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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鎮壓法輪功與腰斬中華民族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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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

科學的發展有另外的路,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修煉文化。西方科學發展走的是和體育鍛煉一樣的外求路子。他的知識和技術更新就象體育鍛煉中的新陳代謝一樣,維持了一時的繁榮,“強壯、往上”,表面看起來一直處於“最佳狀態”,實際上卻是消耗式的、得不償失,付出的環境成本和健康成本非常大。技術的更新是有限的,現在所使用的能源的儲備也是有限的。人類現在不斷在尋找新的能源,象地熱能,海洋能等等,人也不知道這麼利用和消耗能源對於人類生存環境和自身健康的影響有什麼後果。

中國古代的科學非常發達,發達的程度是現代科學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因為他象氣功修煉一樣,走了內求的路子。舉個例子說,人體的結構是非常精妙的,人通過修煉可以修煉出各個空間的身體。如果人想利用哪個空間的能量,看穿哪一層的物質結構,用同等層次空間的身體就可以完成,就像我們在這個空間利用機械能一樣方便。李洪志先生在芝加哥講法時曾經說過:“那麼每一層粒子都有眼睛存在的形式。修煉人就是使那個眼睛能夠發揮作用,能夠起到和人這邊溝通起來,你就看得到了,這是從另外一角度講天目了。”這種科學的方法,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說過,只不過沒有那麼明白,他講“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所以中國古代的科學沒有現代西方科學所表現的那麼轟轟烈烈,也不表現在這個空間,但是有許多東西,象魯班用木頭削一個鳥就能飛三天,這是《墨子》中記載的,《三國志》中說諸葛亮造木牛流馬,使用的是什麼能源?現代人根本無法理解。

西方的科學也認識到了,目前學科不斷細分會使人割裂許多本來相互聯系的因素,所以也發展了一些諸如“混沌學”的理論去研究不同領域的聯系。但是這種研究方法還是比較機械的。中國古代完全是走了天人合一的路,對於物質、人體、生命和宇宙的認識是全息的。他找的是自然界所有這一切復雜表現背後的規律,而不像西方科學那樣限於表現當中。

這裏再舉個小例子,劉備在荊州吃飯,蔡瑁要殺劉備,劉備就跑,後來躍馬檀溪,跑到水鏡先生窗外。水鏡先生當時正在彈琴,劉備就站在窗外聽。剛聽了一會兒,水鏡先生就不彈了,說“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亢之調。必有英雄竊聽。”這個事情在不修煉的人來說聽起來很玄,其實道理很簡單。在古代音樂和五行是有對應關系的,五音“宮商角征羽”對應著“金木水火土”。那時候人彈的琴叫“瑤琴”,本來也是按照小層次宇宙的數造的,所以從琴的聲音可以聽出一個國家“君臣民物事”的狀況。

另外,人的五臟也對應五行,情緒對應五行,時辰、方位、顏色等等都和五行有對應關系。這就是表面紛繁而且不相幹的事情背後的規律,而這種規律就把外部事物溝通起來了。古時候有許多關於琴的傳說,象有一次孔子鼓琴於室中,顏回從外面進來說“我怎麼聽琴音之中有殺氣啊”。孔子說:“我方才彈琴的時候,見貓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所以殺氣就從琴聲中傳遞出來了。” ;《東周列國志》記載,春秋時的樂師師曠可以通過琴聲占蔔戰爭吉兇等等,還有象“高山流水”這樣的故事不一而足。這裏面的道理要給不修煉的人解釋起來又是一大堆,修煉的人不用解釋都能明白。

中國古代人的生活狀態決定了他處於一個修煉的氛圍中,蓋房子講風水,婚喪嫁娶要講黃道吉日。人看病就得看中醫,象中醫就有很多人體修煉的成分在裏面,作為常識人也都稍稍懂一點。小時候認字都是學四書五經,如果學《易經》的話,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宇宙觀的熏陶。就連行軍打仗的兵法,象我們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三略六韜,其中《三略》是張良的老師黃石公寫的,六韜是姜子牙寫的,而黃石公與姜子牙都是道士。

講到我順便說一下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其中有許多奧妙玄機。舉例來說,從武王伐紂算起,歷朝歷代輔保奉天承運的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謀臣都是道士。周武王的身邊是姜子牙;漢高祖劉邦的謀士是張良;唐太宗身邊有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風;宋太祖身邊有苗光義;明太祖身邊有劉伯溫。二十四史中對這些人的記載清楚地表明他們都屬於道家一脈,其中有許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預言家,象袁天罡,李淳風的《推背圖》,劉伯溫的《燒餅歌》。元朝和清朝屬於少數民族統治時期了,但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親自向道家修煉者丘處機請教治國方略;清朝的皇帝則是喇嘛教徒。

我在給不修煉的人講歷史的時候,可能有人就會問,中國科學和文化那麼發達,為什麼後來就變得落後挨打了呢?這和中國那個地區的道德變化有關系。佛家思想,李洪志先生講法中提到過,儒教思想在宋代後就一直往裏摻雜。道家到了明代以後,主要盛行點金術和煉外丹,紅樓夢裏的賈敬就是那麼死的,也就是說,這些道家的門徒也不是修煉,就是為了尋求人中的富貴或修煉的捷徑。而儒家呢,本來隋朝以前,誰要做官靠的是人品好,叫“舉孝廉”,就是說這個人孝順廉潔就出去做官。隋唐以後開始科舉,本來也是選拔人才的好辦法,到了明朝就弄出八股文了。讀書的人不是為了修養自己的品德,就是把它當成理論,讀好了書好去做官,所以道德就越來越走下坡路。修煉的人都知道道德不行了,允許知道的宇宙奧秘和生命奧秘就少了。

科學退步了,語言也退步,出現了白話文。李洪志先生在在瑞士法會上講法時說,“中國古代的語法能說明問題呀,文字簡練,說明的意義又深刻,包含的內涵又大,是最好的文字。過去的人講是天上的話,天上的文字。現在人類道德敗壞了,不行了,也就使用白話了”。

任何語言和文字所表達的感覺和情感,都要依托聽眾的經歷和體驗。舉個簡單的例子說,什麼是“甜”?字典上的解釋是“糖或蜜的味道”,其實這種解釋與沒解釋沒什麼兩樣,如果一個人一生就沒有吃過糖或蜜,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從這種解釋中明白什麼是甜。不僅僅是味覺詞匯無法定義,象什麼是“紅色”,什麼叫做“冷”,什麼是“香”,什麼叫“刺耳”,如果沒有親身體驗的話,人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東西都無法用詞匯精確定義。

韓愈提出“文以載道”,即文字是為記述道理而服務的,但從語言文字對信息的承載能力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要表達一個超越常人的東西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老子為什麼在《道德經》中說“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他所給出的名詞不是這個名詞通常所指的那個對象。他還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我們看到即使大智慧如老子這樣的覺者也遇到了語言障礙。這並不是老子的表達能力不行,而是人類根本就沒有那樣的概念,更沒有相應的“名詞”去描述老子講的“道”。

修煉的道理,在過去很少有說的明白的。包括來傳法的人,受他們對宇宙的認識的限制,有許多事情也都說不清楚。象老子把天地之母稱為道,但是他知道他所認識的“道”不是宇宙最終的規律,但是是什麼他卻不知道,他就管它叫“自然”,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釋迦牟尼說:“我一生中什麼法都沒有講”,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層次有限。歷史上還有許多過去象啞謎一樣的東西,千古以來也沒有多少人能解,修煉以後再看簡直是一目了然。

好長時間以前,有一篇報道上說,中國由於環境的惡化,沙塵暴已經吹到了韓國和日本。韓國和日本就有點急了,和中國商量治理環境的問題。沒有人會把這視為幹涉中國內政吧。因為環境的惡化威脅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從另一方面講,道德的惡化比環境的惡化更可怕。沒有道德的人和野獸沒有什麼兩樣了。江澤民就是在盡全力地把中國人往這個方向推。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社會的動亂和道德的崩潰,是因為天大的壓力都在法輪功弟子的身上承擔著。如果不是法輪功弟子的大善大忍的精神,和平理性的行為,世界上哪個國家現在能有好日子過呢?

回想當年各國對待納粹的態度,我總結了一下一共有五種:一種是以西歐強國為代表,他們認為他們很強大,對希特勒的崛起和對其他國家的侵略置之不理,認為反正也不會侵略他們;一種是以東歐的中等國家為代表,希特勒欺負捷克的時候,他們乘機大占便宜,也去欺負捷克;一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他們主動和邪惡交朋友,希望希特勒跟別人拼個兩敗俱傷後,他們好從中漁利;一種是以一個西歐小國為代表,他們希望不介入正邪交戰,保持中立;一種是以一個超級強國為代表,他們不想介入戰爭,但是對正義一方提供有限度支持。這五種態度使所有的國家都最後吃了大虧,誰也沒有幸免。丘吉爾在他的巨著《二戰回憶錄》中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本來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軟弱強化了邪惡的刻毒。”面對中國大陸對普適價值“真善忍”的鎮壓,無論是任何國家還是任何個人都不能在袖手旁觀了。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