９９８年發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中寫道：

「５月１１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都坐在主席臺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聽見有人在後面拿著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來朝著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臺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後接任彭的北京市領導人的職務。原文發表於《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四期。收入《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７－３８頁）

在劉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會上，彭真表白他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結果無濟於事。而且，一年以後，輪到劉少奇來做這樣的辯白了。

據劉少奇的子女說，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攻擊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劉少奇非常氣憤，對他的兒女說：「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見上引《勝利的鮮花獻給您》）

劉少奇在１９４５年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說法，對"E高毛澤東的權力地位有大功勞。但是，取代他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在１９６０年代發明了一大套關於毛澤東的辭令和生活儀式以及規則，比如「四個偉大」、「頂峰」、「萬壽無疆」、「天天讀」、揮舞小紅書、到處建立毛澤東的巨型塑像，到處張貼毛澤東語錄，等等。彭真和劉少奇在這一方面要跟林彪競爭，顯然是劣勢。

林彪紅極一時，被稱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在共產黨黨章裏寫進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過他在其位只有５年，然後遭到毛澤東的廢黜，１９７１年９月逃離中死於外蒙。

重要的是，盡管在旁觀者看來，這種權力圈子中諂媚最高統治者的競爭，顯然已被證明會給競爭者帶來災難，但他們卻依然竭盡全力。

這樣的歷史讓人驚異：毛澤東不但可以使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被餓死、被打死、被槍斃，被「鬥爭」、被侮辱，而且，對政權的第二號人物，從劉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讓他們悲慘地死去，而且極其順利，不遭到任何抵抗。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毛澤東若不在１９７６年死亡，一輪一輪的清洗還會繼續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這種恐怖。蘇聯也如此，史達林死亡後，最為積極執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貝利亞被處死，此後政治局委員們不再被殺戮。

這是偶然的相似嗎？

不過也不盡然僅僅是相似。中國的皇帝雖然殺戮「功臣」，卻並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動員全國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來揮拳高呼「打倒劉少奇」。史達林雖然殺害政治局委員，但是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讓全國的學校都停課三至六年，讓學生參與「揪劉「和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澤東為其「打倒劉少奇」的事業而讓老百姓付出巨大經濟和道德代價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史達林都望塵莫及的。

發稿：2003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