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標志——“真善忍”和法輪功事件

1、衰敗的古老文明已經無可挽回

所謂現代化、現代性的提法都是古老文化衰敗之後的事情。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後，人的理性和欲望得到張揚，古老的宗教傳統被逐漸拋棄了，自由和人權成為時代進步的目標，並在法國大革命時走向高潮。然而，人性中的野蠻和瘋狂暴露出來，兩次世界大戰更是讓人們反思背離上帝之後人類面臨的困境。二十世紀初，中國的五四啟蒙運動徹底打碎了儒家傳統，而西方的民主卻沒有能夠在中國立足。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摧毀了人們的夢想，文化和道德在政治的罪惡中遭到進一步的滌蕩。在全世界範圍內，一切古老的文明早就已經衰敗了。

在當代西方，後現代主義破而不立，沒有人知道什麼思想將引導人們面對未來。各種西方思潮湧入中國，為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提供了某種借鑒，而它們不過是一些西方已經嘗試過的東西，人們推崇的自由主義只是一種工具理性。人們渴望回歸古老的傳統，例如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儒家學說，然而現代社會已經和這些古老文明格格不入。放縱、奢靡和沈浸在科學文明中的人們，已經很難真正敬重古老的文化或者進行任何借鑒。時代潮流似乎推著人們走向一個不心甘情願而且一無所知的地方。

喪失了古老文化的人類自由地做著期望的事情，邪惡在人間縱橫。在中國，“禮儀之邦”的美稱已經成為一種對中國現實和民族狀況的嘲諷。源於基督教傳統的有關尊重人權的道德底線維持著物質繁榮的西方社會，卻掩蓋不住人們心靈的空虛和放縱。John W. Whitehead在《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政治——從基督教的觀點看政府和法律》中發出這樣的疑問，“ 西方國家如今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吃數世紀以來留下的道德老本，而不再有新的註入？這些以往的老本錢在多大程度上已被嚴重蝕空？”

2、對文明演變的研究

二十世紀初，許多大思想家對人類的未來抱悲觀態度，人們對宗教等古老價值的回歸充滿期盼。許多人認為，人類的未來在於新文化的創造，雅斯貝斯認為人類面臨新的軸心時代，人類文化上將有新的超越突破。但是，新的超越突破是什麼呢？沈醉於個人主義和大眾文化的人有能力去創造新的道德嗎？除了過去的基本終極價值之外，是否還存在著我們不知道的新的終極關懷？歷史學者金觀濤在《展望第三個千年》中表達了這樣的關註和憂慮。

金觀濤在《我們生活在“新世紀”嗎》一文中敏銳地註意到每個世紀的開始都有特定的思想和事件作為標志。例如十九世紀的標志是自由和法國大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對平等的追求代表了二十世紀的特點。金觀濤註意到，隨著1989年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二十世紀的主體事件已經結束，二十一世紀似乎已經提前到來。然而，代表二十一世紀的思想和事件又是什麼呢？

人們普遍意識到在人類新的發展面前思想和學術界無能為力的狀態：學術界只是批判和總結逝去的歷史和各種的思潮，把過去的東西進行延伸、比較或者把它們推薦給另外的地理範圍，卻很難察覺人類生活的實際走向和真正領導歷史的思想是否出現。

3、中國歷史的啟示、人心的改變和預言

很多學者感覺，人類的未來和中國有關。但是，現在的中國又有什麼呢？惡劣的社會現實、學術化的儒家傳統並沒有給人多少希望，中國人自己對“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提法都感到好笑。但是，在科學充斥我們這個世界的今天，人們確實感受到古老的中國文化內涵上的優越和別致。對古老文明的留戀是一種智慧和良知的流露，但正是文明的衰敗導致了人類的墮落，那麼它怎麼會憑空復興並逆轉人類既定的走向呢？或許，這些古老的傳統能為人們尋求新的文化提供某種指引？

基於金觀濤對中國文化演變規律的研究，中國的道德體系、意識形態歷來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一旦舊的道德體系解體，新的意識形態就會產生；在中國，道德是以世俗的方式而非宗教的方式存在著。在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社會動蕩中，傳統的道德體系不但不會受到影響，而且不斷整合著變化著的社會。這種情況在五四運動之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儒家傳統被打碎了，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二十世紀的中國在幾乎沒有文化和道德的情況下走了過來，人們記憶中留下的只有動蕩、戰亂、集權、傾軋和革命。中國人也一直在尋找，借鑒西方的思想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回到古老的儒家傳統根本不現實。中國社會從來都是在文化、道德傳統的呵護下存在和發展的，在五四運動後喪失道德傳統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長久地這樣維持下去。這是人們積累的歷史感給予的啟示。

古曰物極必反，孔子的時代和今天比較相似。在禮崩樂壞和富國強兵的時代，一個偉大的道德學說產生了，並在以後指導中國社會發展達兩千年之久。孔子的“正名”不就是現在人們呼籲的“道德重建”嗎？身在其中的人們反而不容易認清現實，但是歷史往往以某種事件啟示人類，能改變人心的學說就能改變歷史，但是人們往往只有在動蕩和艱苦的摸索後才感受到道德的威力和講究道德的必要。今天的文化衰敗，是否也預示著一種新的文明的孕育和出現？

許多古老的預言涉及了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例如法國的諾查丹馬斯和韓國、秘魯、明朝劉伯溫的預言。諾查丹馬斯明確預言了1999年7月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其他的預言都講了現在有一種修煉形式，他和人類的未來息息相關。

4、二十一世紀的標志

從古老的文化傳統看，那些為人類開創未來的學說都具有鮮明的道德主義傾向，直截了當地要求人提高道德水準，用道德規範這個社會以解決危機。與之相伴的有兩種情況：在一個混亂的時代講究道德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孔子時代有諸子百家，尤其法家的“富國強兵”很有誘惑力，但是歷史上秦朝的失敗已經說明了問題。現在，人們關心國家、社會和個人怎麼發展富強，這和法家的觀點有多大的區別呢？第二，有關道德的學說實際上要求人們用良知予以體認和回應，那麼就會有一些事情觸及人的道德和良知。這點在基督教初期非常明顯，在遭受迫害和承受苦難中基督教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堅實基礎。兩千年前，耶穌一個人的降臨完全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歷史進程。

從法輪功的內涵和他在中國面臨的情況看，文化軸心時代的特征確確實實出現了。法輪功講“真善忍”，給一切善良的人予以心靈的震撼和道義的勇氣。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和對法輪功信眾的轉化工作，涉及了幾乎所有的人，每個人的良知都面臨檢驗。法輪功對道德的重視，已經觸及人的心靈深處，涉及終極關懷的問題和文化的真諦，而這些是人類長久以來一直缺乏的。但是，在苦難、偏見、麻木和中國政府的謊言面前，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容易保持清醒和客觀的頭腦。

中國人經歷的政治運動太多了，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世界已經千瘡百孔、面目全非，很多人在政治運動中、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在人際之間的爾虞我詐中喪失了人格和品德。人們期望擺脫對物欲的沈溺、對權力的懼怕，找回人格的尊嚴、失去的自我和有意義的生活。法輪功事件，是人們挽回良知的契機，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開創新的未來的機遇。

“真善忍”的理念和法輪功事件是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標志，是人類文化的走向。


發稿：200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