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業日隆家道漸裕 古人的經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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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孝祺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就包含了誠與信。無誠無以處世，無信無以立身。誠信是做人的準則，商業道德也以此為支柱。以信義為重，乃是商人中的誠賈、廉賈的本色。歷朝歷代也出現了很多誠信重義、富甲一方的商人，他們以信、義、誠、仁經商，在商界贏得了佳譽，結果“基業日隆，家道漸裕”。

中國古代的秤，十六兩制，分別以十六顆星星作標識，前六兩是南鬥星六顆，再七兩是北鬥星七顆，最後三兩是福祿壽三星，南鬥主生，北鬥主死，福祿壽主福氣、財富和壽命，古人的含義非常清晰，稱量度衡關乎生死，缺斤少兩，少一兩折福，少二兩折祿，少三兩就折壽了。這把古人流傳下來的、作為誠信標桿的秤，凝聚著傳統文化的精華。

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經商活動屬於“陶朱事業”，須以“管鮑之風”為榜樣。對待顧客、商家，無論大小，都應以誠相待。

範蠡經商 講仁義道義信義

範蠡是歷史上道商之鼻祖，史家司馬遷稱“範蠡三遷皆有榮名”，其他史書中也概括範蠡平生是“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範蠡經商講究仁義，從不唯利是圖，對合作者，他謙和禮讓，對雇工則慷慨大方；遇到災年減產，就減免地租，還開粥場賑濟災民。在經商中，他和農民、商人年初簽訂商品收購合約；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範蠡就按照年底市場現價收購；如果下跌，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由此，範蠡擁有商人、工匠和農民群體的眾多人心，也就擁有大量穩定的合作夥伴。因為範蠡精誠合作，總成本也降低很多，最終達到合作互利的成果。

他也重信義。一次，範蠡經商資金周轉困難，向一富戶借了10萬錢。一年後，富戶帶著借據出門討債，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據和路費都沒了，於是投奔範蠡。即使沒有借據，範蠡不僅連本帶息歸還欠款，又額外送他路費。範蠡的仁信之名廣傳天下。在日後的經商中，各富戶願意主動送錢上門，幫範蠡渡過財政危機。

範蠡經商還“富好行其德”，十分講究道德和道義。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一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把財富分給窮人及較疏遠的兄弟，不為金錢所累。

範蠡治國則國盛，治家則家富，還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宋代王十朋曾寫詩“只與君王共辛苦，功成身退步逡出。五湖渺渺煙波闊，誰是扁舟第一人”來贊揚他。

儒商始祖 端木遺風

端木賜，字子貢，孔門十哲之一。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國、魯國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端木遺風”指子貢遺留下來的誠信經商的風氣。端木也是中國儒商始祖。

《論語•先進》載孔子之言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說的是子貢喜歡做生意，預測商情十分準。《史記•貨殖列傳》將他列為富翁排行榜第二。子貢可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儒學出身經商致富的商界奇才。

子貢之所以能成為儒商的鼻祖，與他的道德、志向、 學識、修養分不開。他奉行“貧而樂，富而好禮”。《論語•雍也》第六篇第二十八章記載，子貢日：“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其中“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即反映了子貢經商的道德情操與志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的記載，說他善於觀察市場行情，東西賤時買進來貯存，東西貴時再賣出去獲利。子貢就是這養一個善於觀察市場、駕馭市場並從中獲利的精明商人。

但是商人的趨利性並沒有影響子貢對道德的追求，君子風範是子貢一生的追求。子貢是孔子儒家學說的積極踐行者和傳播者。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子貢始終伴其左右。

《呂氏春秋》記載“子貢贖人”的故事：當時魯國有項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淪為奴隸，有人出錢把他贖回來，可到國庫取贖金。子貢一次贖了一個在外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他認為做好事求回報不道德，拒絕國家賠償他贖金。其仁德之心可見一斑。

清朝義商謝廷恩誠信無欺

江西撫州人謝廷恩是清朝著名的義商，被人們尊稱“西老爺”。謝廷恩從小家境貧寒，16歲開始到四川、福建、廣東經商，以販運崇仁特產苧麻（中國古代重要的纖維作物之一）為主，兼營生活用品。

在經商中，謝廷恩作風正派，誠信無欺。一次，他在福建經商，一位首次在謝廷恩處購買苧麻的商人拿貨付款後，便立即走了。謝廷恩清點貨款，發現他多給了總貨款一半的錢。身邊的人勸他裝進自己腰包，但謝廷恩卻想盡一切辦法找到客人還錢。

謝廷恩對這個客人不熟悉，只知道他是某綢布店老板。他便在城中的綢布店一家家找，終於找到這位客人。謝廷恩將多出的貨款返還給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謝廷恩正派的為人折服。二人成為朋友，這個故事也在福建當地廣為流傳。這位客人不僅成為謝廷恩忠實客戶，還介紹城內其他老板在謝廷恩處購買貨物。

謝廷恩經商註重誠信，為人正派，只要是在謝廷恩處進的貨，客人都十分放心，謝廷恩已成為行業的活字招牌，生意也就越做越大，不到20年，便已成為撫州當地巨富。

仁愛之心 寬厚之德 經商成功奧妙

信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標準，為人修身處世的行為基礎。義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信人或以信待人，都是與義同在，依義而行。而義利之辨，古已有之，商人更是首當其沖，誠賈會以義為重。

一些傑出的古代商人深知，只有重商德，才能把生意做長、做穩、做大、做活，否則不管是否合理，一槌子買賣狠賺一筆，但信譽喪失，以後人們不敢再領教。

晉商王文顯訓誡其子說：“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富。”他說出這個道理，經商謹厚重義，可富而經久，合乎商人最大和長遠利益。

經商重義，講義必然以信為重，信可說是以義制利、循義經商的一種外在表現。“信近乎義。”把嚴守信用作為商道傳承，是古代很多誠賈的傳統。

明嘉靖間徽商許文才“貿遷貨居、市不二價”。另一個明朝徽商胡仁之，經營糧食，誠信不欺，大災之年不為“鬥米千錢”所動，拒絕在米中摻假，表示決不賺這昧心錢、損害信譽。“平則人易親，信則公道著，到處樹根基，無往而不利。”經商講信，商人並不會吃虧。

在商道中，講義講信講誠，皆出於孔子所說“仁者愛人”。有“商祖”之譽的戰國時期白圭曾定“治生四德”，即智、勇、仁、強，更突出其中的“仁”字。他不壓價拒收，不囤積居奇，以“知取予”（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為行“仁”術，重視扶植生產、調節供求。

清康熙間徽商吳鈵也秉承以仁心經商，並給其子立下十二字訓言：“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教導後人在經商中要存仁愛之心、寬厚之德，這是經商成功奧妙所在。

發稿：201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