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濤：讀《歷史的先聲》隨感 (5－7)

將神話進行到底──隨感（之5）

神話之所以為神話，是因為它無法成為現實，或者與現實無關。比如翻開《歷史的先聲》，看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多麼令人心潮澎湃：

「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語）；

「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周恩來語）；

「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毛澤東語）；

「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

應該說，共產黨的這些主張和言論，並不是沒有變為現實的可能，比如1989年趙紫陽的一些政治主張和三天的短命的「新聞自由」。但從1949年算起，50多年過去了，這些普通得再無法普通的政治常識，竟神話般遠離了人民的生活，成了天堂裏的星星，成了賣火柴的小女孩手中那幾根可憐的火柴，成了知識份子談話中的禁忌話題，成了普通百姓避口不談、生怕躲避不及的「瘟疫」。一個美好的政治理想，竟落得如此狼狽的下場，不知是該執政黨的福音、還是悲哀？是中國大陸前進中的救命稻草、阿拉丁神燈、還是童話中的大灰狼、戲劇裏的黃世仁、南霸天？

1989年之後，人們聽信了當局的宣傳，相信了那場「風波」是極少數人挑起來的「反革命暴亂」，相信了當局懲治腐敗的承諾。可事實如何呢？13年過去了，電視裏、報紙上又在展示取得輝煌成就。可那些承諾又被誰偷吃了呢？這樣一個不講信用的黨和政府、在下狠氣力推廣它的「三個代表」的時候，有沒有人想過這又演的是哪一出「神話」呢？

江澤民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表示：「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和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響」。這就等於說，《歷史的先聲》裏那些莊嚴的承諾等，都成了一堆歷史的臭狗屎。與時俱進的中共執政黨局，一方面用歷史的這一堆臭狗屎為自己的臉上貼金，來拼命證明執政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在作賤它、反動它，同時又在制造新的一堆又一堆「臭狗屎」，並想方設法對它們進行全面包裝，使它們更富神話色彩，達到其愚民的目的。

一本《歷史的先聲》裏，有那麼多人在發出正義的吼聲，而另一本《論「三個代表」》（江澤民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卻仿佛是「江核心」在對那些吼聲發出輕蔑的嘲笑──俱往矣，爾曹聲與名俱裂，「三個代表」「江」自流！

有什麼樣的神話就會有什麼樣的讀者──隨感（之6）

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1954年1月18日寫給兒子傅聰的一封信中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真的，巴爾紮克說得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

讀《歷史的先聲》裏那些激揚文字，聯想到50多年來的血腥歷史，真有如看了場恐怖電影，緊張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那麼，這個曾經血氣方剛、信誓旦旦的政黨做錯了那麼多事情，它的良心能安寧嗎？我覺得未必！

江澤民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如何做到「三個代表」》的講話中說：「總結我們黨70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鬥。」

這段話像個犯過錯誤的政黨說的話嗎？「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了嗎？「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了嗎？控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嗎？既然說「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那麼必然就包括了這些史無前例的人類慘劇。但「江核心」不但未有半句言說愧疚或不安，反而從字裏行間透出那麼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和目空一切的自負。「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對歷代戰爭屠夫們的生動描寫，此處用在「江核心」身上，也未必就不合適。

神話的一大特點，就是它有龐大的讀者群，而最奇特的則在於：這個讀者群不但是傳播者，同時也多多少少、斷斷續續成為神話的制造者，用當下的話說，就是「與時俱進」。人若迷信神話，就會對現實生活產生盲目感，就會失去對常識的基本判斷力。陜西作家馮積岐在一篇《吃煙》的小文章裏說：「人往往為了順從，為了適應，把血液裏本來的東西清除了，使自己的血變得很純凈，像玻璃一樣明亮。在這種清除的過程中，人把自己的本來失去了。」看來，「神話」一旦具有了強制力，或者說，「神話」一旦和現實中的強權結合在一起，人們就被迫順從和適應，久而久之，把自己的本來（對常識的基本判斷或對強權的本能反抗或對罪惡的最普通意義上的敏感）失去了。

《歷史的先聲》可以說是一部美麗的神話。而《論「三個代表」》可以說是對《歷史的先聲》的一種反動之後的「新神話」。在這部「新神話」裏，西方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一些理論學說，都被看作是另外一種「邪惡的神話」，必須要提高警惕，堅決對抗。「我們與國內外各種
敵對勢力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上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這是階級鬥爭在我國一定範圍內仍然並將長期存在的主要表現」（江澤民：《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這些話聽上去多像是唐僧、孫悟空師徒取經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難」啊。

在此，讓我們把目光從《論「三個代表」》的神話中暫時拉回來一小會兒，面對《歷史的先聲》這部破碎的黃卷，緬懷並追思記憶中的偉大的神話：「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6月24日）。

收起封建的巴掌──隨感（之7）

1996年浙江省金華市常山縣新昌初中學生程水良和同桌曾月華，因在自修課上移動課桌，班主任鄭老師竟要求全班同學根據「班規」打他們耳光。結果，兩位同學每人挨了74個巴掌。班主任也給了他們一人一巴掌。

這幾年，老師體罰學生並打傷、打殘、甚至致死的報導屢見不鮮。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竟然使得這些為人師表的普通人，使出法西斯的手段來殘害青少年？說來話長，各行各業，眾說紛紜。但我認為簡單明了、一語破的說法還是《歷史的先聲》裏選的舒蕪先生一篇文章《斥「人格教育」》的幾句話：「封建的教育與民主的教育，具有本質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從的；民主教育則是建基於理智主義之上，要啟發自由的思考，鼓勵自由和意志。」由此可見，兩種不同本質的教育，決定著兩種不同的教學目的和教學手段，決定著兩種教科書在編寫方面的不同角度，也決定著教育者本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西安的王中陵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有同感。他說：「一位歷史學者說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除了時間和地點是對的，其他都是錯的。這話或許說得有點太絕對，但整個教育長期淪為政治的工具卻是不爭的事實。」

記得我自己在上大學休學期間，曾在一所縣級中學臨時代課。面對一群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小家夥，剛開始我還挺有耐心，客客氣氣。後來招數用盡了，我拿樹枝打學生，好像成了習慣性的舉動。大學剛畢業時在一所子弟中學教過一年的政治課。班上都是高中同學，我也打不過了，才算戒了這個惡習。但與我同時分配來的兩個教初中的老師，卻經常大開「打」戒，而挨打次數最多的，是班上兩個名叫「李鵬」的男孩！彼李鵬雖然有惡，但此「李鵬」不該無辜受過吧。當時年輕，覺得好玩，滿不在乎。現在想來，尤其對照舒蕪先生的這段話，才發覺我們簡直就是「封建的教育」的最直接的實踐者，是幫兇！是一種罪過！尤為荒唐的是，畢業前在大學裏，我們卻都是「民主、自由」口號喊得最響亮的積極份子！

蘇聯解體前最令人關註的舉動，就是將馬列課從大學校園裏趕了出去。而臺灣走向民主化道路前，也在學校裏停止了「三民主義」教育，用「國民教育」替代了黨化教育。可見，一個時代發生歷史性轉變的信號，應該是從校園裏發出來的。教育既然是封建制、獨裁制最大的受害者和犧牲品，那麼，它的反抗也就應該最直接、最猛烈！

在《歷史的先聲》這本書裏，談教育革命、談學術自由、談學生問題的社論文章占了相當多的篇幅。可見，半個世紀前各界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了教育之於民主的重要性，認為「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再看看近幾年沸沸揚揚的教育改革，雖然步伐邁得較大，但對於一些實際性的問題，仍然諱莫如深。也就是說，雖然「收起封建的巴掌」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封建的舌頭」還在說話，「封建的唾沫」還在汙染環境，「封建的白眼」還在歧視著貧困兒童、殘疾兒童，「封建的腰包」還在大學校園裏散發著銅臭氣。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封建的八旗子弟」們，還在校園裏揮舞著權勢的招牌。

不知這一「巴掌」究竟打醒了多少真正關心中國教育的人們？

（民主論壇）

發稿：2002年11月24日    更新：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