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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前後親歷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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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鋒

【明心網】這年十一月的八屆六中全會對人民公社有些降溫了,但我們沒覺察出來,還浸淫在張春橋有關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鼓吹供給制的戰時共產主義文章中,當時還傳達留在學校裏的新聞系同學把所有大衣集中起來,誰出門想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還好第二年一月我們從農村回學校已沒有人再提起這個“共產風”的“先進經驗”。

五九年一月回學校,這一年和五六年九月剛入學的大半年,是我們稍微可以靜下來上課和讀些書的時候,雖然政治學習也很緊張。但這年暑假回上海親戚家度假時,看到八屆八中全會的公報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神經又崩得緊了。當時還不曉得矛頭對著誰,但自己心裏緊張,因為一搞運動,我們這些“問題人物”總有危機感。

暑假後開學,黨內傳達批判彭德懷的問題,但對我們這些黨外人士保密。我也猜可能彭老總出問題了,一是他不出來了,二是這學期難得系主任何幹之教授給我們上課講專題其中大批抗戰期間有人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口號,在以往的黨史教材中,從來沒這個內容,可見和八屆八中全會的新精神有關。

但當時只能懷疑,不敢肯定,也不敢打聽,因為打聽黨和國家機密,罪名可大可小,但是決沒有想到鬥爭會如同文革當中所揭示出來的那樣激烈,後來更知道毛澤東和彭德懷還操彼此的娘。

接下來,學校裏也反右傾,還好我們在農村時頭腦裏的左傾思想還沒轉彎,從農村回來得早,沒有看到共產黨的惡果,也沒有參加被好些人稱之為“得不償失”的大煉鋼鐵而不知詳情,加上反右傾主要是黨內的問題,所以我可以平安渡過。

但學校裏可沒那麼平安。當時剛調去北京大學不久的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鄒魯風,帶領北大和人大的調查團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時犯右傾錯誤,回來被黨內批判。我看不到那份調查報告,既然黨說錯了,那當然錯了,我們沒有絲毫懷疑,也不敢懷疑。這位知識分子型而風度翩翩的一二九幹部,不久竟傳出自殺身亡的消息。我聽了非常吃驚,因為當時仍然不知道中共的黨內鬥爭會是“無情打擊”,連老幹部都吃不消。黨史教材書上說,在毛澤東掌權後批判了王明路線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換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一九六零年剛過完元旦,我們又下鄉了,地點是北京東北郊順義縣的張鎮公社,這次說是去整社,但又要我們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世界觀,還要通過農村調查寫畢業論文,反正我抱著去改造自己總沒錯,至於整別人是班裏黨員的事,我不去理它。

那個地區是冀東老根據地,還有些被封後的地道;四野進關時林彪和聶榮臻在那附近住過。因此我除了采訪這些革命事跡,就是籌備農村的新舊對比展覽會,以示共產黨的英明偉大。那時我擁有別的國內同學所沒有的德國相機,自己也有膠卷,所以找破房子拍下說明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找條件好的農戶拍下他們的新房子、熱水瓶說明他們“翻身得解放”。三個月很快混過去,每個人的畢業論文也莫明其妙都通過了。進校時發下來的成績冊上寫的“國家考試”等項目在政治運動中被沖掉了。

在農村,我們的糧食定糧還沒問題,仍是比城裏多些,算“照顧”,記得有次過節吃餡餅,一頓吃了十二小兩,農民情況不清楚,因為這是犯忌的事。不過豬已不行了,農村裏規定豬要長到一百四十斤才可宰殺,但那時到一百斤就不再長了,老鄉說“僵掉了”,玉米、黑豆都給人吃了,哪還有豬的份?我們從室外野地裏拉好屎走出來,豬就走進去吃我們的排泄物。以往只聽說“狗吃屎”,現在是豬吃屎了。所以那時就是難得吃上豬肉,味道也不好,沒有彈性,真是僵掉了,其實等於我們自己吃自己經過豬腸胃提煉過的屎。有一次一頭驢子死了,擺在村子的主要街道上膛開,腸子留了一地,非常惡心,但村子裏有肉吃是高興的事,我們也分到一點,但我還缺乏貧下中農的思想感情,竟然不敢吃。

三月底回學校後又有新的運動,那就是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思潮,除了批判國際上的蘇修、南修,國內一批作家也被點名批判,包括“洞簫橫吹”的作家海默,責問他吹的是什麼調;詩人郭小川感嘆星空的偉大和自己的渺小則是悲觀主義情緒;連我在印尼時的中共駐當地大使王任叔,他的筆名是“巴人”也被批。我們的共同罪名是資產階級人性論,批判他們的超階級人性。於是一大堆馬恩列斯毛論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出版物發給我們學習。雖然我認為不可能沒有超階級的人性和超階級的審美觀,但哪裏敢說出來,只能人雲亦雲,改造自己去迎合黨。

到那年暑假畢業,北京還看不出饑荒的跡象,只是買食品排隊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在五九年農村回來後,學校已關照黨團員革命群眾不要排隊去吃東西和買東西,平時我們也以“艱苦樸素”要求自己,不亂上館子,但臨畢業前想想在北京呆了多年,鼎鼎大名的東來順涮羊肉都沒吃過,畢業後離開北京,再也吃不到太沒意思了,於是和平時相處較好、也還比較有人性的黨支部宣傳委員“串通”,幾個“知己”在某個星期天早早進城到東來順排隊,總算吃到仰慕已久的涮羊肉。當然,把平時引以自豪的校徽拿了下來,免得被人打小報告。

畢業分配雖然各有各的小算盤,但共產黨有本事讓每個同學貼出自願去邊疆鍛煉的決心書和請戰書。不過總的分配結果還是大城市多,我因為上海有親戚,加上對華僑的照顧,便分到華東師範大學,在政教系的中共黨史教研組任職。在師大工作了幾年,印象深刻的是比北京還左,重用工農出身的幹部,特別是本校畢業的工農子弟,對我們外來的有不信任感。第一年不給我教黨史,而是和一位非黨的中年教師教中國近代史,所幸我本來就對通史的興趣多過政治性太強的黨史,因此倒也自得其樂,第二年才轉回本行。

人大讀書重資料,師大重觀點,只強調學毛著和做學生的政治輔導員。我備課很快,然後鉆到閱覽室找當年中共的刊物看。其他同事雖不說,但我感到他們當我不務正業,甚至是“異端”。這埋下了沒多久我就被逐的命運的原因之一。有一次人大的黨史教研室主任胡華來上海,我們幾個同學和他敘舊,不久上海市委批判他只專不紅,不重視毛主席著作的學習,顯然也有對我們警告之意。

這年的冬天,物質供應開始明顯的緊張,有錢買不到東西吃。學校食堂吃“雙蒸飯”、爛糊面,再就是用化學用品做的醬油湯來填飽肚子,浮腫病盛行。我住在朝北的集體宿舍裏,明顯的抵不住寒冷,穿上了長期備而不用的絲棉褲和棉鞋,仍然不夠禦寒,唯有早早上床躲在被窩裏。六一年初的春節和一同分配在上海的同學去南京拜訪在南京大學工作的同學,在大三元吃一碗四粒寧波芝麻湯圓,當作天下第一美食。這一碗兩塊錢,當時月薪四十八塊五角,等於一天多的人工,但好過上海什麼也吃不到,而北京的同學帶話來,他們吃的饅頭和窩頭已摻了榆樹葉了。

後來“三高政策”出現,可以買五毛錢一只的雞蛋或水晶包。大饑荒的消息傳到國外,但我保證沒有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寫信給印尼家裏總說一切都好,但印尼家裏還是寄錢和食品來。食品在海關檢查時常被搞得一塌胡塗。寄錢是外匯,有油票、肉票等獎勵,還可以到華僑商店買特殊供應的商品。六一年媽媽親自來上海,問我要不要出國,我則是官式回答,要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共渡困難。

姨父是復旦大學一級教授,又是學部委員,有去錦江飯店附近文化俱樂部不用糧票吃飯的優待,因此周末我常到他們家裏去那裏增加油料作物的營養,但回學校後又常常因為虛不受補而拉肚子。時至今日,我的腸胃仍具相當的彈性,可以忍饑挨餓,又可以撐到動彈不得,就是那時練出來的。

不過我也一直為這種“特權”待遇而心有不安,五九年的“共產風”還沒有從頭腦裏消失,因此還會將優待買來的食品和同事及朋友共享。一位同事得了肺結核,我把五百粒一瓶的外國魚肝油丸送給他,但後來全國抓階級鬥爭,形勢緊張,我這些做法有“腐蝕革命幹部”之嫌,把我調走可能也與此有關,免得連累他人。

寒暑假時分在華東地區一些要好的同學會聚一聚,大家交流“小道消息”。有關大饑荒是“天災人禍”和大煉鋼鐵是“得不償失”之說也是那時聽來的。但那時完全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鬥爭,因此在政治學習裏也談出一些,以示對領導封鎖消息的不滿。相信因此也惹事。六四年國民經濟已經好轉,吃飽了飯就要搞鬥爭,因此我的命運也有變化,“組織”把我調到一個半工半讀的技工學校教政治課,可說是連降兩級。當然調走我的理由是“革命需要”,要我到那裏當“骨幹”云云,我仍堅持服從黨的分配,沒有任何討價還價就去了。到那裏一看,教研組裏除黨員教師之外,都是教齡滿長的教師,我在那裏算小輩而已。聽到我離開高校的消息,外地一位同學給我抄了一份中宣部關於整頓高等學校政治教師隊伍的文件,我才明白我是不適合擔任而被“整頓”出去,“組織”調走我所說的話只是一片謊言。

不過這也是因禍得福,兩年後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在這單位因為是新來的,講話比較謹慎小心,沒有什麼反動言論和修正主義言行,所以逃過一劫,這是後話了。

但是這幾年中我雖然也算得是一個消息靈通人士,卻沒有聽到餓死人的消息,主要是生活圈子比較窄,親友多為高級知識分子,同事中就算知道,也不會同我這個身份敏感的人說,萬一捅到海外,這個“泄露黨的國家機密”的“裏通外國”和現行反革命罪可不是玩的。而彭德懷反對極左路線的重要意義自然也無從知曉。

就算文革結束彭德懷平反,清算毛的罪行,主要也是文革部分,大饑荒問題並沒有同人命連在一起向毛和中共清算。

我到了香港以後,雖然對毛早已深惡痛絕,但對大躍進大量死人的事還是半信半疑,後來陸續看了一些分析文章才深信不疑。而大陸內部,後來也偶有出版物提及,死亡人數比海外估算的要低,但也有兩千五百萬左右。

不幸被謀財害命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一九八八年來香港時送了我一本她寫的新長篇小說“流淚的淮河”三部曲的第一部“往事難忘”,三部曲以她的淮北老家作背景,第一部是從抗戰勝利後寫到大躍進結束,對家鄉怎麼餓死人有所敘述,結果是虛報產量該負責的幹部成了忠臣,講實話救了家鄉人命的幹部反被懲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陸作家以文藝作品的形式揭露中共和毛澤東在大躍進的罪行。當然,大陸不能出版,要在香港才能出。

可是號稱“為人民服務”和“向人民負責”的中國共產黨,至今沒有對事關幾千萬“人命關天”的事向全國人民作任何交代!官方還禁止公開討論這些事件,繼續推行愚民政策,以保住他們的特權統治。

戴厚英在最後一章不無沈痛地寫著:“淮河邊上最悲慘的一幕就這樣結束了,舞臺上沒有流下多少血跡。而不流血的死亡是很容易被人忘記的。偶然,有人在刨地的時候、挖井的時候,發現了當時埋藏得不深的餓殍,便又把它們用土蓋起來,接一個地方去挖去刨。中國啊,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眾多的人口自然應該用自己血肉之軀去豐潤自己的土地,使大地生生不息。”

和大多數中國人來比,我是幸運的一個。但良知不能使我忘記他們,更不能因為他們已化為灰土而遺忘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而我更因為長期以來自己的被欺騙而憤怒,可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重走當年我的“愚民”道路,好幾月前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責問說大躍進死那麼多人,有照片為證嗎?我在這裏可以回答:沒有。當時城市裏沒有多少人有相機,何況農村。就是有相機的人,敢去拍那些餓殍嗎?五七年整風開始大字報滿校園,我感到新鮮,說了句該去拍張照,也只是說說而已,但反右時的就追查我想拍照的目的。悲哀的是中國人自己奴性太強,不懂反抗,甚至做了“愚民”還振振有詞向他人興師問罪,就如當年我也去批判“帝修反”那樣。這當然是中共愚民政策的成功。所以我要以親身的經歷來說明,只有打破中共的新聞封鎖,解開那些“愚民”的枷鎖,中國才有得救。這需要我們做耐心細致刻苦的工作。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