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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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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網】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派軍代表接管各處、分(縣)局及基層科、隊、所。

1967年3月24日,軍代表進駐公安局剛滿一個月的時間,軍管會的二號人物劉傳新就指使專案人員從市公安局的偵察案卷中搜集各級領導的審查批示,編寫了題為《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裏通外國的情況報告》,誣陷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焦昆、張烈、閔步瀛等31名領導幹部“裏通外國”,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準人”。之後,又組織起從300多人逐漸增加到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時間,清查了全局各類主要檔案77萬余卷,零散材料105萬件,列出所謂“出賣情報”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務、反革命線索”材料153374件,並將其中85344件編印成122冊,轉發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追查,嚴重失密,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

專案組還在另一份《關於馮基平、邢相生、閔步瀛、張烈、焦昆為首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內幕》的材料中,將馮基平定為“特務分子”,邢相生定為“特務嫌疑”,閔步瀛定為“京津鐵路局督察室特務”,焦昆定為“CC特務”,張烈定為“叛徒嫌疑”。更為滑稽的是,劉傳新一夥竟然輕信曾在汪偽時期充任開封六路軍中將副司令、遠東國際民主聯盟中央總局常務理事兼機要理事的宋××的謊言,認定從中央到地方有39名領導幹部參加過日偽“遠東國際民主聯盟”特務組織,還有教授、幹部、職工等300余人是日偽“華北興亞民主同盟”的潛伏特務。這份假材料轉發全國各地後,僅在北京、天津、秦皇島、大同受此案牽連的就有105人,其中91人長期背著“特務嫌疑”的黑鍋,3人被逼迫而自殺身死。

在康生、謝富治的親自授意下,劉傳新等人還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與帝、修、反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的大量罪證”:“包庇、放走叛徒、特務、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蔣重大特務間諜109名”,“送給美蔣特務機關和英、日、緬、印等國家各種核心機密情報1349項”,“供給敵人機密情報5689件”……一句話,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敵人的特務機關”!歷任公安局長羅瑞卿、馮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領導成員都是“裏通外國、罪大惡極的壞人”!

1968年8月17日,劉傳新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8000人“控訴批判大會”上,宣布對馮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領導幹部“逮捕法辦”。

8月23日,劉傳新將814名公安幹警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

8月29日,劉傳新將劉少奇、賀龍、葉劍英、彭真、李井泉、譚震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70人關進市局少管所,強令他們揭發其父母的“罪行”。

一陣“大拆大卸”之後,劉傳新得意洋洋地發表了聳人聽聞的講話:“軍管會把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賣國賊、各種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公安局有問題的,定了1080人,還有459人待定案處理。”

為了討得主子的歡心,劉傳新按照“四人幫”的旨意,把社會上流傳江青等人的醜聞當作“反動謠言”來追查。僅從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謂“謠言”1000多起,涉及數萬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審查。

劉傳新的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幫”對他的信任。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四人幫”下達了不準戴黑紗、不準戴白花、不準設靈堂,不準開追悼會、不準寫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

“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卑劣伎倆,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強烈義憤。4月2日,北京出現了第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4月4日是清明節,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出現了更為壯烈的場面。就在這天,“四人幫”下達了鎮壓的指令。於是,他們在公安部門的黨羽親自帶人到天安門廣場偷記汽車牌號,拍照詩詞,還派人在歷史博物館樓上用長焦鏡頭進行錄像偵察。公安局長劉傳新特地布置“把車輛準備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準備”。

子夜時分,一隊隊民兵開進廣場,紀念碑東西兩側穿棉大衣的人群漸漸拉開了陣勢。廣場東側突然殺出一彪人馬,迅猛地沖向紀念碑,等候多時的民兵和警察趁機一齊撲了上去,幾個朗誦詩文的人很快被抓了。

緊接著,200輛卡車開進廣場,2000多個花圈被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