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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與留的選擇成為他們人生的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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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翔  

錢穆出生於清朝末年的一個書香世家,才華橫溢,文筆精悍,20歲開始打坐,深諳養生之道,先後在燕大、北大等名校任教,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共軍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博先生不語。

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亂世梟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徑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郁郁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沒有忘記統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而他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1932年他在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當他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抗戰後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來到延安,傅斯年還與毛澤東單獨交談一晚。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正是因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著清醒的認識,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1951年從英國留學歸來,堅拒傅斯年讓其赴臺灣大學或史語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陸,1952年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文革中因傅斯年牽連,被作為“安插在大陸的特務”遭到連續的批鬥、關押和殘酷的折磨,最終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盡。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寧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願意讓人洗腦子。”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28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寧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被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

當初勸說胡適留下的吳晗曾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也是胡適的得意門生。胡適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1949年中共奪權後,吳晗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擡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結果如何?歷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對於吳晗太過殘酷了。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發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1969年10月,吳晗被鬥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歷史不能假設,只能總結。現在回想在中國大陸淪陷於中共之前蔣介石的“搶救學人計劃”,確實是從中共虎口中“搶人”,那些逃離大陸的知識分子如胡適、傅斯年、錢穆,還能在自由社會傳承自由思想,而留在大陸的傑出知識分子們在“反右”、文革運動中幾乎都慘遭迫害,幻想破滅,留下的是一個個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