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義工王友琴替巴金圓夢（一）

【明心網】

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影響每個當代中國人命運和人生道路的重大歷史事件。文革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創痛之巨，傷害靈魂之深，遠超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件。據文革研究史學者不完全統計，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二百萬至三百萬之間。

現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很早就開始利用業余時間，收集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當她開始探索文革史的時候，一次又一次被那些未被記錄的死亡深深震動：「不但為這些死亡，也為這些死亡的不被記錄和報告。」

王友琴致力了解的是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因為提到文革，世人普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元帥彭德懷和劇作家老舍等「名人」悲慘的非正常死亡，一般平民百姓的死亡，幾乎沒人知也無人提。

王友琴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而探索和記錄歷史事實，是學者的責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歷史的重要部分。當這些事實的說出受到種種阻礙，更需要學者的努力。」歷史是無法割裂的。

王友琴畢業於中國北京大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來美後曾任教史丹福大學，多年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尤其對「文化大革命」有深入調查。她直接、間接訪問了受害者的父母、子女、親友和師生等，作成翔實紀錄，多年如一日，揮筆不輟。

她說，調查文革史實，「是一個比想象要慢要難的工作，還曾經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難，但是我還是繼續堅持」。1999年，她把整理出來的死亡故事總稱為《文革受難者列傳》。開始用《列傳》一詞的時候，「我的腦子裏還地震似的震動了一下。這是因為在習慣了的想法中，『傳』常常是為曾經轟轟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寫的。這是司馬遷以來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為什麼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

由2000年10月開始，王友琴等人的工作成果，呈現在新建立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網站上，目前已收錄七百多名受難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親自撰寫。為文革這段被蓄意掩蓋或有意歪曲的歷史，留下真實內容。人們為了感謝為時代留下見證的人，將王友琴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稱為「歷史的義工」。

有一個默默幫助王友琴的人，也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王友琴記住了這個說法，向所有義工們表示深深的感謝，她也以義工一員自居。

當文革在中國大陸仍被官方列為研究禁區時，最早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是知名老作家巴金，但在當局人為阻撓下，至今仍是「一個夢」。倒是這些年，文革研究在海外蓬勃發展，應了「墻裏開花墻外紅」。尤其是網際網絡(大陸稱「互聯網」)新科技的誕生，「文革博物館」既然不能在中國土地上矗立，就只能在「上不見天，下不著地」的計算機網絡上暫覓棲身之所。

王友琴說：「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應該把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刻寫在博物館的墻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難者紀念冊，應該把每一個死難者的故事白紙黑字印刷出來。」但在有可能這樣作之前，本應坐落在北京城的文革博物館，只有感謝現代高科技，在網上提供廣闊的空間，才有可能建立一個網上博物館和文革死難者紀念園等，在海外為巴金「圓夢」。

「這是一個非金石磚木所建立的紀念園，也看不到花草和樹」，但是這裏閃耀著義工們的歷史感和義務工作留下的筆觸。目前在海外，除了王友琴等人建立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影響比較大的，還有由在華府從事空間科學數據系統開發工作的在美大陸學者華新民主辦的「網上文革博物館」(www.cnd.org)，以及由賓州狄金森大學學者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他們都是在兩岸三地學者和海內外中國人支持下，借助計算機科技建立另類「文革博物館」。

另外，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資料室，據說是海外收集文革資料最完整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許多文革時家喻戶曉、曾滿街張貼、但目前在大陸仍未公開的文獻。

王友琴指出，網絡技術提供了全民寫作和閱讀歷史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們已經可以用和司馬遷十分不同的物質手段書寫歷史」。在大陸官方將文革研究列為禁區的情勢下，「歷史的義工」的努力，彌補了歷史的空白，也多少可以告慰巴金。

王友琴說，描寫文革的慘痛歷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往往必須承擔多種壓力和恐懼。多少次，受難者悲慘的死亡故事和遺屬承受的巨大苦痛，令她深深感染到那種椎心之痛，但基於某種原動力和歷史責任感，她義無反顧。

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花費時間和她一起回憶和追尋往事。「這種回憶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痛苦和難堪的。可是他們的道義感、勇氣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戰勝了心理深處的回避和恐懼。他們講出了他們的記憶，有的還幫助我一起來搜尋歷史。」

牛雞之間選擇自己位置

問她為何甘當「歷史義工」？她說了一個「牛與雞」的故事。

她曾訪問一位老教師，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勞改多年，做過很多活，其中之一是放牛。

農場裏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大柳樹旁邊吃草。後來，牛群中的一頭牛老了，幹不動活兒了，因此在那棵大柳樹旁被殺掉。

自從那老牛被殺後，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時，牛群停步不前，並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後，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裏吃草，並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往那地方去。多年來，他一直為牛的記性和堅持嘖嘖稱奇。

王友琴奇而問之：「牛記得那裏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並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老教師說，牛確實如此。不過，別的動物就不一定。比如，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只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在地上，別的雞照樣奔來啄食，還互相爭奪。

王友琴聽著，牛和雞的兩幅畫面在腦子裏鋪展開來，清晰而現實，這位曾在勞改農場待過的教師，觀察到牛和雞對待死去同伴的方式，提供衡量對比的坐標。

她想到了人。「對生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有的在饑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做了什麼？」

後來王友琴所做的一切，包括調查文革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和寫作、建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等，「都可以看成是個人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紮和努力」。

她說，網站剛開通時，在大陸也可看到，網友反應熱烈，每天都收到大陸讀者的電子信，許多人都引用「牛雞」故事，表示「不願再做『雞』了！」給予她極大鼓舞。但在運轉了17個月後，去年3月，突然一反常態連續幾天沒有接到大陸電郵，她察覺事態不妙。果然，大陸當局將「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封閉了，大陸網友進入該網頁，映入眼簾的是「本網頁無法展示」。

（待續）

發稿：2003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