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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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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荊楚

我所說的“另類受害者”,無法用“反右”、“文革”這類限制性詞匯來設定時間段,而是貫穿於整個苛政暴虐的始終。

1、魯龍生

筆者妹夫之兄魯龍生,他上小學之時,課本上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老師在講解課文時,明明知道:這是在灌輸謊言,但只能閉眼念經,來宣講毛主席的種種“恩情”。什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啦!什麼“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啦!什麼“山高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啦……老師講得唾沫橫飛,大部份懵懂未開的孩子,在這種長期性的灌輸下,耳濡目染,水滴石穿,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全盤接受了“毛主席好、共產黨好”的觀念。

而當年的魯龍生,卻是一個善於思考的孩子。他感到老師的講解,與現實很不相符。於是就跟老師抗辯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好個屌,麥子粑粑都吃不飽!”……

就因為這麼一句話,他被老師趕出了學校。以後,任何學校都拒絕接收他這個學生。理由是“這孩子思想太反動”。他從此輟學,一輩子都沒有書讀,幾乎成了一個文盲。

憑著他的靈性和慧根,憑著他的善於思考,如果給予他良好的教育和啟迪,說不定,能把他培養成我們國家的優秀人才。一棵人才的幼苗,就這樣被掐斷了。一個異常聰明靈慧的孩子,在這個控制得密不透風鐵屋子裏,就這樣被扼殺了。

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不幸,而是一個民族的不幸。因為這樣的教育系統,其根本目的,乃是為了培養馬列毛邪說的迷信者,培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接班人,而不是為了啟迪智慧,而不是為了培養人民的良善美德,而不是為了傳承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這樣的教育體系,只是傳播虛假而掩蓋真實的工具,只是培養奴性而泯滅良知的流水線,只是傳播愚昧而扼殺靈性的大染缸……

魯龍生的遭遇,當然是這種苛政暴虐的受害者。

2、陳六狗

七十年代時興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我在《“處遺”隨感》一文中曾說到過:一次“奇特的‘憶苦思甜’大會”——“……七十年代的一個夏夜,越城嶺下萬鄉河濱的一個小山村,紅極一時的公社革命委員會主任(以下簡稱“主任”,要在村裏親自主持召開一次‘憶苦思甜大會’……主任從村裏挑選陳六狗,作憶苦思甜的報告,進行‘階級鬥爭’教育。

“……只見陳六狗像模像樣地端坐在主席臺上,將腰板挺得筆直,將‘舊社會’是如何如何的苦,說得頭頭是道。頗能引起臺下‘貧下中農’的共鳴。主任見陳六狗的報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很辛苦勞累,便不住地點頭嘉許,還恭恭敬敬地給陳六狗遞上一杯熱開水。陳六狗活了這麼大把年紀,何曾承受過這般禮遇?這使他受寵若驚。

“也就是這一寵一驚,可誤了陳六狗的大事——打斷了他的思路。他便問主任:‘我講到哪裏了’?主任鼓勵他說:‘是請您來作憶苦思甜報告的,就繼續憶那過去的苦吧’。

“陳六狗想了一會,然後提高嗓門對臺下說:‘要說苦啊,再苦再苦也沒有六O年那麼苦哦……’

“主任見陳六狗說錯了話題,就趕忙打斷陳六狗的話柄,並提醒大家說:‘剛才是陳六狗同志記錯了時間,他講的本來是舊社會的事情的。安!’

“那陳六狗一時得意忘形……便十分認真地抗辯說:‘沒有錯!舊社會苦是苦,沒吃沒喝時,還有野菜山芋吃。六零年的那種苦,苦得連野菜山芋都沒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主任那張笑容可掬的臉,像變戲法似的,一轉眼就變成了一個活閻王。可憐老實巴交的陳六狗,立馬就倒了大黴。他從一個紅極一時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萬丈深淵,立馬就變成一個‘現行反革命’,受到了無情的批判和殘酷的鬥爭。所幸他為人友善忠厚,村人憐惜。鬥爭會上,主任的兇狠批鬥,沒有多少人去附和,大家對他網開一面,才讓他揀了一條老命。”

我於八四年秋季參加“處遺工作隊”,與同事們來到陳六狗家裏,為其宣布平反。所謂“平反”,也很搞笑的。工作隊寫上一句:“過去加在XXX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現予推翻,並予以平反”,然後蓋上一個刻有XXX字樣的紅坨坨,就算完成了“平反”的任務了。至於他們受了十幾或二十幾年的冤屈,受了幾十年的歧視壓迫,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些人,難道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3、元昌伯

吾父之堂兄,即筆者的堂伯父,有同胞兄弟三人。伯曰元昌(小名長子),仲曰有昌(小名有仔),季曰俊昌。俊昌伯家境自保略有余,而元昌伯與有昌伯之家境卻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因為在“解放”前,元昌伯勤儉持家,精於謀劃。而有仔伯卻因食口眾多,加上他比較懶惰、農事生疏,且不善謀劃,於是,常常陷入困窘之中。

為了接濟弟弟,元昌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糧食給有昌伯度急。這樣一年年的積累下來,就有了十幾擔稻谷的“債務”。

元昌伯見有昌伯一家生活艱辛,也從來沒有向其弟弟摧討過“債務”。“解放”後,村裏進駐了土改工作隊,“摸查”了一段時間後,接著就進行了土改。

土改工作隊所依賴的對象,一般是那些相對貧困的人。越是貧困不堪的人,就越是受到土改工作隊的看重。許多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因其赤貧,於是受到土改工作隊的格外垂青,馬上就被提拔為農協骨幹,對鄉親鄰裏頤指氣使,並掌握著鄰裏鄉親的生殺予奪的大權。

也正因為他們的無賴和無恥,而沒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負擔,才特別能夠聽從土改工作隊的指揮和擺布。從而對平日裏擡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親鄰裏,最能下毒手和狠手,並把當時農村社會眾望所歸的鄉紳往死裏整——這就叫“土改積極份子”,或叫“有革命性”,或叫“階級立場堅定”雲雲。

加之元昌伯於“解放”前擔任著甲長。按他的說法,主要職責是調處鄰裏糾紛,組織公益事業,完成征糧納稅的任務等等。他還經常念叨說:他做調處工作,常常是“賠錢善事”等等。而按土改工作隊的說法,則是“反動的偽甲長”,屬於被打擊的對象。

因為有仔伯生活困窘,於是受到工作隊的特別關心。土改工作隊員淳淳善誘,來啟發誘導有仔伯曰:“只要你肯定王元昌放債給你,那十幾擔稻谷就不用還啦!”

有仔伯當年也不知道厲害,只是想貪圖哥哥的十幾擔稻谷“不用還了”的便宜。於是就供稱是元昌伯放債給他的。(元昌伯後來告訴我說,那十幾擔谷子,他沒有跟有仔伯摧討過,但也沒有說過“不要他還”的)

這樣一來,元昌伯就被劃成了富農。其實,村裏家境好於元昌伯的人家,有好幾家。

幾十年中,他受盡了歧視、迫害和屈辱。比如大隊幹部要幹柴烤火,一個便條下來,元昌伯就得老老實實將幹柴送去。否則,就會受到兇狠的批鬥。從來就不管他家裏是否有柴燒,也不論是天寒地凍、還是下雨下雪,更沒有任何報酬。還比如各村放電影,就要元昌伯等“地富分子”擡接或擡送發電機和電影機。他們這麼汗水津津的辛勞,卻不許他一家人看電影。那時的發電機和電影機,都是些龐然大物,而不像現在農村的電影器械這麼簡便輕捷。還比如文革之中,各地屠殺地主富農成風。元昌伯一家,嚇得躲進家裏,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也不邁,農事荒廢……

筆者當年在大隊部所在地毛蘭村就讀完小,常常接到幹部的指令——讓我捎口信或帶書面通知。書面通知一般用一張小紙寫成,折成“岡”字狀。內寫必須由元昌伯無償完成的送物或服勞役的指令。我也不敢不捎帶的,因為這是學生“政治思想品德”考評的依據。

每次送通知,我走到元昌伯的門口,怯生生地說:“長子伯,XX讓你做XX事!”自己卻是低頭紅臉,匆匆而別。就像自己做了虧心事一樣。元昌伯則在我身後大聲答應曰:“好的!明天就去”,或“下午就送去”等等。

吾父在土改時也擔任了一名鄉社幹部,他知道這些情形。於是在晚年,常對我曰:“你有仔伯不是人啊!”

我則反問父親曰:“你明明知道長子伯的冤屈,卻不出來指正,這與有仔伯沒有多大的區別嘛?”

吾父沈吟良久,才虛虛地說:“那個時候,我哪敢說啊!那些土改工作隊,都背著盒子炮,洶得很。把他們弄毛火了,就給你戴上一個‘破壞土改’的帽子,隨時都可以一槍崩了你的。再說,一個村子裏,總得按上級的比例劃出幾個‘地富’呀。否則,任務怎麼完成?”

我說:“你不是老是說‘毛時代好’嘛!毛時代連講句真話的權利都沒有,又好在哪裏呀?再說每次整人或殺人的運動,都由毛摸摸腦袋,然後確定被整或被殺的人數,從來就不管人家是否冤屈。世界上還有那個國家是這樣草菅人命的?這不是恰恰證明了——毛時代的荒唐悖亂嘛!……”

元昌伯於1991年去世,筆者堂弟為之擬一挽聯曰:“恨當年勤儉持家成另類,惜晚景欲食乏得忍心頭”。頗能說明元昌伯一生之艱辛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