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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義工王友琴替巴金圓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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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

【明心網】

兩次迫害高潮殺人無數

她指出,文革領導人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對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生在1966年,伴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伍」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

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饑餓疾病,也有的在那裏無法生存被迫自殺。

王友琴指出,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在那裏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

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而死;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把人殺死。

兩年後,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批示」、修改或者「圈閱」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私設的牢房叫做「牛棚」。

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幾十年前做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工作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延續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大量「自殺」行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時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自殺」,沒有遺書留下,也沒讓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後來,從「隔離審查」中回來的幸存者,講出他們身受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也有人泄露其中一點真情。從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殺」其實是「他殺」,即把打死了的人丟往樓下,或者懸掛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後確是由他們的手結束了自己生命的人,也是在受盡侮辱和拷打後,在絕望中才那樣做的。「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方式難以想象的下流和殘酷。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陰暗恐怖的季節。與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也更持久。大量的「項目組」被建立起來。這些「項目組」人員到全國「外調」,深夜審訊「審查對象」,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定案方法恐嚇威逼被審查者,並且強迫他們寫下大量的「認罪書」和「檢討」。

在其它各種名目的「運動」中,還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仍以1966年夏天的紅衛兵殺戮,以及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為最,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上被記錄的絕大部分受難者,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

王友琴強調,「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生命的殘害,是文革最主要的罪惡」。

死亡未記錄文革被淡忘

在對人的殘害方面,王友琴將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以及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作比較,她認為,其性質、規模和程度都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則是文革真相寫出來的還非常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因此被淡忘」。

「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對生命的尊敬」。

她指出,對於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司法系統後,更一直需要記錄。這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文革殺戮從來不是秘密,卻又不被記載。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她說:「文革死亡是極其殘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況下,受難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槍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而是被虐殺。他們被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抽打至死,有的經歷了長達數小時甚至數天數月的各種酷刑。同時,受難者往往被殺害在公眾場合,殺戮可以在學校和街頭大張旗鼓地進行。參與殺戮者,不僅有成年人,還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學生。」

在文革時代,受難者的名字沒有被報導或記載,他們的骨灰沒有被允許保留,是對他們在被剝奪生命之後進一步的蔑視、侮辱和懲罰。在文革後,權力當局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表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高級的幹部和社會名流的名字與生平。大量普通人的受難被排除在歷史的紀錄框架之外。

她指出,關於文革死亡紀錄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體圖景被歪曲了。其實也可以說,為了歪曲文革的大圖景,需要在歷史寫作中對文革的受難者忽略不計。受難者名字的湮沒,也使得對文革災難原因的探索,變得無關緊要。因這種原因的探索,必然涉及文革最高領導人和使文革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因此在中國不被允許。

另一方面,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於同類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強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後,他們既然把死難者喪失生命,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於在歷史紀錄中,他們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

王友琴說,兩千年前,當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盡管那個時代的所有書寫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進行,遠比現在費力。盡管他寫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體為主線,他在《秦始本紀》裏,記錄了歷時三年,後來被簡稱為《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經過和後果。

但是司馬遷沒有寫出這四百六十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為他有不同的價值觀念,認為沒有必要一一寫出受難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開始就沒有作這樣的文書紀錄,而司馬遷的寫作年代,已經離開「焚書坑儒」有一百來年,無從查找。

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如上面指出的死於1966年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員會迫害的人,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甚至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名稱。

幸好,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還活著,他們中有人記得文革死亡。在調查中,王友琴和數百名文革的經歷者們當面談話,也寫信或者打電話,後來,又開始寫電子信。「我和他們談話,提出問題,並且一起回憶文革往事。他們幫助我發現和核實文革受難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們是怎幺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閱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開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紀錄。那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幾乎沒有提到受難者。不過,一些當時的材料能為死亡提供旁證」。

留下事實與靈魂的感受

她是從學校做起的。她記錄了學校裏那些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前身後。在她訪問所及的學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還有很多人自殺了。「盡管在訪談前已經作了很壞的設想,聽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還是常常超過了預想。我盡量仔細地把這些文革死亡記錄下來,包括他們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地點,以及可能獲知的細節。雖然我有時候想,將來的人們,也許永遠不會相信我寫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她寫了文革開始後、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北京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時距離卡仲耘被害已經20年了。她一邊采訪調查,一邊整理紀錄,在她的筆記本和計算機裏,寫出了一個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開始是教師,後來,有工人、醫生、保母和家庭婦女等。

她說:「在文革前,他們是普通的老百姓,做自己的工作,過自己的日子。這些受難者幾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對者。但是文革把他們當作打擊目標,害死了他們,作為『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地富反壞右資』、『現行反革命』等。他們無聲地死去了。對他們身受的殘酷迫害,他們沒有做過反抗的行動,旁人也沒有發出過抗議。但是他們的隱忍不是我們忘卻他們的理由。」

在采訪過程中,王友琴感受最深的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還痛苦,生存者的創傷長期存在文革後的生活中。

她曾經采訪文革爆發時的一名中學生。中學生回憶,1966年的「紅八月」,她曾經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拉出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滿載屍體,十來個被打死的「階級敵人」,衣服都被打爛了,「就好象菜市場的一扇扇的白色生豬片堆著一樣」。然後她馬上說:「不能告訴你胡同的名字,因為人家會知道是我說的。」這是在事發34年之後。她的恐懼和失態的表情,一下子驚呆了王友琴。

王友琴試圖安慰她。她說:「那條胡同很長,有那幺多住戶,看到這輛運屍車的一定有不少人,沒有人能斷定是你告訴我此事。我還說我的原則是絕不泄漏消息來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這不是因為她不了解這些情況而害怕,這是一種深埋在心裏34年的對那樣殘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x那間湧流出來,扭曲了她的臉。等她平靜下來,她告訴我這條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說她34年來幾次夢到那一恐怖場面,卻從未有機會向任何人說過這一場景。」

進入「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網站首頁,可以看到除「前言」外設有三個欄目:「受難者名錄」、「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下面醒目大字書寫「為死難的親友留下永久紀念,為您見證的死難者留下記載」。

已收錄在受難者名錄內的七百多個死者,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關於這個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復印件。有的人了解情況較多,也就寫得很多。有的人的情況知道得很少,就只有寥寥數語。另外還約有70人,只知道死亡時間、地點或是某人的親屬,卻不知道死者具體姓名,都列在「無名氏」一欄。

王友琴說,電磁波在一秒鐘裏,可以環繞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網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鐘內就可以傳遍全球,但是,《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等網站,都是被大陸當局網上「防火墻」攔殺的目標。也就是說,大陸普通人無法進入這個網站。

她呼籲,知道文革受難者故事的人,可以寫信給她在網上提供的電子信箱地址,對紀錄提出修正和補充。她更希望寄來文章,為所知的親人朋友,認識或不認識的受難者,「留下事實的紀錄與靈魂的感受」。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