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比知識更重要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知識的掌握比較簡單，它主要靠記憶來實現，是一種層次較低的智力活動，所以人們把長於記憶、懶於思考的人譏為兩腳書櫥；但是人格的養成卻相當復雜，它不僅需要豐富的知識，還需要健康的體魄、良好的教養、廣泛的興趣、高尚的情操和真正的智慧。因此健全的人格應該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誠實作風、仁愛品德的綜合體現。如果只有知識的灌輸而沒有人格的養育，所謂知識就很可能成為爭名奪利的武器，危害社會的工具。

對於這個問題，前人早有申述。比如辛亥革命以後，蔡元培便認為既然革命已經成功，所謂愛國精神就“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他又反復強調：“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因此他常常對自己的學生說：你們應“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為此，我想起了張元濟先生。民國初年，他負責商務印書館時，因為病休便要求停發自己的工資。董事會不同意，他就拒絕領取。公司將錢存入銀行，幾年後連本帶息達到５０００多元，他又建議把這筆錢當作教育基金，為公司低收入職工的子女繳納學費。前不久《南方周末》報道說，安徽阜陽地區出現一種怪現象：領導幹部為了收受賄賂，積累了一套“無病住院”的經驗。他們住院時，由於許多人要去看望，所以“一次住院的‘純收入’，少則５萬元，多則數十萬”。同一期《南方周末》還有一篇文章說，考完歌手就該考官員了，估計他們肚裏的那點知識未必能夠過關。這想法固然不錯，但我以為在幹部使用上，就算他知識能夠過關，也還有一個人格的問題。對於那些見錢眼開的人格卑劣者，即便是學歷再高，本事再大，也不能使用。這個問題不能只限於清談，應該盡快形成制度。

此外，張元濟在１９４９年參加新政協會議時，也有許多事讓人感動。比如當時他曾往上海發過一份電報，電報費本來已經由大會招待處代他結算，但他認為這是私事，一定要自己出這筆錢。又如為了照顧其生活起居，有關方面允許他的兒子張樹年到會陪伴，並給張樹年送來零花錢，但是張元濟卻堅決不受。再如會議期間毛澤東約他去遊天壇，並一起攝影留念，事後他寫信要照片，還一定要洗相費。

一封電報，一份補助、一張相片，雖然是些小事，卻展現了張元濟的人格風範。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人格取向在他們那些人中非常普遍。比如梁實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的老同學吳景超在學校時循規蹈矩、刻苦用功，後來在南京政府經濟部任職，“所用郵票分置兩紙盒，一供公事，一供私函，決不混淆。可見其為人之一斑。”另一個老同學張心一在抗日戰爭時擔任銀行總稽核，他“外出查賬，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為他設盛筵，他聞聲逃匿，到小吃攤上果腹而歸。”難怪蔣夢麟要說，到了抗日戰爭前夕，中國現代大學制度以及銀行、海關、郵政、鐵路、鹽務等部門“對公款處理的態度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從而比較有效地扼制了腐敗。

與蔣夢麟相比，張元濟看到的是問題的另外一面。抗戰前夕，他用白話文寫過一本小冊子，名為《中華民族的人格》。他認為：“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逸、貪汙、詐偽、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與大家“只註重新知識，將人格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有關；如果只註重知識的灌輸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腦後，那就很容易誘導人們置良心於不顧，去竭力追求物質的享受；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便以為“只要搶得富貴，免得貧賤，……什麼都可以不管了”；長此下去，只能造成整個民族的墮落。

發稿：200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