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宇宙意識與現代物理學

茫茫宇宙，我們從何而來，古人從未停止這個問題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學家越感到沮喪，覺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舉。英國科學家霍伊爾將他畢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這個問題上了，他用幾十年的時間來解決宇宙起源之謎。上世紀４０年代，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逗留時，以他的恒星能量因核聚變原理，猜測他的同行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這種武器擠壓核爆炸而產生巨大能量。事實果然不差，回國後，他發現超新星中的溫度可能達到數十億攝氏度。繼而他在核物理學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論上又跨出關鍵一步，他認為因恒星的熱度持續了億萬年，所以有足夠的時間產生創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應。那就是碳的同位素Ｃ－１２的精確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這種共振。他向人證明，“連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遺留物氫和億萬年後在紅巨星、超新星爆發中產生的氧。總之，正如歌中唱到：我們都是星塵。關於我們從何而來這個簡單又最復雜的問題，他作出了迄今為止最大的貢獻。”（參考消息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３日）
　　
古人仿徨山澤，仰天嘆息，往往也生發此終極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楚辭補註）而《列子》有雲“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無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個實在，他們隱隱約約對世界的起源、自身從何而來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切的說明。不過他們所具有的隱憂──人生的挫折感、孤單感也正在這裏，一種悲劇性的自覺。所以要發出“天問”，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糾結與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們的嘆惋。
　　
除專業科學家以外，古人反較今人認識宇宙與自身的處境更為深刻。這當然不是說古人的知識信息多過現代人，但他們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為其切近的一分子，從而疏離感較少以至於無。故白居易說“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剛經則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李煜的心聲也是“會思考的蘆葦”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錢鐘書先生說蘇東坡的詩文用典波卷瀾翻，絕少重復，但人生如夢這個意思，他卻一用再用，不厭其煩。現代最新近科學研究表明，離地球最近的恒星是４．３光年，即４０萬億公裏，也即光速單程一趟也要４年多，而目前發現的最遠的星系是１３０億光年，宇宙的浩瀚，連想一想都會令思維生畏。但經典物理學的相對論又證明，宇宙的時空是可以改變的。當物體運動接近光速時，其他的物理條件就會發生變化，深夜就會為不可思議之境所取代，這時物質的重量趨向無限大，而時間則趨向無限慢，也即時空變形縮小，換句話說，人類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來控制生命進程：加密和拉長。唐人詩謂“洞裏仙人方七日，千年已過幾多時。”“自是人間一周歲，何妨天上只黃昏。”這一類句子，舉不勝舉。錢鐘書先生贊揚《西遊記》中“天上一日，人間一年”的說法有“至理”，乃因其與現代科學發現不謀而合。
　　
這並非古人的悲觀厭世，而是他們與大自然的密切融匯，所產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識，劉知幾這樣的大史學家，對司馬遷還不大了解而有微詞，乃因太史公常常將“天命”掛在筆端，常常抱持一種“陰德報應”的推命委運的人生觀。那當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馬遷對宇宙與人生的終極矛盾有透徹的感知，並由此抒發其不平之憤的運筆方式。這一點，也令其筆墨自具一種哲學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籠蓋之下，文學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暫的喜悅，以期突破苦悶和難堪，此亦即是生命傳承不滅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說為科學界正式接受以來，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個開始，也終將有一個結束的期限。它來自於“無”，也終將回歸於“無”。這個過程中，它也處在無盡的消磨之中。其根據來自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熱量總是由熱到冷，對於任何物理系統皆然。宇宙一旦到達熱動平衡狀態，就完全死亡，萬劫不復，這種情形被稱為“熱寂”。古人所謂“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李白）“所惜光陰去似飛”（晏殊），“易失者時，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這一令人沮喪的事實：熱寂。這和楚辭、列子中關於太始、古初時分的認識，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見古人先天的敏銳，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軍、李太白、杜工部、蘇東坡──這些前賢碩彥，每當歡宴之際，或登臨山川、俯仰古今之時，往往低徊慨嘆，情溢於詞，遣詞深異無以復加，詞句飽含悱惻纏綿之致，其內蘊和背景，直指宇宙命運之心源，反復流連，悲感淒切，繚繞揮之不去的憂郁，蒙絡著一種由深深的挫折感引發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為潛在永久的主題。這種風景與悲慨的互動關系，來自於萬法皆幻的感悟，“我們都是星塵”，結論宿命地跟現代物理學不謀而合。如此溟漠無盡的宇宙悲劇意識，才真正是文藝的永恒主題，也是永恒難題，其思索的深廣，與人類的生存同在，在漫長的單位時間內，它不會事過境遷。

(摘自http://www.cpst.net.cn/)

發稿：200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