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軍醫“不光彩”的死亡使活摘罪行真實化

【新生5月28日訊】據“中國快報”五月二十四日消息，五月四日下午，患有抑郁癥的醫生李保春，從上海長海醫院大樓的十二層——他做腎移植等腎源的地方，跳下死亡。

“中國快報”的報道稱，44歲的李保春是著名腎臟病學專家，中國透析移植協會委員，上海長海醫院腎內科主任、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報道最後稱，追悼會上特別提到李保春生前曾獲無數榮譽。然而，李保春一定沒有想到，他最後的離去會讓醫院感到有點“不光彩”。

李保春的自殺為何使長海醫院感到“不光彩”？也許了解一下長海醫院充足的可疑腎源會幫助人們看出其中的隱秘。

全國每年有100萬尿毒癥患者，有50萬患者等待腎移植，平均每年只有5000-7000患者可以得到移植，這個比率大概是 1：100，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要等待腎源才能進行移植的病人一般要等半年至一年。有很多腎衰竭病人等不到腎臟就去世了。然而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的腎源卻充足得可疑，該院泌尿外科在網頁上介紹該科的腎臟移植“1.供腎質量好，術後腎功能恢復快；2.供腎來源充足，等待移植時間短”。

抑郁癥——活摘和移植器官主刀醫生的多發癥？

腎移植專家李保春的經歷與曝光蘇家屯集中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女證人安妮提供的證詞具驚人的一致性。這一點使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更加真實化。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新華網急於刪除這條報道。

加拿大調查員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調查報告中在提到安妮的證詞提供的證詞時，非常慎重。麥塔斯曾說，“我們認為指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的妻子的證詞是可靠的，部份原因是因為證詞極其詳細。然而那些細節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因為它提供了很多信息，無法加以獨立地證實。我們不願意基於單一的信息來源得出結論。所以，最後只有當該證詞與其它證據互相證實一致時，我們才依賴這個證詞，而不是將其作為唯一的證詞。”

李保春的經歷和最終“不光彩的”離開至少有兩點和安妮提供的證詞是一致的，進一步證明了安妮證詞的真實性。安妮的前夫是蘇家屯血栓醫院的外科醫生，他親自參與了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在他從事這個工作的兩年期間，摘取了兩千多名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有時每天要活體摘取幾個角膜。

之後安妮註意到前夫自2003年開始，變得精神恍惚，抱著沙發枕頭看電視，把電視給關了，他都不知道。後來晚上開始做惡夢，盜汗，醒來看到床單濕透成了一個人形、。據安妮證實，他的前夫因為內心受到良心的譴責，在停止摘取器官後很長一段時間精神都不正常，開著車都緊張得要命，過不了正常生活。

一位與安妮前夫一起做活體器官移植的醫生因為長期做這類手術而得了憂郁癥。安妮還證實一個院長的女兒因此跳樓自殺未遂，醫院一些知情者對院長女兒的自殺原因也是諱莫如深。

李保春同樣在自殺前就患上了嚴重抑郁癥，並在自己所在的醫院住院。今年三四月他經常睡不著，靠吃安眠藥維持，後來不見效，……

“中國快報”報道稱，抑郁癥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自殺正是抑郁癥最為嚴重的表現。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常務理事趙國秋教授說：“目前中國抑郁癥發病率平均為3%-5%，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為5%-8%，……”如果您認為李保春和安妮了解的參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同樣患抑郁癥，是抑郁癥發病率3%-5%中的巧合的話。那麼，下一個一致性是不是巧合的有些蹊蹺？

器官摘取、移植醫生被送往SARS第一線

該報道稱，2003年5月5日上午8時，正是抗“非典”最為艱難的時候，這一天，在第二軍醫大學廣場前舉行了盛大的送行儀式，為李保春等63名奔赴北京小湯山醫院的“勇士”送行。李保春擔任上海第二軍醫大學赴京醫療隊副隊長、上海長海醫院醫療隊長、小湯山18病區主任。

安妮證實，自己的前夫也曾於2003年5月被送往北京抗薩。據安妮稱，當時北京聚集了很多全國各地做器官移植的醫生。器官移植醫生治療SARS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當時，安妮和家人就認為，當局是為了借刀殺人、滅口。

其實這些醫生面對的不僅僅是被送往“非典”第一線。據安妮證實，當她前夫不願再承受良心折磨，決定洗手不幹後，當即受到了監控和追殺。她本人身上還留有逃亡時兇手刺殺未遂的傷痕。安妮說，蘇家屯血栓醫院參與摘取器官的醫生，很多人檔案被調走，或者換名等，永遠不知道這些人最後到哪裏去了。

在北京舉辦奧運前，中共極力否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時候，一位器官移植因嚴重憂郁癥跳樓身亡，一定會引發輿論的思考與聯想，對活摘器官的幕後操縱者自然是“不光彩的”。

而李保春的“不光彩”離去，從另一個角度，更加強了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存在的真實性。

發稿：200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