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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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汀

(一)

作家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河》在台湾一出版就被中共列为禁书，什么原因呢？读了其中关于长春围城的章节，就会明白一些因由。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龙应台知道1948年中共长春围城饿死了很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但她惊讶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但她发现“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30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为了确认事实，小王拨通了曾经参加过中共东北联军的大伯的电话，没想到他大伯果真参与了围城。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40分钟。

100多公里的封锁线，每50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10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5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在5月30日封锁长春的部署中提到，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共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不让饥民出城，已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区的人口大概有50万到80多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17万人。

龙应台质问：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日本方面估计长春平民饿死20万人，1975年被共产党释放的俘虏国军军官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65万人。龙应台估计，“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兵不血刃”的谎言绑架的是10万中共围城士兵的良知。中共想用城中几十万百姓的生命做砝码，逼迫国民党投降，也逼迫着那些良知尚存的中共士兵，做出违背人性、见死不救的选择。当时很多士兵看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百姓，看到父老乡亲要活活地饿死，却不敢违背命令放行，只能跪在地上一起哭。

几十年过去，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位司机小王的大伯内心深处的挣扎和抹不去的伤痛。

又何止是长春围城，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整人运动中，哪一次不是在扼杀人性，迫使人们去做违背良知的选择。


(二)

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49号，将会是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地点，在这里的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会像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被写入人类的耻辱史。

2006年安妮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证，从2001年起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地下室，至今没有人能生还出来⋯⋯他们了解到，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已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遭焚尸。安妮的前夫曾在该院工作，主刀活体摘取2000余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

安妮的前夫是一名脑外科医生，曾经在这家医院工作。2006年3月，安妮鼓足勇气在海外曝光了发生在这家医院的惊人罪恶。从2003年开始，安妮发现丈夫开始出现精神恍惚，晚上盗汗做噩梦，床单湿透成一个人形。

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安妮在他的日记本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描述：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我用剪刀剪开病人的衣服，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法轮图形的护身符。里面还有一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

为此他受到了很深很深的刺激。因为这位“病人”实际上是活体摘取器官的对象，安妮的前夫负责摘取眼角膜。而参与之前，他并不清楚这些器官供体是法轮功学员。

他告诉安妮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若说从死人身体上摘取器官，这还好说，可这些人都真的还是活的……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医院参与的医生很多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的实习医生。这些人的器官被摘取以后，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焚尸炉中火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以后他就不想干了，但他多次遭到暗杀威胁，有次安妮还替丈夫挨了一刀。

叫他干的人说：“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杀一个人是杀，几个人也是杀。”那时他们被告知，残害法轮功学员不算犯罪，是帮共产党“清理敌人”。

后来她丈夫逃到国外，但由于安妮无法原谅丈夫参与偷盗活人器官的罪行，两人离婚了。如今前夫得了癌症，但他还是不敢站出来讲真相，怕国内的家人受牵连。

为了良知，也为了给前夫赎罪，安妮选择站出来揭露这些可怕的事实。

还有多少被中共绑架上贼船的医生，参与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罪行？又是什么样的邪恶体制可以把白衣天使变成杀人恶魔？

如果他们是良知尚存的人，此时此刻良心会承受多大的折磨？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罪行又需要多大的勇气？然而这却是唯一能给自己赎罪的机会了。

不做恶，不胁从做恶，是做人的最低道德底线，然而在暴政的强大压力下，在牺牲性命的威胁之下，又有多少人可以守住这样的底线？

大多数人的沉默，是否就能减轻良心的谴责？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相信没有人会选择麻木不仁地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如果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放弃底线，就真的会得到安全吗？在无人性的暴政下，谁又能真正保全自己呢？苟且偷生、出卖良心，犯下害人害己的罪行，将永远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才是最可悲的人，也是邪恶政权的最大受害者。

香港游行

如果每一个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能守住道德的底线——不做恶，大声对邪恶暴政说不，那么会阻止多少人间悲剧的发生呢？

时任三十八集团军军长的徐勤先少将，在六四天安门广场开枪清场时拒绝在部队调兵令上签字。六四事件之后，徐勤先被开除党籍，并被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在公安部秦城监狱服刑。他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表示已作了杀头的准备，表示：“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把人性扭曲成魔性，把人间变成地狱的邪恶体制，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逃避自己内心的声音——善与恶的判断。愿我们跟随良知的方向，走向精神的觉醒与救赎。

发稿：201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