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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琦和王安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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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海

韓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大臣。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英宗即位後,封為魏國公。韓琦當政時,有一次派遣一批使者到各地督促減輕百姓的負擔。過後想到自己這個問題沒有考慮周到,每次見到外地來的客人都要問:“督促減輕百姓負擔的使者騷擾郡縣了嗎?”。沒多久就把使者全部撤回。

王安石推行新法時,派出的使者相望於道。結果反而欲速則不達,變法失敗,歷史評價王安石變法使北宋提早滅亡。當時一個地方小官鄭俠畫的《流民圖》真實呈現了變法的現狀,圖中流民四處逃難,口食草根,老人死在路旁,小孩餓死懷中,拴著鐵鏈的災民砍樹賺錢,以還公債。韓王二人政見不同,其得失利害也有很大不同。

據《史記》記載,周公之子伯禽(魯公)封於魯,三年後才回來向周公報告魯地的情況,周公問:“為何這麼慢?”伯禽說:“我改變其風俗,改革其禮制,三年才改變過來,所以回來晚了。”姜太公(齊太公)封於齊,五個月就向周公報告齊地的施政情況,周公問:“為何這麼快?”姜太公說:“我簡化了君臣禮節,順應當地的民俗來做。”之後周公嘆息道:“唉,魯國後代將往北侍奉齊君了!施政不能簡單易行,人民不願親近;為政平易近民,百姓必來歸附。”果然姜太公到齊國後,人民多往齊地去,齊於是成為大國。

王安石變法繁瑣急迫,擾亂民心,宋朝也從此衰弱。王安石認為:“變風俗,立法度,正是當今所急需的。”(《宋史》)事實上,國家富強的關鍵在於人心,不在於新法啊!誠如姜太公在《六韜》中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國君切不可為己而害民,若能行仁修德,以德治國,使人心向善,自然上下一心,只需簡單的王法就可以治理好國家了。若是不合時宜、不能便民的政令,卻要勉強人民遵守,算不上仁政,自然是民怨沸騰,收不到好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