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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中蘊涵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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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真

【明心網】《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稱為《詩》或《詩三百》,後被列為儒家經典之一,稱為《詩經》。它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葉的詩歌三百一十一篇,分為風、雅、頌三個部份,《風》是周各諸侯國與地方的歌謠;《雅》多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頌》是專門用於祭祀宗廟、祈禱贊頌神明的樂歌。

《詩經》全面展示出周人的社會生活和道德風貌,註重修身的君子之風,體現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觀以及溫柔敦厚的人文品格。

賦《詩》言志。志在於表達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審美觀、信仰等,而涉及宇宙自然、社會人生等各方面。《詩經》從多方位、多角度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祈禱祝願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

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雜言,在語言上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匯來狀物、擬聲、窮貌,既有聲韻上的美感,又描繪出生動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藝術效果。透過詩的自然樸實、言簡意賅的言語,人們可以體悟到把《詩經》思想統攝起來的主導與核心話題是道德。

修德配命,追隨大道。《詩經》強調修德配命,怎樣修德?即依靠主體自我的道德自覺和道德境界的升華,以達到“配命”的價值目標,即與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此與《尚書》“以德配天”的思想相一致。《周頌》、《大雅》中描寫了周朝先祖後稷、公劉、古公□父、王季、文王等聖君不斷努力進德修業,敬事上帝,“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命之所以降福於他們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德”。

周文王修己愛民,其德正而不違,與天相配,四方的國家都來歸附,“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周武王秉承父志,為政以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周公旦“效法天道”制禮作樂,用以規範和涵養人的道德和行為;周成王弘揚善德,受人愛戴,“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周人認為,上帝威明地監察天下,掌控四方,“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周人要求自己要像文王那樣修明德行,善於自省,使其所作所為都合乎天命。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人認為,每個人來到這世上,要思考上天所給予的使命是什麼呢?永遠要配合上天給人們的明命,明辨是非,擇善而從,唯有德者才能獲得上帝的眷顧和賜福。《周頌.我將》中說:“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

人們稱贊君子純清美好的本質:“瞻彼淇奧,經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璋”(《衛風.淇奧》)、“言念君子,溫如其玉”(《秦風.小戎》);稱贊君子的福德和善化他人:“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小雅.南山有臺》)。

德化思想。《詩經》是最早運用文學“比德”手法的著作,即將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與人的精神品貌聯系一起,將自然景物人格化,將道德品格形象化,含蓄蘊藉,韻味深厚。《詩經》有很多地方以山水、玉、松柏、芷蘭等事物來比喻人的道德。如描寫松柏“秩秩斯幹,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小雅.斯幹》),刻畫出其四季常青、昌盛而恒久的形象,松柏也成為歷代仁人志士堅貞品格的寫照。晉代陶淵明在《和郭主簿》中寫道:“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詩經》中還有很多富有哲理的語言給人以警示和啟迪,聽取意見的人即使沒有對方所提的缺點錯誤,也值得引以為戒;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鶴鳴》),原意是別的山上的石頭,能夠用來琢磨玉器。這裏用來比喻治國要唯賢是用,也比喻能幫助自己改正缺點的人或意見。

教化功能。《詩經》在當時既承擔著禮儀的功能,如《頌》詩主要用於祭祀禮儀或重大典禮中,也承擔著教化的功能。詩經中有我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這裏的“君子”即是指教師。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學生。

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借助詩書禮樂等形象化的形式,潛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詩經》是儒家教本之一,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規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的道德倫理關系,以達到修身治國平天下。

《詩經》以其豐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我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我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世文學影響很大。其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統大和諧的思想文化體系,是華夏審美中的共識,引起人們心靈的共鳴,啟迪人們感悟和追求天人和合的境界。《詩經》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山之高比喻道德之崇高,體現了人們對至上真理的追求,對有高德者的仰慕和對光明德行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