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性災難

　　據有關部門初步統計，到１９９９年底，中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約１７３１６例，其中，艾滋病患者６４７例，死亡３５６例。疫情涉及全國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主要在農村地區。專家估計，到１９９９年底，全國實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過１００萬，而作為那些促進艾滋病傳播的各類性病，近年來每年以年發病率上升２０—３０％的速度增加。１９９９年，全國報告新發性病病例８３６６５５例，比１９９８年增長３２％，是歷年報告病例最多的一年。據衛生部疫情漏報調查和專家估計，去年新發性病病例至少為４００萬例，到２０００年，全國艾滋病感染者有可能超過３００萬。

　　照此下去，印度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目前印度有５５０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占成年人口總數的６０分之一，其中有近１００萬人是五年前感染上的，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預測，如果印度政府現在還不采取斷然措施，也許不到五年，印度將成為全世界艾滋病人口最多的國家，屆時，印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將突破４０００萬，印度的醫療體系將面臨破產，幾十年經濟建設成果也將毀於一旦。

⊙　泊來品變成中國“土特產”

　　自從１９８５年第一例艾滋病人在中國大陸被發現，艾滋病猶如一股來勢洶洶的黑色風暴，在華夏大地上悄然卷起。作為中國南大門的廣東省首當其沖，成為除雲南省之外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省份。１９８６年６月，廣東省發現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此後在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６年短短不到５年時間，一下上升至２１４例，其中１８人發病，９人死亡……截止到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止，據官方對外公布的統計數字，已累計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７７４例，尤其以性接觸和靜脈吸毒方式感染的人數上升為最快。

　　艾滋病作為一種“洋病”，是地地道道的“泊來品”，廣東初期的艾滋病感染者無一例外全部是從國外“進口”的，但短短十多年的光景，便發展成了頗具“中國特色”和“廣東特色”。廣東河源市一位從未邁出過國門半步的年過花甲的老頭子，因廝混色情場合而染病，被家人送往醫院查出已患艾滋病，隨後不治身亡。

　　今年８月初，記者連續四天探訪了在廣州某醫院治療的艾滋病患者。該院自從１９９６年以來共收治了４０多例，己死亡１９例。請看看那一樁樁令人扼腕嘆息的故事吧：

　　故事一：男青年王××，２０歲，一臉稚氣。他因淋病住院，因此前有吸毒史，常規艾滋病檢查時查出艾滋病病毒，他說他在東莞作建材生意時在發廊認識了許多朋友，他見朋友“打針”（註射毒品）很過隱，自己也試試，沒想到就染上了病。他悔恨地說："本來我的身體好好的，誰知道會感染上這種病呢？”

　　故事二：湖南女子梁ＸＸ，２４歲，來廣東打工已５年，兩年前與一名廣東男子結婚。梁剛生下一個男孩，就老是覺得肺部有毛病，到醫院檢查，或說肺炎，或說肺結核，反反復復折騰了三個多月無法確診，後來到廣州檢查，竟是艾滋病。這之後沒多久，她扔下４個月大的孩子離開了人間。據醫生說，她的前任男友和現任丈夫均感染有艾滋病病毒。

　　故事三：黃女士，來自僑鄉，３５歲，１３年前與在深圳工作的Ａ結婚，兩年前離婚嫁給了香港人Ｂ，此人於９８年３月死於艾滋病。黃到香港料理丈夫的後事時也驗出患了艾滋病。３個月後，她在深圳工作的前夫Ａ死於艾滋病。９８年１０月，她自己也病發住院，醫治兩個月後回到老家，９８年１２月死了。

　　故事四：謝××，長得很帥氣的小夥子，１米８的個頭，原來是個當兵的，退伍後不知為什麼卻吃上了“軟飯”，到廣東做男妓，頻頻往返於廣州、深圳兩地，不久又被一位富婆“包”了起來，但他自己也包了另一個女人，可入不敷出，跑到血站賣血，不久被檢驗出了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抗體陽性）。

　　故事五：湖南籍女士喬××，２５歲，聰明能幹，４年前來潮州市潮安縣某工廠打工，結識當地人胡××並與之結婚。據喬女士說，她本人的私生活一直很檢點，從來沒有別的男人有染，然而９８年３月卻莫名其妙地感染了性病，回湖南嶽陽老家治療性病時又被檢驗出感染上艾滋病。住院期間，她的丈夫胡ＸＸ也被醫生要求驗血，也驗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上述幾個信手拈來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國不斷重復上演著。

⊙　防不勝防

　　中國浩浩蕩蕩的“黃色娘子軍”無疑是傳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而且存在以性交易報復社會的情緒和行為。上海的被調查者當中，有６８·２％的人表示，假設自己感染艾滋病，不會將實情告訴他人；２９·１％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後會繼續賣淫，２３·６％的人表示，自己會把艾滋病有意傳給他人，理由是“反正自己已經這樣了，不如多死幾個。”

　　雖然大多數人主張禁止、打擊賣淫嫖娼現象，但從預防艾滋病的角度來說，由於主流社會對買賣淫現象持一種否定態度，在嚴打期間，很多患有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妓女、嫖客不敢去看病，為疾病的交叉感染埋下了嚴重隱患。

　　賣淫行業有一句話：東方不亮西方亮。在中國，不可能所有的警力都用來“打黃”，大城市嚴打時，賣淫會向小城市轉移，有的還會跨地區轉移，這是造成疾病蔓延的又一個因素。中國目前的行政法規定，賣淫、嫖娼的最高罰款數額為五千元人民幣，勞動教養半年至兩年，賣淫女性大多經濟狀況並不好，如果被罰之後，她們只能更加努力地去做這一行，形成越罰越做、越做越罰的惡性循環。時下中國有兩種互不相容的觀點：有人建議，設立紅燈區，一切都公開化，在紅燈區工作的人要領上崗證，並做相應的健康檢查才能上崗工作，防止疾病的蔓延；反對者則認為，這樣做將會導致性服務業轉為更加隱秘的地下狀態，更無法控制疾病的傳播。武漢婦教所的一位官員認為，開放“紅燈區”只能將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來，而大量高級的、有“能量”的妓女不會“應邀入甕”。

　　目前中國湧入城市的農村打工妹有大約２８００萬左右，平均年齡不到２３歲，文化水平低於初中，其中又有９０％的進入服務業，這部分人也將是從事賣淫業可能性較大的人群。從買方市場而言，港澳臺旅客以及外國投資者、管理者大增，中國暴富的人也不斷增多，消費的畸形化還在繼續；此外，中國男女人口比例失調，據１９９６年統計，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２０００萬；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金錢在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從防治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國面臨著異常嚴峻的挑戰。

http://www.chinamz.org/86issue/86gbgc3.html

發稿：2000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