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中秋月圓時多少遊子淚濕襟
打印機版 | 【投稿/反饋】 文:林青「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又到中秋佳節,去國懷鄉經年,出國後,我沒有再回過中國,與無數流亡海外的華人一樣,我們回不去祖國。我與在大陸的父母天各一方,在這個象征團圓的節日裏,作為身在異國他鄉的遊子,只能遙寄相思,遙寄祝福,期盼在故國的親人安好,「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我的父親今年89歲,他是一名「離休老幹部」,我的母親是一名退休高級教師,今年86歲。他們沒有子女在身邊,孤零零地全靠自己照顧自己。我作為女兒卻無法盡孝,不是因為工作忙,也不是因為路途遙遠,而是因為有家不能回,有國不能歸。像我這樣被迫流亡,祖國回不去的中國人,相信有千千萬萬。當我們當年千方百計、歷盡艱險,為了追求自由而要離開那個被稱為祖國的地方的時候,沒有想到,一去難回,夢牽魂繞的故國家園變成遙不可及,歸途無期。
有人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祖國——這句話多麼豪邁,又多麼無奈!那是因為我們的祖國沒有自由,所以無數中華兒女被迫浪跡天涯,四海為家。講起來,這是一句無奈的話,心酸的話。
我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中秋節。那是2001年的中秋節,我被關押在廣州的女子勞教所——一個叫槎頭的孤島上。那一年是共產黨迫害法輪功最高峰的一年,有大量的法輪功學員因為到北京上訪、派發數據或者只是說一句「我還是要煉」,而被抓到勞教所,處以1至3年的勞教。
我是在2000年10月出事的,警察從我的家和辦公室抄走了很多法輪功的書籍———那是我心靈永遠的傷痛,是我永遠不忍回首的恐怖一幕。這些書籍都是出版社合法出版的,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在中國大陸的小區、公園、廣場都是法輪功晨煉的人群,每個單位都有人煉功,但共產黨在1999年7月20日那天突然發動全部國家機器,鋪天蓋地打壓,一夜之間,上億中國人被定為「階級敵人」,仿如另一場「文革」來臨。只不過,文革的遊街、批鬥、大字報,是以公開的、看得見的方式進行,而對法輪功的打壓,從開始時的宣傳機器大批判到後來轉入背地裏,在勞教所、監獄、學習班等秘密的地方以隱蔽的方式進行,所以這場迫害的殘酷性,至今未能為全世界的人所了解。
我之前在共產黨政府部門工作,為領導寫工作報告、會議講話,為共產黨「歌功頌德」,「鞍前馬後」、「鞠躬盡瘁」,並積極爭取入黨。不過政治運動的狂風驟雨來襲,我未能因為對共產黨一片衷心、兢兢業業工作而得以豁免。接下來,「黨支部」對我進行大會、小會的批判,單位領導、組織部、人事局、公安局紛紛嚴肅「約談」,要我與法輪功「劃清界限」,昔日有講有笑、無話不說的同事,此時仿如陌路人,射來了明槍暗箭,紛紛落井下石。我當時未滿30歲,從未經歷過任何政治運動的「大風大浪」,我被推到了人生的風浪尖上,面臨人生最大的考驗。
而我「根正苗紅」的家庭,因為出了我這個「異類分子」,而家無寧日,家裏吵得雞犬不寧,父母逼我要表態不煉法輪功。我親身經歷了像文革時的夫妻反目,父女成仇,眾叛親離。我認為法輪功沒有錯,不想出賣良心,堅持不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書,以一己之力抵抗整部國家機器,感到孤立無助,仿佛是全世界最孤獨的人。
在抄家後,我被判勞教1年。在那裏經受的壓力更是難以想象,天天被輪番轟炸洗腦,不「轉化」則不給睡覺,不讓吃肉,關小屋、坐小板凳「反省」,掛「紅牌」嚴管,坐著「牢中牢」……
2001年的中秋節是10月1日,逢中國的國殤日,晚上,我們坐在勞教所的大院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我坐在小板凳上,前後左右都是「夾控人員」。別說月餅,因為我不「轉化」連肉都沒有得吃,吃的是白開水煮的蘿蔔……
我經歷過無數的思想鬥爭——向共產黨低頭,低頭以後就可以自由——這種自由,是向共產黨下跪、向它乞求換來的。但是我不能向它低頭,因為我不能顛倒是非黑白,我不能出賣良知,不能助紂為虐——為此,我寧願選擇與孤獨作伴。
再後來,我背井離鄉來到美國,拿到了綠卡,入了籍。但我的內心,總是有一種感傷,一種不得不變成一個旅居者、一個流亡者,一個回不去祖國的遊子的感傷。
每年中秋月圓時,多少遊子淚濕襟!中秋節只有在團圓的時候,才是一個歡樂的節日,而對於流亡海外的中國人來說,月圓人不圓,這個節日,帶給他們的是五味雜陳的感觸。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希望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那一天早日到來,流亡海外的遊子能回到中國,在「天地復清明」的中秋節,實現真正歡樂的團圓!
發稿:2023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