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沈重的歷史永遠沈重——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解讀一本書是困難的，無論是一頁頁沈冤的故事，還是作者沈雷般的吶喊。
解讀一個人是困難的，情感、心智、勇氣、忠誠，還有那沈甸甸的良心。
解讀一段歷史是困難的，特別是那段歷史浸泡著一個民族太多太多的沈重。

戴煌的(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終於出版，那沈重稍許舒解。是的，僅僅是稍許，已經沈重的歷史並不因歲月的磨蝕而輕松，那沈重將永遠伴隨我們，那沈重是我們永遠的財富。

1997年5月，我便有幸看到李銳先生為《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寫的“序”。李銳先生曾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撰寫過著名的《廬山會議實錄》，對平反冤假錯案自有其切身的體會。李銳寫道：“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當代歷史要揭開新的一頁，仍有兩大難題待解決，即‘兩個凡是’和如山冤案。不批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思想路線，不解放成千成萬被定為‘反革命’、‘反黨分子’的新老幹部，自不可能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李銳認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平反冤假錯案，“是一場旋乾轉坤的搏戰”。

李銳是1982年調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在此之前，他同胡耀邦並不熟識，但1978年李銳在安徽流放時，得以待罪之身先進醫院治病，次年初回京復職，卻是胡耀邦親自處理的。因此又可以說，李銳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直接受惠者。李銳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及，1988年胡耀邦到湖南張家界休假，被成千遊人擠擠於道，爭相握手合影，李銳感慨系之。驚聞胡耀邦去世的當夜，李銳在悼文中寫道：“天下奇冤已掃清，神州莫再有冤靈。此情此景張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活在人心便永生”，李銳說出無數中國人的心聲：“回顧我們黨、我們國家70多年走過的道路，能夠從‘紅小鬼’的隊伍中鍛煉出一個胡耀邦，應當說是中國歷史的一種安慰，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安慰。”

關於平反冤假錯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有如下記載：“文化大革命”中，“僅國家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就占當時國家幹部人數的17．5％。特別是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75％。有一些幹部雖未立案審查，但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鬥爭”。《註釋本》特別強調：“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中組部和各級黨組織，發動和依靠廣大幹部、群眾，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過來。這就在實際工作中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破除了以前的‘左’傾辦案思想和辦案方法，使這項工作取得很大的進展。”可見，作為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的一部分，平反冤假錯案以及胡耀邦在乎反冤假錯案中的作用，早有定論，本是無需置疑的。然而，正因為這一工作無法回避一個又一個“什麼人”的問題，不僅胡耀邦當年需要“下油鍋”的勇氣，即使在今天，當戴煌出於記者的責任，希望將這段歷史如實地告訴國人時，仍然面對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油鍋”。

1944年，16歲的戴煌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擔任新華社軍事記者後，戴煌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和越南抗法戰爭的報道，與胡志明等人多有交往。1957年，因反對“神化與特權”，戴煌被打成“右派”，遭受諸多磨難。直到1978年徹底改正。在這期間，戴煌先後在東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勞改”，妻子離他而去，小女兒改名換姓送了人，姐姐、侄兒、二哥因受牽連而喪生，第二個妻子不堪折磨患了精神分裂癥。恢復工作不久，被迫封筆21年的戴煌即以新華社記者身份，與蒙受冤屈的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談話，編發了許多平反冤假錯案的稿件。可以說，從那時起，戴煌就在為《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準備寫作素材。

戴煌與胡耀邦的第一次接觸在1979年6月。中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胡耀邦到會講話，戴煌寫了會議新聞，照例逐級送審。在胡耀邦家中，胡耀邦興致勃勃地與戴煌等人談了一個多小時，端正黨風，改革開放，反腐敗，同心同德搞“四化”，並提出將這些意見充實到新聞稿中。戴煌覺得這些不是會議內容，加進新聞稿中不符合新聞的真實性要求，建議胡耀邦考慮：會議新聞單發，另發一條他的談話。胡耀邦略略沈思了一會兒，對戴煌他們說：“你們說得很對!幹脆，會議新聞也甭發了。但是，我剛才講的這些意見，也可供中紀委的同志們參考。”胡耀邦的豁達明快、平易樸實給戴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說，作為一個記者，在領導人這個特定範疇裏，不寫胡耀邦還能寫什麼人呢?

不過，胡耀邦在位時，戴煌並沒有動筆，只準備有朝一日，比較系統地寫些值得留傳後世的文字。1988年10月，胡耀邦離開總書記崗位已近兩年，有人約戴煌寫胡耀邦，他也僅寫了第一次會見的無拘無束，並加了這樣的題記：“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寫；他似乎默默無聞了，我卻樂於把這沈睡多年的草頁公布於世。”

1994年秋，《炎黃春秋》雜志約請戴煌寫一些介紹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的文章。《炎黃春秋》以發表人物傳記和史實性文章為特色，在北京頗有影響。《炎黃春秋》的上級主管部門是炎黃文化研究會，而炎黃文化研究會的會長是仍然健在的老將軍肖克。此時，胡耀邦已去世5年，5年風風雨雨，戴煌更加感到胡耀邦的偉大，感到胡耀邦的智與勇對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是如何珍貴。戴煌應允《炎黃春秋》，既期望以此表達對胡耀邦的懷念，又因為幾年來，耳聞筆記，已有不少積累，不吐不快。即使如此，戴煌並沒有馬上動筆，而是南下北上，采訪了數十位知情人、受害人和當事人，補充收集資料，前後歷時8個多月。

1995年9月，第一部分書稿終於脫手。戴煌將打印稿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人及摯友親朋，請他們核實補充材料，提出批評意見，然後一一收回斟酌定稿。

《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30余萬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敘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為平反冤假錯案嘔心瀝血的事跡。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這時，他所面臨的，正是“兩個凡是”的甚囂塵上。而胡耀邦認為，撥亂反正，首要的就是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因此他在中央黨校組織力量，撰寫並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和《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可以說，這是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前奏。

1977年12月，胡耀邦就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上任伊始，他用“積案如山，步履艱難”八個宇概括形勢的復雜與嚴峻，開始了每天挖‘山不止的工作。當時，橫豆在胡耀邦面前的大山，一是“兩個凡是”對人們思想和精神的禁鑰，一是那些冤假錯案的制造者仍然權高位重，他們樞不將“文革”時期中央專案組的材料交給中組部，也不允許中組部召開全國性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會議。他們不打算也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施虐者與蒙冤者很難取得共識。不準開大會，胡耀邦便決定開小會，會議的名稱改為“疑難案例座談會”。與此同時，經過胡耀邦審閱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隨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發表，在全國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向“兩個凡是”的頑固堡壘發起最後沖擊。

戴煌將“文化大革命”時期轟動全國的“六十一個叛徒”案看作突破“兩個凡是”主陣地的突破口。回顧這段歷史，李銳寫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抵制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專案辦的檔案材料。這是一種何等困難何等嚴峻的局面。耀邦勇敢地另起爐竈，對大小案件，由中央組織部單獨進行調查，一一落實，取得成功。”如前所述，針對“兩個凡是”，胡耀邦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在時劍英、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中組部的工作緊張而有條不紊地進行著。12月16日，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平反冤假錯案取得決定性勝利。

有資料顯示，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經中共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30余件，全國共平反糾正約3O0余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47萬余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解脫。又有資料顯示，“文化大革命”中，全國經法律手續錯判誤判的“反革命”案件共17．5萬件、18．4萬人全部得到平反或糾正。僅此即可以看出，平反冤假錯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不難理解，這一舉措對於“思想解放”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潮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第二部分記述了幾宗曾經轟動全國但內情鮮為人知的大案的平反經過，如張揚和他的小說(第二次握手)、被打成大右派的葛佩琦、“伊瑪尼黨”冤案、福建地下黨冤案、李之璉與溫濟繹的冤案等。特別是發生於1977年底的李九蓮案，更是駭人聽聞。

古人云：“讀《出師表》而不下淚者，非忠臣也；讀《陳情表》而不下淚者，非孝子也。”今人亦云：“讀《阿Q正傳》而不仰天長嘯，做國民任人擺布直至以頸血供人觀賞者，非志士也。”無論如何，讀《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也有這種感覺，壓抑、憤激、熱血責張。我想，此書給讀者的啟示，至少有以下幾點，一如邵燕樣先生所言：“年輕人該讀，可以幢歷史，知道今天來之不易；過來人該讀，可以溫故知新，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疼；各級新老幹部尤其該讀，可以知民心之向背，知從政之取舍!”我們常講以史為鑒，(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正是為鑒之史，醍醐灌頂，啟智慧，開蒙昧。二如戴煌《文後補言》所載：“像胡耀邦那樣從總體上看雖非大政治家但在風波詭誘、派別林立的政壇中能夠終身懷抱赤子之心始終表現出獻身精神者，則幾如鳳毛麟角。”胡耀邦的清明朗徹、磊落坦蕩、實事求是、疾惡如仇被國人奉為楷模，難怪人們稱其為共產黨人的“良心”。從胡耀邦身上，我們應當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不過，我想這裏應該補充一點，即本書作者戴煌，又何嘗不是本著這種“良心”，一旦能夠執筆為文，便奔走呼號，為民請命?不久前(1998年3月27日)，戴煌在《南方周末》發表長文《工人投票罷免瀆職廠長，齊齊哈爾連發三起血案》，便是又一次泣血的吶喊。三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平反冤假錯案肇始於70年代末，鄧小平說這番話的時間是80年代末，現在到了90年代末，中共十五大重申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無疑將從體制上、制度上鏟除各種各樣冤假錯案發生的社會政治基礎。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古老文明的偉大中國將以民主、法制、欣欣向榮的步伐昂首邁入21世紀。

歷史是沈重的，我們的民族在沈重的歷史中成熟。

讓沈重的歷史永遠沈重!

(摘自《方法》1998年第6期)

發稿：2002年9月1日    更新：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