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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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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網】第二天淩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屬各處的幹部和群眾緊急集合,接受處領導傳達市局的命令:根據上級指示,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昨天夜間,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現在到廣場去的任務,是勸阻群眾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動,各自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

人們沒有被嚇退。9點以後,廣場上至少群集有十幾萬人,他們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廣播車,點燃了“聯合指揮部”的汽車。

就在天安門廣場熱血沸騰的時刻,“四人幫”及其爪牙也在策劃“反擊”。

他們在中山公園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揮點,在28中學設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揮部。出動民兵5萬人,警察3千人、衛戍部隊5個營,分別駐紮在中山公園、午門、勞動人民文化宮、歷史博物館、28中學、空軍招待所等處待命。

晚8點左右,臨時設在歷史博物館內的“聯合指揮部”通過電話落實各路隊伍的集合情況。

9點29分,“聯合指揮部”下達了鎮壓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隊一齊出動,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廣場西側的數百名警察,首先沖到紀念碑附近,包圍了集中在紀念碑前的群眾。一時間,木棒、皮帶雨點般地落在手無寸鐵的群眾頭上、身上。紀念碑周圍,呼喊聲、怒罵聲、追打聲、慘叫聲混成一片。

一陣腥風血雨的鎮壓之後,200多名被抓的群眾一個個被推進吉普車,開往關押的地方。

在劉傳新的指使下,清明節期間公安局在天安門廣場上偷記的115輛小汽車的號碼,涉及到中央、國家機關、部隊等80多個單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葉劍英、劉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還搜集了天安門廣場的詩詞原件583份,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抄件6.6萬多份,照片10.8萬多張。從這些材料中,選出重點600余件,總計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後拘捕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群眾388人。在公安局內部,幹警受到拘捕、隔離審查的15人,受到各種方式追查的多達600余人。全市在“雙追”中涉及的群眾數以萬計,副部長和軍級以上的幹部被觸及的近30名,包括葉劍英、鄧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裏等同志。

劉傳新因為“雙追”有功,頗受“四人幫”的賞識,江青誇獎他“幹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四人幫”加緊纂黨奪權的部署,劉傳新也及時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應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註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權力的黨內走資派”,要警惕“能調動車、馬、炮的人搞武裝暴亂”。毛主席逝世後,劉傳新立即按《應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組織了3300多人的機動力量,準備槍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機動車270輛,還有大批電臺、報話機等通訊器材,並繪制了作戰用的城區坐標圖,真可謂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

積怨的火山總有一天要爆發。1976年10月的一聲霹靂,炸開了中國上空漫天的雲霧。

1977年初,隨著社會上要求把被“四人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呼聲日益高漲,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樓裏也爆出了公開向劉傳新宣戰的火花。有人貼出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大字報,公開點名劉傳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內一手遮天的“慶父”,強烈要求清算劉傳新充當“四人幫”的劊子手屠殺人民群眾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經北京市委批準,劉傳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長的職務,接受審查。

一貫神氣十足的劉傳新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現出了政治賭棍滿盤皆輸後的原形。他毫不隱晦地發出了傷感:“我這輩子也算值了,什麼樣的場面都見過了,什麼樣的高級飯店都吃遍了……”

的確,在“四人幫”的庇護下,劉傳新曾風光多時,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權獨攬,每句話都落地有聲,誰敢說個“不”字,輕則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則下放、勞改,甚至被關進監牢。他還利用手中的職權,長期將北京市公安局某處級機關內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幹部拉在身邊,經常陪伴他出入高級飯店和其他場合。
劉傳新在接受審查期間,神經十分脆弱。5月18日,當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時,臉色蒼白,一言不發。

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體幹警都聚集在北京體育館內。人們不時地向主席臺方向翹首觀望,一個小時過去了,大會仍然沒有開始的跡象。人們坐不住了,互相詢問。

突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個令人驚愕的消息:劉傳新自殺了!

1977年7月,經黨中央批準,劉堅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公安局長。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邢相生出任黨委副書記、副局長。11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管會時期留下的793名軍隊幹部全部撤離北京市公安局。

從此,北京市公安局結束了十年動亂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