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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怎樣抹黑所謂“反動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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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

【明見網3月7日訊】長時期內,中共一直把地主階級、國民黨和西方發達國家等他們眼中的黨外敵人統稱為“反動派”。為了煽起民眾對所謂“反動派”的仇恨以服務於自己奪取和鞏固權力的政治需要,中共不惜編造各種謊言,竭盡所能抹黑他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他們制造的謊言也確實蒙騙了許多人,即便到今天也仍然還有一些人繼續被其蒙騙著。

那麼,中共又是采取什麼樣的手法來抹黑“反動派”的呢?

1·顛倒黑白,歪曲真相

中共抹黑“反動派”的慣用手法之一就是顛倒黑白,歪曲真相。在這方面,所謂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便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典型。

在所有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中都寫著: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中共建黨之初,中國人中以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人居多,而相信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則很少。為了讓中共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俄共根據自身的經驗,指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

而此時的孫中山因為建立新政府受挫,對於蘇俄多次派人來尋求合作的意願也未拒絕,但並不同意將國民黨更名為共產黨,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於是,蘇俄一方面命令全體中共黨員迅速加入國民黨,一方面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以此取得了孫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蘇俄勢力的孫中山雖然采取了“聯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則就是“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但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後,卻根本不遵從孫中山提出的原則,一方面,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界限,在國民黨內部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另一方面,中共藉著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契機,成功打入了國民黨內部,特別是進入了國民黨的宣傳、組織部門以及黃埔軍校,從而從內部控制了國民黨;中共還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中共黨員。

為了蘇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將民族利益置之腦後。比如當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國民黨公開指責蘇俄時,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人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地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這自然引起了國民黨員的不滿。在國民黨中處於上升勢力的蔣介石為了護黨,於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限制國民黨內共產黨的領導權,並進而提出繼續北伐,在數月之內統一了中國南方。

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1927年4月,鑒於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介石決心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二是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1927年4月12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13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那麼,這次事變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變”呢?對此,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做了富有說服力的回答。他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誰?在共產黨的教科書裏,這個“反革命”就是國民黨, 而今天在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反革命”不是國民黨, 因為那個時候的反革命只有一個人是軍閥, 北伐打倒軍閥, 就是在打這個反革命, 在打這個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 第一, 全國人民都是非常贊成和支持的;第二, 凡是打這個反革命軍閥的,那他就是革命的, 凡是不打這個軍閥的,制造混亂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麼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正在打這一夥軍閥,你怎麼能說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在斯大林親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地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 要打回廣東去, 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 統一全中國, 你想到底誰是在逆革命而動呢? 到底是誰在做著有利於北洋軍閥的事情呢?那是共產黨。”“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汙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2·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是中共抹黑“反動派”慣用的另一種手法。劉文彩的“水牢”堪稱一大典型。
劉文彩是毛時代大陸官方塑造的聞名全國的“惡霸地主”的代表,而劉文彩的“水牢”當年更是老少皆知。

座落於劉文彩家鄉的四川“地主莊園陳列館”的解說詞稱:在劉文彩的佛堂側近一個角落裏,秘密修建了水牢。據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裏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那時,這個人間地獄裏灌滿了水,屍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裏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冷月英是僥幸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據《劉文彩真相》一書介紹,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聲稱:“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鬥租谷,剛生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並沒有明確認定,她坐的一定是劉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縣在縣文化館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具體籌辦這次展覽的同志將冷月英受地主剝削壓迫,被關‘水牢’這件事典型化以後,納入這個展區的主要內容。為了使展覽內容更突出、動人,具有說服力,他們根據地主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是劉氏家族這個根,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這個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的認可,籌辦人員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劉文彩關在水牢受苦的慘景”的設想來“布景”。 劉文彩的“水牢”就這樣橫空出世了。

其實,“水牢”一經問世就成了問題。只不過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之下,這個問題沒法展開。對水牢信以為真的實際上始終都是局外人;知情人從來不承認有什麼水牢,從來沒被說服。

文革後,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國,不可避免的也要席卷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在過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陳列內容,現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公開質疑。而在所有陳列內容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文彩的水牢,為此,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采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資料,對“水牢”刨根究底。

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始終查無實據,莊園陳列館這才鼓起勇氣,向主管部門送呈《關於“水牢”的報告》。內稱:

……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後來有記者找到“冷媽媽”冷月英,冷月英還是拒絕正面回答問題。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要問,你們問縣委去!”

1988
年,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化廳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
於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一切印記一下子消失得乾乾凈凈。地下室門口一塊木牌,上書四個大字:“鴉片煙室”。

3·渲染加工,誇張編造

江姐是官方宣傳工具當年著力塑造的在“國民黨的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的革命烈士”的一大典型,在大陸可謂家喻戶曉。

江姐本名江竹筠,中共地下黨組織內一般都稱她“江姐”。1948年,她在被中共地下組織派到下川東從事農村暴動的準備工作時被捕。當時,國民黨當局急於從她口中得到有關中共地下組織的情況,對她施用了酷刑,但她堅不吐實,關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殺。後來回憶錄的作者們在創作小說《紅巖》時又以她為原型塑造了仍舊稱為“江姐”的“江雪琴”,實際上江雪琴的經歷和主要事跡均與江竹筠相同。因此,一般人都把小說中以及後來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歷史上真實的江姐。

在官方當年大肆宣傳的江姐的“烈士事跡”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她在獄中遭受以竹簽子“釘手指”這一酷刑時堅貞不屈的表現。

1957年2月19日出版的《重慶團訊》當年第3期發表的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江竹筠》(連載之一,編者按稱選自即將完稿的《錮禁的世界》),其中描寫江姐受刑的情況是: 繩子綁著她的雙手,一根竹簽子從她的指尖釘了進去……竹簽插進指甲,手指抖動了一下……一根竹簽釘進去,碰在指骨上,就裂成了無數根竹絲,從手背、手心穿了出來……

1959年1月10日出版的《紅領巾》半月刊1959年第一期發表了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不屈的心/在人間地獄——“中美合作所”》,其中寫道: 劊子手們把女共產黨員江竹筠同志雙手綁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簽子,從她的手指尖釘進去,裂成無數根竹絲,從手背、手心穿出來……

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著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中,對江姐受刑也是這樣描寫的: 一根根的竹簽子,從她的手指尖釘進去,竹簽釘進指甲以後,碰在指骨上,裂成了無數根竹絲,從手背、手心穿出來……釘進一根竹簽,江姐就昏過去一次,接著就聽見一次潑冷水的聲音。潑醒過來,就又釘……

以後在小說《紅巖》中,江姐也是受的這種竹簽子“釘手指”的酷刑。在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中,自然也都是一樣。歌劇《江姐》第六場中,特務頭子沈養齋在下令對江姐用刑時狂叫著:“把她的十個手指,給我一根一根地釘上竹簽!”

這樣的細節的確給人印象太強烈、太刺激了。因此許多人一提到江姐,就會想到竹簽子“釘手指”。直到文革結束後,江姐當年的獄友,也是江姐“烈士事跡”的主要宣傳者之一的劉德彬才在一份回憶材料中坦承:“事實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跡也是被誇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來是(夾)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釘)竹簽子;全文背誦《新民主主義論》,實際上是提綱和要點;江竹筠並未見到她丈夫的人頭,而把她說成見到了。”

其實,在早期介紹江姐的文章中,並沒有竹簽子“釘手指”的情節,只說她受的是“夾手指”即“拶指”的酷刑。拶,是舊時酷刑的一種,以繩穿5根小木棍(比吃飯用的筷子略粗)為刑具,名叫“拶子”或“拶”。行刑時,將受刑者手指分別套人木棍之間,用力緊收,叫“拶指”,簡稱“拶”。此刑早在元代就常用了,而且多半用於對女性逼供時。但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 “夾手指”便被加工誇大成了用竹簽子“釘手指”。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官方輿論完全是為階級鬥爭服務的,對“烈士”的宣傳也不例外。為了煽起民眾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從而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自然是把國民黨說的越殘忍越好,哪怕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或不完全是那麼回事,這就是共產黨強調的宣傳“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邏輯。將江姐受刑時被“夾手指”渲染加工誇張編造成為用竹簽子“釘手指”,便是這種邏輯的自然產物。而這樣的例子又何止於個別?!

4·張冠李戴,移花接木
 
長期以來,在大陸的官方宣傳中,“中美合作所”(全稱“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被定性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幾乎成了所謂“美蔣罪行”的代名詞。

  國民黨政府當年在重慶歌樂山下設立的政治犯監獄——白公館和渣滓洞,曾被稱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組成部份。“歌樂山革命紀念館”也曾一度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使 “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惡名深入人心的,則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長篇小說《紅巖》和由此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   

小說《紅巖》在寫到共產黨員劉思揚第二次被捕時,描寫了押送他的汽車經過“中美合作所警衛森嚴的大門”駛進白公館集中營,進去後登記時,他看到登記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縮寫等細節。小說中寫到渣滓洞監獄政治犯組織絕食鬥爭和1949年新年聯歡會時,特的描寫了監獄看守長給美國“特別顧問”打電話請示報告的細節。在小說中,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鵬飛威脅許雲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國刑法!”改編成電影《烈火中永生》後,這句話改成了審訊江姐時的臺詞,“美國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幾十套刑法”。電影中的徐鵬飛審訊江姐時還有這樣的臺詞:“你別忘了,這裏是中美合作所!” “真想嘗嘗中美合作所的幾十套刑法?”“老實告訴你,進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屍,也得給我開口!”在小說《紅巖》第十九章中,更虛構了這樣一個給讀者以強烈印象的情節:共產黨員成崗被帶到“中美合作所特別醫院”接受審訊,“醫生”在一個長著“黃麻似的鬈發”、“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藍顏色”眼睛、“白皮膚”的“美國醫生”指揮下,給成崗註射麻醉劑後進行誘供……在根據小說《紅巖》改編的歌劇《江姐》第六場(場景說明: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審訊室)中,特務頭子沈養齋對渣滓洞監獄政治犯鬧事發牢騷說:“……這幾個月來,他們絕食、抗議、鬥爭,搞得我們手足無措!試問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鬧成了個什麼樣子!?”敵看守魏吉伯對江姐說:“你,你要知道,這是中美合作所,進來了就別想出去!”沈養齋還向江姐唱了一曲(劇中第三十七曲):“這是中美合作所,歌樂山前黑鐵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對“中美合作所”的這番頗具恐怖色彩的描畫,是中共采用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抹黑“反動派”的一個典型例子。

其實,當年的中美合作所並非是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建立的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

  當年的國民政府與蘇聯、英國和法國先後都建立過這樣的機構,但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國與美國聯合建立的中美合作所。

據《文藝作品中與歷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一文考證,對於當時中美兩國首腦及許多參加具體工作的人員來說,建立這一合作機構的目的,乃是為著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的需要。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就開始考慮與中國合作進行對日軍的電訊偵譯技術研究,搜集日軍在中國與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國海岸的陸、海、空軍事情報,以及獲得這些地區的氣象、水文資料等。中國方面則希望與美國進行對日作戰的情報交換,並在對日心理戰宣傳和在敵占區進行破壞活動等方面接受美國的訓練,同時希望得到美國提供的先進電訊器材、武器裝備、運輸工具等。據參加起草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草案的軍統局軍事情報處少將處長鮑志鴻回憶,協定的第一條即是:“為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搜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遊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戴笠、梅樂斯與中美合作所》34頁,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   

中美合作所成立後確實起到了強化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的作用。據鮑志鴻回憶,美國空軍擊落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就有中美合作所的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同上書第41頁)。同時,中美合作所還建立起了若幹為美國海、空軍提供氣象情報的氣象工作站、觀測哨等,這些氣象情報在美軍對太平洋上日占島嶼展開逐島進攻和轟炸日本本土的軍事行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戰後美國海軍部的一份報告甚至有這樣的評價:中國方面通過中美合作所向美國提供的日本占領區軍事及氣象情報,“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情報來源”。

除去軍事行動外,中美合作所還進行了一些對日心理戰、經濟戰方面的工作。如收聽日偽電臺廣播並用秘密廣播進行幹擾和反宣傳,展開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在日偽軍中制造恐慌情緒,鼓舞敵後抗日軍民鬥志;印制汪偽儲蓄券假鈔偷運到淪陷區,擾亂日偽金融,並大量收購日貨與淪陷區物資運回大後方……

抗日戰爭勝利後,按照當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時《協定》的規定,美方人員分批回國。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結束,經軍統局報蔣介石備案,中美合作所中的軍統局人員回軍統局報到,非軍統局人員則發給三個月薪金資遣。

不過,因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負責人是在國民黨內外名聲都不大好的軍統局負責人、特務頭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樂斯又曾不顧美國當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國國共兩黨沖突的內政,中共為了尋找進行反美、反蔣宣傳的靶子,便將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在其原址及其附近發生的監禁、殺害政治犯的罪責,張冠李戴的栽贓到了中美合作所的賬上,從而給它按上了一個“扶蔣反共”的惡名。

其實,歷史上的中美合作所與白公館、渣滓洞監獄根本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