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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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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8月2日訊】

目錄
前言
一、蘇家屯秘密集中營事件回放
   蘇家屯集中營被曝光
   蘇家屯暴行被曝光後的連鎖反應
   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
二、中共器官移植的歷史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準備期:1984-1999
三、中共通過活摘器官迫害法輪功
   活摘器官從零星個案開始
   自焚謊言為活摘器官鋪平道路
   軍隊系統集中營為大規模活摘準備條件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造成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瘋狂攀升
   大量的移植手術是無法掩蓋的罪證
   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為移植產業帶來暴利
四、全世界為曝光和制止活摘器官的努力
五、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還沒有停止

罪惡的交易——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圖文傳單:罪惡的交易——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

前言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謀利是江澤民和中共系統迫害法輪功的主要手段之一。1999年,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挑起了針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運動,導致十年來眾多法輪功學員廣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1999年6月10日,在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國大陸成立了淩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國性恐怖組織──人稱納粹蓋世太保似的“六一零辦公室”,這是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執行秘密任務、推行和實施這場血腥迫害的機構。中共發動的大規模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通過“610”系統,開動各級政治和國家機器,層層遍及全國。

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輪功開始時,為配合江澤民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政策——“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法輪功被中共媒體鋪天蓋地的謊言抹黑、妖魔化,法輪功學員遭到肆意綁架、關押等迫害。江澤民又命令“六一零辦公室”系統性地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實行“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

從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開過六次“處理涉外宗教問題”專門性會議,主要針對法輪功。此後,以中共軍隊後勤部為首的軍隊系統層層開動,開動中共建政以來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統,開始按照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意願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達到其“肉體上消滅”的迫害目的,而販賣器官成了一條被江澤民默許而鼓勵的軍隊生財之路。

總後勤部利用軍隊系統和國家資源,將到北京上訪而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輪功學員驗血編號,輸入電腦系統,利用軍車、軍航、專用警備部隊、各地軍事設施和戰備工程作為集中營,統一關押,統一管理,成為國家級的活體器官庫。總後勤部統一分配集中營,分管調度、運輸、交接、警衛和核算,軍事監管人員有權逮捕,關押,強制處決任何泄露消息的醫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員等。軍事監管人員由中央軍委授權相關軍事人員或軍事機構擔任。中共總參謀部則利用其情報系統,全力阻擋真相向世界傳遞。

現任總後勤部政委孫大發,1999年1月後任沈陽軍區政治部主任;2001年被江澤民提升為中將,2005年7月任總後勤部政委。孫大發剛上任,便面對蘇家屯集中營曝光事件,他向全國各地方相關軍事機構轉發了在北京秘密結束的一個會議精神,要求“針對特別軍事監管管理區(即集中營)問題的資訊大量外泄”問題,“進一步封閉法輪功的資訊管道,強化保密體系,並重申對泄密行為的嚴厲處罰。”

各級地方醫院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六一零和軍隊醫院為主,地方公、檢、法和醫院為輔,利用集中營、監獄、勞教所大量關押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謀利的流程。中國與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網,成為國際活體器官交易的中心,幾乎在2000年以後一直占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85%以上,該數據是軍委上報資料的一部份,幾個人因此升為將軍,原因就是該領域的所謂「成績」。

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完備法律,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在2007年5月才開始實施。該條例遵循八大原則,包括自願、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術準入、非商業化、自主決定等,並對移植機構實行準入制。但對於人體器官的買賣行為,該條例雖然明確禁止,刑法中卻並沒有直接針對此一行為的罪名。因此,中共沒有任何法律把在中國大陸活體摘除人體器官認定為犯罪,更沒有任何具體的處罰辦法。

2006年3月以來,多位證人指證中共在遼寧省沈陽市蘇家屯設立秘密集中營,關押數千法輪功學員,大量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腎臟、肝臟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並私設焚屍爐焚屍滅跡的駭人罪惡。知情人披露,在中國有36個類似的集中營。

2009年,追查國際一名特別調查員與一位曾在遼寧省公安系統工作的證人進行了一段持續近三十分鐘的對話。該證人披露了2002年自己目擊的一起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的經過。證人為遼寧省公安系統工作,參與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輪功學員的行動。其中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法輪功學員,被經過一個星期的嚴刑拷打、被強迫灌食,已經是傷痕累累。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遼寧省公安廳某辦公室派了兩名軍醫,一名是沈陽軍區總醫院的軍醫,另一名是第二軍醫大學畢業的軍醫,將該名學員轉移到沈陽軍區總醫院十五樓的一間手術室,在這名女學員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沒有使用任何麻藥,摘取了她的心臟、腎臟等器官。證人當時持槍擔任警衛,目擊了活體摘取這名女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全過程。

中共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從1999年開始的零星個案發展到2001年底的系統性大規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規模活摘從2003-2006年進入高峰期。中共軍隊通過獨立的後勤系統、武裝保衛、交通運輸、情報保密、醫療設施主導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和移植產業,控制了中國98%的器官移植源;面對移植器官的巨大利潤,地方也不甘於被軍隊壟斷,紛紛上馬,全國各地的醫生和聯系人在電話裏紛紛承認有來自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這些錄音提供了確鑿的間接證據。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到目前為止,涉及23個省市自治區,全國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

隨著證人指證和更多的證據浮出水面,全球正義人士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查和指證。全球各大洲紛紛成立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CIPFG),該組織由國家(聯邦)級政治家、省市級政府官員、宗教和社區領袖、器官移植專家和醫生、執業的國際人權和刑事律師、非政府組織和團體、國際媒體和人權活動家組成,通過對中共謀殺法輪功學員盜取器官牟利指控的調查,揭示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受迫害的真相,制止迫害,並對策劃和執行此種滅絕人性的殺戮行為參與者,追究其國際刑事法上的“反人類罪”罪責。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的專家命令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活摘的指控和對這場對法輪功迫害的責任人進行調查。反酷刑委員會的建議包括:中共需要立刻進行或組成獨立調查團,對法輪功修煉者受到迫害和被活摘器官的指控進行調查,以確保行惡者被繩之以法並受到懲罰。

2006年7月6日,在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之後,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渥太華,向媒體公布了長達六十八頁的《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報告中指控的中共活摘器官是“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報告的出臺引起世界範圍西方主流媒體的廣泛關註。包括路透社、法新社、加通社、加拿大廣播公司、澳大利亞人報等主流媒體都在當天做了重要報道。

該報告經過第三版修訂,於2009年10月出版成書,名為《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兩名作者因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修煉者器官並在全世界範圍揭發和制止中共毫無人性的血腥器官摘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而被提名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大衛•喬高在介紹《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時說:“我們通過調查,在這本書裏得出的結論,至今還在發生著。那就是中共利用政府、軍隊、醫院的體制,大面積的、而不是個別的,從被監禁的、活著的中國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其血腥程度令人發指。”

2007年,移植學會醫療事務主管和世界衛生組織顧問Francis L. Delmonico醫生訪華時,負責接待的不止有衛生部長陳竺和副部長黃潔夫,軍方人物就占了一半(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三零一醫院) 的政委文德功)。一直到今天,中國移植界一直不被國際移植界接納,是因為器官來源不透明。據Delmonico醫生的說法,中方官員有“非常強烈的願望”讓他們的移植人員被國際移植界所接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三零一醫院)是全軍最大的綜合性醫院,承擔著全軍各大軍區、軍兵種的疑難病診治工作,為國家及軍委領導人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該院規定,器官移植供體來源、移植數量要保密,如果誰泄露出去,就取消做手術資格。該院醫生向患者保證換肝的等待時間在一周以內。

2009年8月底,中共通過英文版《中國日報》向全世界用英文發布消息,承認摘取死刑犯器官,並承認中國大陸所有器官移植中,超過65%的器官來自死刑犯。而中共官員歷來的公開講話中,一貫否認摘取死刑犯器官。如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導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10月10日,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稱,“境外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數量自19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一直呈上升狀態,尤其在2003年至2006年間,器官移植成倍增加,移植數量像蘑菇雲一樣爆炸式膨脹。中國大陸器官移植在經歷了2003-2006年的瘋狂增長之後,隨著2006年3月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在國際上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大陸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從2003-2006年的每年一萬兩千例到兩萬例,下跌到不足一萬例。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的文章提供的官方數字顯示,迫害法輪功開始前的97、 98年,中國沒有成功的肝移植案例,從19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中國肝移植例數逐年增加,到2005年達到高潮,2006年活摘器官案曝光後,肝移植數量急劇下降,2007年的數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到了2009年,肝移植數量回落到迫害法輪功初期2001-2002年的水平。

2010年3月16日下午5點30分,美國國會眾議員在國會大廈以412票贊成,1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第605號決議案。605號決議案中,將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在2008年12月12日發行的有關中國的第四期報告中的內容:“中共應立即對法輪功學員受到酷刑和摘取器官的報導進行調查,並采取適當措施確保那些犯罪者被繩之以法”的部份列入第605號決議案。國會眾議員在議案中對過去十年來僅僅因為個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續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脅迫、監禁及酷刑折磨,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605號決議案獲得通過當天,議案起草人羅斯雷婷恩議員在投票前陳述說:“中共系統殺戮法輪功學員,以獲取他們的器官,這殘忍得令人無法想象。法輪功基於真、善、忍法理,然而這些無辜的人們卻遭到中共政權的殘酷迫害,中共采用邪惡至極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甚至暴力恐嚇那些居住在美國的法輪功學員。作為這項決議案的起草人,我感到自豪。這項決議集中針對發生在當今世界上對一個特定團體進行系統迫害的最邪惡的案例。”

自2006年3月初,中共在蘇家屯秘密集中營關押迫害6000法輪功學員並摘取活體器官的黑幕被海外媒體曝光後至今,在這4年零4個月間,中共官方和各級黨、政、軍機構沒有任何官員或發言人公開否認過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而1999年迫害法輪功時,由中共各級宣傳機器和各級黨政機關發布的對法輪功的誹謗式宣傳在一個月間就遍布了整個世界。2010年1月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以顧問的身份,參與臺灣舉辦的防疫衛生研討會,黃潔夫近期頻繁的在海外就大陸器官移植狀況、新條例、新法律不斷發表言論,但面對現場媒體問及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相關問題時,黃潔夫則是規避不答。

一、蘇家屯秘密集中營事件回放

蘇家屯集中營被曝光

遼寧省沈陽市蘇家屯有43萬人口,駐軍多達16個單位,號稱“全國第一屯”。駐蘇家屯的軍警單位包括:中國人民武警警察部隊沈陽指揮學院(簡稱武警沈陽指揮學院);沈陽軍區機要技術大隊;防化技術大隊;電子對抗團;沈陽軍區汽車技工訓練大隊;區武警中隊;598倉庫;598部隊;武警遼寧省總隊倉庫;武警汽訓隊;65149部隊。

現稱沈陽南站的蘇家屯火車站有近百年歷史,是東北最大的路網性編組站,也曾是日本南滿鐵路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站點。日本關東軍最大的武器倉庫就設在蘇家屯,這個工事群和關東軍武器倉庫是一體的,武器庫緊鄰鐵路從而方便運輸,工事群是保護武器庫的要塞。整個工事群分為地上和地下兩部份。地上部份主要是炮樓和地堡,一共有5個。地下部份主要是位於地表下近8米的鋼筋水泥通道。這個工事從地面上測量,有近2000米長,現在只能進入一半。朝鮮戰爭期間,蘇家屯被選中作為近一百三十萬入朝部隊的軍供站,當時一晝夜可以不間斷地供應1200人用餐,2000人飲用開水。1951年共接待129.64萬人。

2006年3月以來,多位證人指證中共在遼寧省沈陽市蘇家屯設立秘密集中營,關押數千名法輪功學員,活體摘取器官牟利並私設焚屍爐焚屍滅跡。2006年3月8日,大紀元時報報道了對證人之一的采訪,指稱蘇家屯有一秘密集中營,關押有6000多名法輪功成員,他們遭到殺害,器官被摘取出售,屍體在醫院焚屍爐當場火化。

證人之一曾在媒體工作,為調查此事,該證人付出很大。最後終於調查到在蘇家屯的一個秘密設施裏,關押著大量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的眼角膜、內臟器官包括骨髓被用作活體摘除,他們的頭發被做成假頭套,皮膚、脂肪被買賣,屍體被扔到焚屍爐火化滅跡。

證人之一說,“在美國腎臟移植手術,一個適合的腎臟移植的器官需要等待兩年或更長的時間,而一般切割後的腎臟或其它器官,把它儲藏很困難的,它的鮮活期是24小時到48小時之間。而心臟就更短,而在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網頁上顯示案例,從2001年起做這樣的手術大幅度的增加。在沈陽中國國際器官移植網絡中心,在它的這個英文網頁上公布”: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需要一個星期到一個月的時間。這是一個龐大的多集團、多單位的共同參與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它這裏面有勞教所的管教,有做手術的主刀醫生,有護士、政府衛生系統,有公安部系統的官員,甚至有北京中央一級的官員、販賣黑市器官的中間商、海外幫助招攬病人的中間商,完全是一個我們無法想象的超級犯罪。”

2006年3月17日,大紀元時報報道證人之二出面指證,此秘密集中營就設在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的“地下醫療設施”裏。她的前夫就是“蘇家屯集中營”活體器官摘除主刀醫生之一。他是腦外科醫生,主要從事眼角膜摘除。活體器官摘除和焚屍的慘烈,給證人和她的家庭帶來摧毀性的陰暗後果。在她從丈夫的口中得知此訊息後,兩人因此離婚。她希望借由出面指證,能讓此慘無人道的事情受到關註並得以停止。約六千法輪功學員當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已經被挖空心臟、腎臟、眼角膜、皮膚後死去,並被毀滅屍體,沒有人能夠存活。”

證人之二說:“被關押到這裏的法輪功學員大多都是從沈陽大北監獄、馬三家勞教所和其他監獄轉過來,或者是從公園、民宅等地抓捕過來的法輪功學員。這些法輪功學員因為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抓時沒有正式的逮捕證書,家屬也不知情,有的根本沒有名字。”另外,由於中共當局對法輪功學員實行“打死算白死”的政策,法輪功學員的死亡對中共監獄來說不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由於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這些醫務人員往往被告知這些法輪功學員是因為殺人或其他犯罪被判死刑或者因為煉功入魔而導致瀕臨死亡等。”

蘇家屯暴行被曝光後的連鎖反應

蘇家屯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被曝光之後,一系列圍繞著揭示和隱瞞事實真相的事件接連發生。

蘇家屯秘密集中營活摘器官暴行被曝光第二天

3月10日,法輪大法學會和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布通告,呼籲知情者提供蘇家屯集中營犯罪人員名單,並表示定將行惡者繩之以法。

第十六天

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3月24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表示,如果蘇家屯事件屬實,參與者應被立即法辦。當一位聽眾提出,國際媒體披露沈陽蘇家屯集中營活體割取法輪功學員內臟器官,希望韓主任調查時,韓啟德對此表示震驚,他說“此事如果屬實,(參與人員)應立即進監獄。”演講結束,幾位“保鏢”立即上來“簇擁”著韓啟德離開大廳。韓啟德未能參加在講演廳外已擺好的接待宴,協調演講的耶魯醫學院院長奧波恩(Robert Alpern)對此舉表示不解。

第十七天

2006年3月25日,中共黑龍江省委辦公廳發出通知(廳字 [2006]12號)部署清退、銷毀所有標有密級的中央發至省軍級、市地級、縣團級的文件以及標有密級的省委辦公廳制發的文件。

《通知》要求:“絕密級中央、省委文件和發至省軍級中央文件各單位不得留存。中央絕密文件由省委辦公廳收回上繳中央辦公廳秘書局銷毀;省委絕密文件由省委辦公廳秘書處負責清理和銷毀。省委辦公廳秘書處、市(地)委和縣(市)委辦公室負責銷毀有密級的中央、省委文件。”“銷毀紙介質涉密公文,應當確保秘密信息無法還原。采用焚燒、化漿等方法處理,粉碎銷毀須使用符合保密要求的碎紙機;化漿銷毀送保密部門指定的單位銷毀,並由送件單位2人以上押運和監銷,監銷人員在文件銷毀之前不得離開銷毀現場。”

3月25日,四千多名各國法輪功學員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舉行盛大遊行,揭露中共6年多來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虐殺,特別是蘇家屯集中營活體取器官滅絕人性的特大罪惡。

第十九天

中國大陸把「蘇家屯」三個字列入網路禁詞。3月27日,中共當局匆匆推出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禁止人體器官買賣,但施行時間卻定在七月一日。外界質疑,既然人體器官買賣是非法的,應該立即執行,為什麼還要等上三個月?莫非有人需要時間來處理現有器官庫?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就此規定向媒體表示:“我參加衛生部器官移植立法工作小組有三五年時間,以前想做成《器官移植法》,後來降到《器官移植條例》,目前出臺的只是部門規章、行政管理條例。原因是器官移植問題涉及器官供體、受體、醫生行為、器官來源、儲運、調配,是醫學、法律、倫理、經濟和政治的交叉體,牽涉復雜,立法難度大。衛生部黃部長問我的看法,我說,幾十年做器官移植,終於有了一個立法,有總比沒有好”。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教授一直參加規定的討論,他對媒體解釋:“目前我國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太大了,出臺管理辦法的國內外壓力比較大。”

第二十天

美聯社北京3月28日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3月28日當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被記者問到蘇家屯集中營是否存在時,發言人以“太荒唐”、“太離奇”做出回應。外交部發言人還以醫院太小,不能容納下六千人詭辯,卻避而不談醫院附設的地下室和集中營。

在中國大陸民眾可以登陸的中共外交部網站“新聞服務”欄目中的“例行記者會實錄”2006年3月28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全文中,關於蘇家屯集中營的提問和回答部份只字不提。

高智晟律師對中共外交部否定蘇家屯事件分析說:“最關鍵的,也是最耐人尋味的是:外部世界需要去問清楚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句話要準備三個星期,有還是沒有?為什麼要準備了三個星期後,才去說這句話?”

第二十二天

2006年03月30日,來自軍醫系統的證人之三指證:蘇家屯醫院僅是全國36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份,目前全國最大的關押法輪功的地區主要是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僅在吉林九臺地區的中國第五大法輪功集中關押地就有超過1.4萬人被集中關押;最大的法輪功關押地代號672-S,關押人數超過12萬;蘇家屯地區醫院地下集中營在2005年初的確曾關押超過1萬多人;轉移5000人只需一天即可,專車專列,用封閉的鐵路貨車;目前即使進入蘇家屯地區調查也是查無證據,因為轉移幾千人太容易了;中央同意將法輪功作為階級敵人進行任何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處理手段。中共中央軍委在1962年就行文,省級政府有權在所轄軍區的監管下,設立重刑犯的資源再回收機構,這政策一直沿襲至今。據1984年補充規定,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1992年後,死屍甚至活人都成為了生產原料。並且現在“中共中央已同意將法輪功學員作為‘階級敵人’,法輪功學員不再被當作人類而是被當作生產原料,成為商品。”

第二十四天

2006年4月1日,“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報告,聲稱確認這些指控屬實,在遼寧省沈陽市蘇家屯區,確實存在一個龐大的人體器官“市場”。從關押“器官供體”的死亡集中營、組織配型、手術摘取、屍體處理,到使用器官的醫院(不一定在蘇家屯),形成了程序化操作。這是在國際人權組織已經報道的摘取死刑犯器官,甚至為摘取器官來決定死刑的操作之外的另一個獨立的系統。被摘取器官的法輪功學員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處於完全封閉的被綁架狀態,摘取器官後被焚屍滅跡。

蘇家屯集中營的操作從2001年就開始了,2002年達到高峰。集中營位於蘇家屯某醫院附近,整個設施設在地下,是在原有“人防工事”(地下防空工事)和其它地下建築的基礎上改建利用的,至少有一個出口設置在該醫院的後門。地面上看不出任何不平常。該設施處於高度警衛的封閉狀態,有自己的供應系統,包括地下商店。

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秘密綁架和關押在此,目擊者形容狀況“慘不忍睹”。由於不存在死刑執行時間的問題,摘取器官取決於醫院移植手術的時間。摘取器官是在活人身上進行。由於過程極其殘忍,參與的醫務人員大多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存在普遍的失眠、做惡夢,部份人通過嫖娼緩解心理壓力,還出現過因精神壓力過大而自殺的事件。

第二十七天

2006 年4月4日,法輪大法學會和明慧網於發起成立了“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匯集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組建了聯合調查團(CIPFG),以赴大陸進行全面、獨立、直接、不受幹預的調查和取證,徹底調查中共勞教所、秘密集中營、醫院及相關設施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真相,以終結迫害。

第二十八天

2006年4月5日,赴中國大陸調查蘇家屯集中營及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委員會發出緊急通告,蘇家屯等地下集中營人證已被秘密轉移並隨時遭到屠殺。在2006年3月初國際社會曝光蘇家屯事件後的三周之內,位於沈陽的蘇家屯地下集中營已被匆匆轉移。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一些醫院和移植中心,正趕時間大批進行器官移植手術──以銷毀集中營受害者、人證為目地的屠殺正在發生。

第三十天

4月7日,委員會發布了《關於“調查真相委員會”調查取證範圍的通知》和《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關於第一批追查取證對象名單》,誓言將這場迫害的元兇江澤民、羅幹以及竭力追隨江羅集團迫害法輪功的各級各類兇犯繩之以法。

第三十三天

歐洲委員會2006年度第二次決策會議於4月10日至13日在斯特拉斯堡舉行。歐洲委員會十一名代表向大會提交動議提案,要求對近期曝光的中共集中營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的罪行舉行聽證會,並要求中國政府向國際調查團開放所有的勞教所。

該動議提案被列為歐洲委員會第10904號工作文件,標題為“召開有關中國人體器官摘除的公開聽證會之必要性”。

4月10日訊 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境外媒體蓄意編造中國從執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隨意取出器官進行移植,這是惡意詆毀中國的司法制度,欺騙群眾,是別有用心的。

第三十七天

2006年4月14日,一位在濟南醫療系統工作長達20多年,因對罪惡保持沈默而良心備受煎熬的知情人投書海外媒體,披露了其所知道的事實:位於濟南市的山東省千佛山醫院、山東省警官總醫院、山東省監獄、山東省女子監獄(位於工業南路上,對外掛的牌子是“山東省興業發展有限公司“)及更多的監獄、勞教所共同勾結,形成了從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庫的建立維持、器官移植市場及中介,到活體器官摘除、移植、實驗及利益分贓等環節的完整的“一條龍殺人產業”。這兩家醫院都直接得到中央一級的明確指示,由院方全力組織直接參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活體器官移植采用了“流水”作業。

山東省警官總醫院分為內外兩個院,外院向社會開放,一般人和警察可以看病。內院設在兩道鐵門之後,實質上是一所監獄,內院的規章制度按照監獄執行,只是多了大量的醫生和醫療設備,器官摘取多在這裏進行,這裏是殘害法輪功群眾的人間煉獄。

第三十九天

2006年4月16日,追查國際發出關於中國大陸各地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追查國際經調查確認,中國大陸多個省市以及大部份的軍隊、武警醫院和器官移植中心涉嫌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以供移植。在蘇家屯集中營事件於3月9日被曝光後,東北至少有部份接受調查的醫院表示接到通知暫時停止器官移植手術。然而,在衛生部於3月27日發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並確定為7月1日實施後,全國各地的醫院和各大移植中心不僅恢復了器官移植手術,而且數量大量增加。全國各地很多醫院都表示四、五月份有充足的器官供體,此後供體將會很困難。由於案例涉及全國多數省市自治區,暗示中共當局正在大批消滅作為器官供體的法輪功學員,且這一群體滅絕行動的命令來自中央。

中共在轉移蘇家屯集中營後,主動邀請美國國務院官員參觀蘇家屯血栓醫院,美國官員在現場沒有找到支持活摘器官的證據,但官方發言人Sean McCormack表示華盛頓重視法輪功的指控,並督促中國政府調查。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上海復旦大學中山醫院、山東千佛山肝臟移植中心、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院、湖北省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武漢同濟醫院在電話咨詢中均表示能提供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以供移植。

第四十七天

2006年4月24日,81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致信美國總統布什,表示對最近曝光的中共未經本人同意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嚴正關註。這81名國會議員呼籲布什,“我們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表明立場並調查這些指控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應該查明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揭開這一事件的真相可能會幫助挽救數百萬無辜的生靈,這將作為你的一部份功勛而被銘記。”

4月30日,沈陽老軍醫再度披露中共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軍方直接參與了器官盜賣勾當,僅他本人經手的偽造自願捐獻器官資料就有六萬多份。另外,中共嚴重隱瞞了盜取器官規模,將十一萬說成三萬。二零零零年以後中國一直占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85%以上,該資料是軍委上報資料的一部份,有幾個人還因此升為將軍。

5月7日,老軍醫揭露了在北京秘密召開的“中央軍委處理涉外宗教問題會議”中的一些內容,針對集中營絕密信息大量外泄,“中央軍委”要求進一步強化保密體系,封閉法輪功的信息渠道;要求對聲援法輪功的非法輪功人員按法輪功人員處理;將頑固不化的不受控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教徒與法輪功學員同等對待,將迫害法輪功擴大化。同時,對軍隊、武警及醫療系統進行內部清洗,以穩定軍心。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國會人權委員會前主席、外交部亞太司前司長大衛•喬高與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接受加拿大法輪大法學會的邀請,在加拿大聯合領導對“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工作。7位來自執政黨、自由黨和新民主黨的議員到場支援。執政黨聯席會議主席雷翰•傑佛(Rahim Jaffer)代表加拿大政府到場支援,並表示,加拿大政府鼓勵就法輪功學員被中共活體摘取器官指控的證據核實的努力。

6月2日,兩位調查員向中國大使館發信,要求赴中國大陸進行獨立調查取證。

6月23日,中國大使館官員拒絕了調查員的簽證申請。

2006年7月7日,由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的獨立調查組向加拿大媒體公開了“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麥塔斯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行為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關於調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

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獨立調查組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取證,通過對18類證據的證明和反證(Proof and disproof),調查組報告說:“根據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情況,我們得出了非常令人遺憾的結論,即指控是真實的。我們相信,大規模的、違背意願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現在仍然在繼續著。”

報告中的數據分析,根據公開報導,在2000至2005年六年間,中國大陸境內大約進行過6萬次器官移植手術,而迫害前六年間的數據為18500次。這意味著,在迫害的六年中,有41500個器官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無法解釋。報告中稱,活體移植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說法為這一問題提供了答案。

報告結論部份稱,“中國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國許多地區的執行機構,尤其是醫院還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從1999年以來,已把大量、但具體數字不詳的法輪功良心犯處死。他們的身體器官,包括心臟、腎臟、肝臟和眼角膜,幾乎同時都被掠摘,非自願的被摘取,然後被高價出售,有時被賣給外國人,這些外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願的器官捐贈。”

隨後,喬高和麥塔斯單獨或共同出訪了全球多個國家或地區,向各國議會、政府、非政府組織、外交官、醫學教授、宗教團體、媒體和公眾等介紹他們的調查報告。到目前為止,關於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調查,麥塔斯及喬高已經出版了三份報告。

二零一零年元月十六日,國際人權協會(IGFM)瑞士分部將二零零九年度的人權獎頒給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獎勵他們為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付出了的努力。在參與調查的四年中,兩名作者收集了52種不同的證據,證實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實實在在發生著。這兩位加拿大調查員被兩名加拿大國會議員提名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麥塔斯表示,目前中國的政策已經將器官移植市場轉向主要面對國內客戶,基本沒有外國遊客到中國做器官移植。不過,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沒有變,器官來源沒有變化,反而被判死刑的人數減少了。死刑犯的減少意味著更多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喬高談到,通過調查,他們得出結論,從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起至二零零五年,有四萬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中共在他們展開調查後,推出了一些關於器官移植的規定,但是僅僅讓大部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從外國人變成了中國人,而在器官的供體這方面卻沒有什麼改變。

他們表示,迫害還沒有結束,他們會繼續和各國的政府,議員聯系,揭露中共的罪行。

二、中共器官移植的歷史

現代器官移植起源於前共產蘇聯,1936年前蘇聯醫生沃羅諾夫將一個屍體的腎臟移植到一位因汞中毒而腎衰竭、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的年輕人體內,病人在48小時後死去了。

中共建政後繼承了蘇共體制下的這一發明,中共的器官移植業隨其建政開始發展,移植醫生通過為中共高層保健服務而得到特權和利用軍隊系統和國家機器的機會,中共則利用這些醫生進行器官移植的培訓和推廣,形成共產黨體系內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統。吳階平是泌尿外科醫生,在60年代在國內率先開展了腎臟移植手術。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取消領導幹部配保健醫生的制度,成立了一個保健小組,吳階平任組長,全面負責中共領導人的健康。

中共在2001年挑選肝移植專家黃潔夫作衛生部副部長,隨後,黃潔夫2005年7月升任中央保健局局長,是負責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組、中央保健會診專家的總管,負責所有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的醫療保健。

老年人的保健以心血管、慢性病為主,是內科醫生的專長,泌尿外科醫生和肝移植外科醫生成為中共高級領導的保健總管,本身就是違背醫療常識的。

利用軍隊系統搞器官移植,特別是使用活體器官來提高移植質量成為了中共器官移植的特色。1977年10月,301醫院泌尿外科醫生李炎唐進行腎移植,活體取腎,取腎車由警車開道,一路開綠燈,通過通訊兵部隊架一條線,從取腎地點直接通到手術室,當腎取下可用時,立即通知手術,病人開始準備並開刀等待,兩不耽誤。負責通訊兵部架線的就是手握兵權的中共元帥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

2005年9月23日,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為團長的中央代表團去往新疆,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50周年的慶祝活動,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也是代表團成員,並於9月28日為一名46歲的肝癌患者進行手術,手術中需要備用肝臟作移植準備,24個小時內就取來了兩個匹配的肝臟,在醫學界上創了世界記錄。

2006年4月,北京三零一醫院一名外科醫生在電話中證實,她自己就主刀過肝移植手術。該醫生補充說,器官來源是“國家機密”,任何泄露器官來源的人“會被取消做這類手術的資格。

設在沈陽的中共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該中心2003年使用的網頁以及後來2005年更新後又在蘇家屯慘案被揭露後迅速刪除的中文網頁如此寫道:目前,中國每年完成的移植手術數量僅次於美國,可謂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國。在中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官立醫院僅腎移植手術已經完成3萬5千余例,在全國範圍內,每年腎移植手術例數多達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數量的移植手術,是與中國政府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以及民政部於1984年10月9日聯合頒布有關法律,確立提供臟器是一項政府支持行為。這可謂世界絕無僅有。

中共到現在仍沒有一部與器官移植有關的法律,從計劃的《器官移植法》,後來降到《器官移植條例》,目前出臺的只是部門規章、行政管理條例。原因是器官移植問題涉及器官供體、受體、醫生行為、器官來源、儲運、調配,是醫學、法律、倫理、經濟和政治的交叉體,牽涉復雜,立法難度大。器官移植立法工作進行多年,業內人士稱立法進程幾起幾落。有觀點認為:“器官在中國是高度稀缺資源,立法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其中不僅是大小醫院和醫生的利益,也包括部委利益和地方利益。

業內人士透露,地方上不成文的規定是本地供體保證本地醫院,獲取跨地域供體不可避免地需要發生“公關費”。《三聯生活周刊》2006年4月報導,2005年美國的 14492例器官供體中,7594例來自腦死亡屍體,6898例來自活體。而中國目前的親屬活體捐獻率僅為1.1%,其余約98%的器官來源都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準備期:1984-1999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民政部等聯合頒布實施《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規定以下幾種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可供利用:1.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的;2.死刑罪犯自願將屍體交醫療衛生單位利用的;3.經家屬同意利用的。這份大陸迄今為止唯一指導死刑犯遺體處理的法規,確立了死刑犯本人和其家屬處置死刑犯遺體的主導地位。

醫學界資深人士介紹,1980年代,受器官移植技術和民眾經濟能力的制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有限。在對死刑犯摘取器官數量少,且主要供應醫療衛生單位科研和教學使用的歷史背景下,該暫行規定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到了1990年代,大陸器官移植進入快車道。1989年以來,每年實施腎移植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累計完成13594例次。當技術不再是器官移植障礙,大陸一個龐大的器官移植市場很快初具雛形,且呈現供不應求的饑渴狀態。

《“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報告中揭露,在中國盜竊死刑犯器官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還沒有斷氣,相當於是變相活摘。在中國大陸,移植技術和免疫抑制劑在90年代末已經成熟,中國缺乏器官共享體系,一般是當地醫院和當地的死刑犯進行匹配,在1999年前,來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也是主要的器官移植來源。每年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上下。但死刑犯器官受由組織配型要求、冷缺血時間限制、是“過期作廢的一次性資源”、並受時空地區限制,不是能滿足器官移植這個暴利行業的最好資源。

即便如此,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謀利的移植產業在1999年迫害法輪功之前已經初具規模:紐約時報曾報道,愈來愈多摘自中國大陸死刑犯的腎臟、肝臟、角膜以及其他身體部位的器官,被賣給美國籍的患者,而接受移植者再回到美國,享受保險給付的護理治療。盡管大多數摘自死刑犯的器官都移植給大陸民眾,卻有愈來愈多的東南亞、日本與美國的患者,也成了受惠的對象。這些外國患者如果在本國排隊等候移植,可能要等上數年的時間,或者只有等死。中國醫院非常歡迎外國患者,因為這些患者支付較當地患者高十倍的手術費用,而這些外國患者若是在本國接受器官移植,費用可能更高。

英國電視臺報道,數以百計的馬國腎病患者,為了換腎,而以7500英磅(約1萬8900元)的代價,遠赴中國購買被處決的死囚的腎臟。吉隆坡國家腎臟基金的迪魯文迪蘭醫生在接受同樣的節目采訪時說,幾乎每一天都有腎病患者詢問關於到中國換腎的事項。醫院的記錄顯示,大約60至70名病人在中國換腎後,回到馬來西亞時,還需接受護療。

王國齊2001年在美國國會的國際運作及人權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出庭作證,中共有組織摘取死囚器官販賣活摘器官。王國齊參軍後轉入武警天津市總隊醫院,並考入武警衛生學校學習。自1989年11月起,武警醫院院派其到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學習,也就是解放軍總後勤部直屬的解放軍三零四醫院,位於北京市海澱區阜外大街一零六號。在解放軍三零四醫院,多次參與取組織器官,學成之後回武警醫院繼續工作。從 1988 年到 2000 年之間,他曾被醫院指派,上百次在刑場和火葬場摘取死囚的皮膚和眼角膜。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次,在河北省唐山地區灤南縣的一次取腎及取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終身難忘的記憶。當取完腎臟後,囚犯還有呼吸及脈搏、心跳,車下的臨時指揮問縣法院的人,是否需要再補一槍。那人說,兩側腎臟都取出來了,絕對活不了,不要浪費子彈了。

王國齊親身經歷了醫院為了巨額的經濟利益,千方百計地倒賣囚犯的人體器官,不為下屬及具體工作人員著想,不給他們正當的心理保障的工作態度。其科室劉淩風主任與天津眼科醫院及北京解放軍304醫院聯合,要求每次取皮一定要取回眼角膜。然後任再將眼角膜轉手給天津眼科醫院或304 醫院,從中牟取利潤。院方做這些事情,不完全是為了病人,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巨額的經濟效益,是為了他們個人的政治目的。醫院有了錢,他們的成績就大,就可以升官了。

中共否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態度過去一直很明確,關於王國齊向美國國會提出的證詞,2001年6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說,“某些人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對中國惡意攻擊,他們竟然妄為到捏造聳人聽聞的謊言,中國嚴格禁止買賣器官,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來源是人們自願捐獻的。”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

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道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他說:“一些境外媒體蓄意編造中國從執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隨意取出器官進行移植,這是惡意詆毀中國的司法制度,欺騙海內外輿論,是別有用心的。”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再次聲稱,“境外一些媒體報道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英文版《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大部份器官來自死刑犯,但沒有在中文媒體上有任何表示。國際社會也解讀為中國政府在盜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態。中共自打嘴巴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從信誓旦旦地反對走到高調地承認,是在被指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其目的是想掩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輪功開始,經過幾十年準備的器官移植系統轉而把法輪功學員作為主要的器官來源,成為迫害法輪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三、中共通過活摘器官迫害法輪功

法輪大法(又稱法輪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為根本指導,使修煉者能夠返本歸真的高層次修煉法門。法輪大法歷史極其悠久,過去都是歷代單傳。1992年法輪大法的師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開傳給了人類。大法傳出以來,李洪志先生歷盡艱辛、不辭勞苦,在亞、歐、澳、美等世界各地講法。大法弘傳一百一十多個國家,載譽無數。億萬修煉者返本歸真,獲益無窮。

李洪志先生所傳的法輪大法(法輪功)按照真善忍為修煉標準,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自願的、免費的。不分男女老少,從幾歲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煉者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員。對個人來說,修煉法輪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變得誠實、善良、寬容、和平,而且能開啟智慧,逐漸達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奧秘的自在境界;對社會來說,修煉法輪功能增加社會的穩定、包容與祥和,提高人們的整體精神生活質量。因此自傳出以來僅憑人傳人、心傳心便修者日眾,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時間內法輪功傳遍中國和世界50多個國家及地區,受到各國政府、團體七百多項褒獎與支持,目前全球各民族各族裔的修煉者人數超過一億。

1999年7月20日,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權開始對修煉“真善忍”的上億法輪功學員的鎮壓。江澤民由於個人的妒嫉,把法輪功視為敵人,發動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他利用中共的權力,脅迫宣傳機器漫天造謠誣陷法輪功,制造恐怖、隔閡與仇恨。上億的法輪功群眾被無辜地迫害,十幾萬人被送進監獄與勞教所和精神病院,數以千計的人被無辜地迫害致死,而且這種迫害還在繼續著。這場迫害不僅是針對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也針對著所有自願信仰和追隨真善忍的人們,是對人類正義、道德與良知的無情毀滅。

1999年,法輪功學員本著相信政府的善良願望,前往北京上訪,希望能用自己切身受益的經歷來讓政府糾正錯誤。全國各地有大批大批的法輪功學員去北京和各省市政府部門上訪,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由於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人數眾多,警察已經不夠用了,於是中共的軍隊(尤其是武警)直接參與截訪和非法抓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和許多城市的政府部門,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北京附近通往北京的重要路口,大批軍人把守路口,截堵和非法抓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

據北京公安內部消息,到二零零一年四月為止,到北京上訪被抓、有登記紀錄的法輪功學員就達八十三萬人次。為了不讓中共株連所在工作單位和地方派出所、公安局,還有大批法輪功學員沒有報出姓名或未作登記。有消息說,二零零一年十月,北京公安局通過計算每天街頭饅頭售出量的遞增,估算出當時來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至少一百萬。美國國務院2008年宗教自由報告提到中國勞教所裏關押的人中法輪功學員占人數的一半以上,至少數以十萬計。

中共對上訪學員采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和連坐政策: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單位裏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的阻擾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法輪功學員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流行的做法。這些學員後來怎麼樣了?很多人失蹤了。外界只知道他們很可能被集中起來關押到一些地方。

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世界各地調查采訪了很多被中共非法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許多多不願說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最後不知去了何處。同時,這些失蹤學員的家屬很多並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去上訪,更不知道親人被誰抓捕,被關到了哪裏。嚴酷的現實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誰去要。

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國汀律師說:“他親自辦理的上海黃雄案件就是這樣的。黃雄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宿舍失蹤,沒有任何信息,我們也查過好多地方都沒有。”

活摘器官從零星個案開始

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於1999年7月,最早的器官例子發生在勞教所被打死的法輪功學員身上。在2000年就逐漸披露出一些懷疑被摘取器官的迫害致死案例(這可解釋從2000年開始大陸器官腎和肝移植數量上已經出現快速增長)。

2000年12月22號,明慧網登出一條來自於中國的消息,“一些邪惡警察正在與貪財黑醫密謀出售大法弟子人體器官,據悉,僅石家莊某中醫院已分得六個指標”。這大概是最早提到中共在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道了。因為這條消息沒有提供更進一步的細節,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殘酷得令人難以相信,所以,當時並沒有引起許多人的關註。

福建省寧德市法輪功學員孫瑞健,男,29歲,2000年11月進京上訪時被北京公安拘留。12月1日家屬被告知孫在公安押解情況下“跳車死亡”。當孫瑞健的妻子見到遺體時,遺體已被剖腹解剖,死者眼睛異常突出。

自焚謊言為活摘器官鋪平道路

隨著迫害的進一步升級,為了維持迫害。中共與江澤民集團在2001年1月23日一手炮制了“天安門自焚事件”,意圖栽贓嫁禍於法輪功,以所謂的五人“自焚”謊言欺騙海內外人士。

從中央電視臺制作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一系列錄像進行分析,就會暴露出很多疑點: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積燒傷的小女孩劉思影氣管被切開後四天就能接受采訪並能唱歌。二、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錄影證實,劉春玲沒被火燒死,卻被警察用重物擊打頭部倒下。三、天安門巡邏的警察在汽油焚燒如此迅速的“突發”狀況下,幾分鐘內拿出二十多個滅火器和滅火毯“應付”。四、北京積水潭醫院治療“自焚”大面積燒傷者,不作任何防護,允許記者近距離采訪,完全違反醫學常識。五、王進東在自焚時衣服已被“燒”焦,但是最易燃燒的頭發還在頭上,他腿間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卻完好無損。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號之前,警察手中的滅火毯卻在他頭上悠閑的搖晃很久,沒有絲毫滅火的急迫。六、在央視和新華社的“自焚”報導中,先後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王進東”。臺灣大學語音識別實驗室受“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委托,對王進東的聲音作了語音鑒定,得出明確結論:《焦點訪談》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後來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華盛頓郵報》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頭版頭條發表了調查報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國的黑幕──當眾自焚的動機乃是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郵報記者菲力蒲•潘親自到自焚身亡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實地調查,鄰居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玲煉過法輪功。此後,“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聯合國會議上,就“天安門自焚事件”,強烈譴責中共當局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是對法輪功的構陷,涉及驚人的陰謀與謀殺。聲明指出:從錄影分析表明,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中共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沒有辯詞。該聲明已被聯合國備案。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人因為輕信了中共與江澤民集團炮制的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而仇恨法輪功學員。昔日的德國納粹法西斯為了有計劃地醜化猶太人,曾經故意扭曲與呈現對猶太人不利的資訊,在“謊言講一千遍就變成真話”的助燃下,讓許多原本善良卻因被洗腦而產生錯誤認知的德國人,也加入了迫害猶太人的行列。中共為了煽動中國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樣的手段和方法。

在這場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輪功學員被妖魔化了。本來,中共搞了幾十年的無神論教育已經使得很多人難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認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鋪天蓋地的“自殺”、“殺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謠誹謗,更是在社會上煽動起了對法輪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後來把法輪功反迫害的正當權利貼上“擾亂秩序”、“反華勢力”、“反動組織”等各種政治帽子,使得法輪功學員在社會上的名譽受到極大的破壞。

在遭受迫害中,法輪功學員不可以請律師;侵犯法輪功學員的基本人權、包括打殘打死法輪功學員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輪功學員不能上訪,他們被隨意開除公職,開除學校。不但工作單位和政府機構要把法輪功批倒批臭,就連從小學到高中的教科書裏,都明目張膽的有妖魔化和誹謗法輪功學員的專門章節。在勞教所和監獄裏,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優越,甚至讓死囚犯來看管和毆打法輪功學員。

中共建政後在中國大陸的醫學教育以西醫為主,而5年左右的醫學本科教育中,醫學倫理學被列為選修課,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概論等政治課程卻占據了大量的課堂時間和學分。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部份醫學院校在第五學期開設醫學倫理學或在政治課中開設醫德課,總課時約為30 學時,不及美國、日本等國家同類課程學時總數的1/5。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指望醫學生對醫德範疇、醫德規範等有較為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提供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了。中共培養出來的醫生成了沒有道德約束和教育的工具,治病不治人,認錢不認命成為了醫療界的一種風氣。在自焚出現後,認為法輪功學員會“自殺”、“殺人”、“自焚”和“精神病”,器官摘下來能夠幫助別人又可以賺錢的觀點有廣泛的市場,醫生們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上沒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譴責或負罪感。

喬高和麥塔斯《關於中共活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調查報告》中提及的海外調查員與大陸醫院大夫的電話錄音中,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就是,大夫們並不太忌諱提到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活摘器官。因為他們真的覺得殺死一個法輪功學員並不是犯罪,而是從本來“一錢不值”的“階級敵人”身上“變廢為寶”。

2001年2月16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第三火力發電廠技術員任鵬武(男,33歲)因散發關於天安門自焚的真相材料被捕,關押於呼蘭縣第二看守所,5天後即2月21日淩晨死亡。警察在未經家屬的同意下,將任鵬武的器官摘除,然後強行火化。

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傳播,中共與江澤民集團曾經下令對電視插播“天安門自焚真相”的法輪功學員“殺無赦”,導致長春法輪功學員劉成軍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2001年底政府官員內部秘密傳達通知,針對法輪功學員頻頻講清真相活動,計劃2002年初“將更進一步加大力度打壓法輪功”。2002年2月9日零時,江集團開始再一次行動,對大陸法輪功學員進行大規模迫害,為期2到3個月。此項迫害指令由中國公安部下發至各市公安局並轉到縣一級,題目是《關於切實加強打擊和防範……非法活動工作的緊急通知》。插播發生後,江澤民下達對法輪功學員殺無赦的命令,在東北三省各地立即掀起抓人潮,有數千法輪功學員被捕,多人被秘密殺害。經法輪大法信息中心證實及報導的各地鎮壓指令還有:“610”頭目羅幹4月親自下令黑龍江省要在4、5、6三個月抓捕6000名法輪功學員;長春四月份成立“法輪功專項鬥爭委員會”,對法輪功的迫害手段升級為“堅決、徹底”的“進攻性專項鬥爭”;遼寧省公安系統四月開會部署進一步迫害法輪功的具體措施,指示警察可不用任何理由及手續,肆意抓捕學員。

2002年中國新年前夕,中央“610辦公室”的頭目劉京在長春南湖賓館召開部署鎮壓法輪功的會議。會議中劉京暴跳如雷地批評了吉林省工作不力,並下達了“徹底鏟除”的死命令,“可以開槍打死”法輪功學員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部署的。2002年5月初,還證實了一項由海外媒體透露的中共秘密文件,該文件指示,“一旦發現法輪功學員,先行抓捕,再補辦手續”,並明確此項授權直至2007年底。

2002年,直接目睹活摘器官的證人為遼寧省公安系統工作,參與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輪功學員的行動。 4月9日,證人當時持槍擔任警衛,在遼寧省沈陽軍區總醫院手術室現場目擊兩名軍醫活體摘取女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全過程。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遼寧省公安廳某辦公室派了兩名軍醫,一名是沈陽軍區總醫院的軍醫,另一名是第二軍醫大學畢業的軍醫,將該名學員轉移到沈陽軍區總醫院,在這名女學員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沒有使用任何麻藥,摘取了她的心臟、腎臟等器官。

證人還揭露,他在為錦州公安工作期間,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命令對法輪功學員“必須趕盡殺絕”。證人參與過對幾名法輪功學員的抓捕,並多次嚴刑拷打、刑訊逼供。遼寧省是迫害法輪功非常嚴重的地區,僅由明慧網公布確認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就高達40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