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需殺人：大陸器官移植業背後的群體滅絕罪惡（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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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世界上人口位居第一，更是器官移植業迅猛發展的國度。然而最近十年以來，從多方獨立調查報告和媒體報道中顯示，支撐中國器官移植業爆炸式增長的主要器官來源並非來自中共官方所說的死囚犯和自願捐贈者，而是大量的無辜良心犯，其背後隱藏著按需殺人的群體滅絕罪惡。

2016年6月22日，三位海外獨立調查員——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美國資深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聯合發布了一份長達680頁關於中共強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報告。這份報告顯示，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每年約為6萬至10萬例，遠遠超過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在過去15年中，在大陸，估計進行了大約15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這些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調查員喬高說：“據我所知，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政府，以工業化的程序謀殺公民，售賣他們的器官。”而另一位調查員麥塔斯說，大陸實施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之多，令他驚訝，“比官方數據多出六到十倍。”

美國國會、英國議會、歐洲議會、加拿大議會等都相繼舉行了聽證會。2016年6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了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的343號決議案，譴責中共強摘良心犯的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並釋放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世界多家主流媒體紛紛刊載關於中共活摘罪行指控的新聞報導，中共罪行進一步被曝光。

11年前，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由證人在海外首次曝光。隨後，“追查國際”和獨立調查員展開了十余年的調查工作，累積了大量證據，確認中共活摘罪行的真實性。

2006年，大衛‧喬高與大衛‧麥塔斯出版了調查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2014年，美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在7年調查的基礎上出版了《大屠殺》。他表示，他與喬高和麥塔斯通過不同的調查程序，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供體來源。

調查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的規模以及受難者的數量，復雜而艱巨。多位調查員經過十年的調查取證，把細碎的證據一點點拼接起來。其中，中共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等信息透露了許多內幕。

例如，2013年9月，北京大學器官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繼業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說：“我們醫院曾在一年之內做過4000例肝腎移植手術。”

獨立調查員對照該醫院的職員數量、病床數量、相關研究刊物、媒體報導、免疫抑制藥物的采購量等多方面數據和信息進行了交叉驗證，最後證實，4000例的數字是真實的。

葛特曼舉了另一個例子：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有大約500張器官移植專用病床，在醫院的內部信息顯示，這些病床的使用率達到131%。這意味著什麼呢？葛特曼解釋說，以20-30天的平均住院期來推算，此醫院一年進行的移植手術約為5千例。

這兩家醫院只是冰山一角，因此，顯而易見的，僅僅幾家醫院的移植數量就輕易超過了中共官方所宣稱的每年實施1萬例器官移植的手術量。

在2007年，大陸有上千家醫院向衛生部申請，希望能繼續進行器官移植操作，最後只有169家醫院獲得批準。這說明，有上千家醫院已經符合了衛生部所規定的器官移植所需具備的條件。

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曾告訴陸媒，“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十倍， 2005年又翻了三倍。”有“中國肝膽外科之父”的吳孟超在2011年對媒體說：“我們現在做的肝臟移植在全世界是最多的”。

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肝移植總量大約為每年6千例，而這個數字不過是中國幾家醫院的移植量總和。

2001年以後，大陸不斷興建新的器官移植醫院、器官移植大樓、增添新病床，而移植手術的實施數量也隨之年年增長。最新活摘調查報告顯示，從2000年至今，僅中共批準的169家移植醫院，就可能完成了上百萬例器官移植手術。這並不包括其他許多家也在進行移植手術、但未獲官方認證的醫院。

“中國國際器官移植網絡輔助中心”在其網頁列出了針對外國病患的器官價格–心臟15萬美元，腎臟6萬美元，眼角膜3萬美元。喬高評說，這項產業每年可帶來90億到100億美元的產值。

葛特曼提到，原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的副手王立軍，就曾創辦人體器官移植的現場心理課題研究中心，還獲得獎項。2006年9月17日，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秘書長任晉陽在“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頒獎儀式上的講話中說：“王立軍教授和研究中心還針對藥物註射後器官不易受體移植的難題進行了基礎研究和臨床實驗，研發出全新配方保護液。”

當時王立軍在頒獎典禮的講話中透露，他們的研究中心就是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體。他說：“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我們的現場，技術解剖的現場，器官受體移植的現場”。

“中國國際器官移植網絡輔助中心”的網頁上還提到：“在全國範圍內，每年腎移植手術多達5000例以上。能完成如此數量的移植手術，是與中國政府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以及民政部於1984年10月9日聯合頒布有關法律，確立提供臟器是一項政府支持行為。這可謂世界絕無僅有。”

超短的供體等待時間，是大陸器官移植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中國肝移植註冊2006年度報告中提到，在當年實施的肝移植手術中，26.6%、即1150例的肝移植是急診手術。也就是說，找到供體的時間只有幾天甚至若幹小時。

以色列著名心臟外科醫生雅各‧勒維（Jacob Lavee）講述了一個病例：2005年，他的一位等待心臟移植的病人告訴他，以色列保險公司安排他去中國換心臟，手術已經安排在兩周後進行。勒維教授覺得不可思議，移植心臟的手術怎麼能夠提前確定日期呢？難道說，有一個人要被殺死嗎？結果，那位病人真的在預定的那天換了心臟。

2007年，昆明腎臟病醫院介紹該院腎移植手術的優勢時，提到一點：“本中心每周都有器官移植手術，是全國唯一開展供體找受體的器官移植醫院”，還說：“若不成功，做到成功為止，不再收取手術費用。”

2006年，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題為“再次腎移植影響因素探討（附50例報告）”。論文引用的50個病例，都分別接受過2次、3次或4次腎臟移植。

在中國東北，國際器官移植網絡支援中心的問答頁寫道：“中國開展的是活體腎移植，與各位在日本的醫院及透析中心聽說的屍體腎臟移植完全不同。”

喬高提到，曾有一位病人從海外兩次去大陸進行換腎手術。第一次，院方提供了4付腎臟，但是都不匹配。第二次，他又得到了4個腎臟，第4個總算配型成功。這意味著，有8個人因此遇害。喬高指出，“按需殺人”的器官移植就是反人類的罪行。

中共當局聲稱，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後來又改口說是志願捐獻者。國際組織估計，中國的死刑犯每年只有數千名，而且自2000年開始下降。而中國傳統講究死後保留全屍。2010年以前，中國大陸還沒有器官捐獻機制，即使在今天，捐獻數量仍然非常有限。因此，這兩個所謂的器官供體來源根本不足以支撐龐大的器官移植數量。

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起於上世紀70年代，當時是從死刑犯身上獲取器官，少量的進行。後來，開始使用良心犯的器官。

葛特曼介紹說，中共在1999年7月鎮壓法輪功。數十萬計的法輪功學員陸續趕到北京，為法輪功鳴不平。他們被抓捕、關押在看守所。為了保護親友不受牽連，這些學員拒絕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居住地，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因此，大批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囚禁，然後銷聲匿跡。

麥塔斯表示，中共鎮壓法輪功學員的政策是“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活摘器官正是肉體消滅的一種手段。他提到，眾多法輪功學員在看守所接受體檢和驗血，就是為器官配型作準備，沒有其他的解釋。

葛特曼說，法輪功學員如拒絕轉化就面臨死亡，如不出賣朋友，也會受到死亡威脅。這是國家策劃的群體滅絕罪。“我們沒有想到，在納粹大屠殺之後，會出現這樣的醫療腐敗。” 受訓救死扶傷的醫生，怎能從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雅各‧勒維教授表示，人們應該做的，首先是了解事實。調查報告、書籍、事實，就擺在眼前，去閱讀吧，而後你不得不信。他希望，所有的醫生都行動起來，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惡。

在法輪功學員和正義人士的積極努力下，自2008年以來，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已經通過立法，禁止本國公民赴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

美國343號決議案的聯合發起人、眾議員克裏斯‧史密斯（Chris Smith）曾說， “我深信，這場對法輪功的滅絕式鎮壓將被視為一種最深重的恐怖。”

在影片結尾，葛特曼說：“這是新的形式的群體滅絕，而且是通過社會上本來最受尊敬的成員加以實施。這是當今時代的一個重大考驗，我們再也不能回避。”

發稿：2017年7月31日    更新：2017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