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金屬風暴”之後的楊軍

【明思網】引子

第一次見到楊軍，是在2005年的一次《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他站起來發言時，聽眾席中響起了竊竊私語，似乎不少人認識他，同時也在議論他。我不知這個名叫“楊軍”的人有何特別，為何能引起如此騷動。向旁邊的人打聽一下，得到的回答是：“他就是六四時的學生領袖楊軍啊！悉尼華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他已經好多年不出來了！”

哦，原來是個“曾經的”風雲人物。那以後，時常會在公眾集會或研討會上看見西裝革履的楊軍。他經常發言，凡講話必沖動或激動得落淚；他還稱自己為藝術家。

我很難在心中將“學運領袖”和“藝術家”這兩個身份聯系起來，於是有意無意地開始留意他。後來終於有機會與他長談一次。他的“精彩人生”讓我產生一種創作的沖動，想將他的故事寫出來。

然而我立刻聽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勸告：楊軍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還是慎重為好。

有爭議？什麼爭議？我繼續默默地觀察他。幾個月後，我“力排眾議”，完成了對他的采訪。還未有時間動筆時，楊軍突然又在澳洲全國性大電視臺，於中共建政五十七周年那天，“隆重”推出的一部關於中共欲出資一億美金，獲取澳洲“金屬風暴”武器的報導中，再次成為“風雲人物”，而受到“世界”的註目：他不但拒絕了中共兩百萬美金的開價，拒絕替中共做這筆“生意”，還將這筆交易的內幕捅給了主流媒體。第二天，關於他的報導又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就“金屬風暴”接受澳洲九號臺采訪<

對此，我毫不奇怪。他的至情至性，註定了他的一生一定會如火如荼的燃燒，讓他在大起大落中經歷人生中最好的和最糟的；至於他最終到底是會被自己“燃燒”殆盡，還是在“絢爛”之後走向永恒的寧靜，或升華為另一種輝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1956年出生時，是個僅七個月的早產兒。父母當時都在部隊，他出生後八個月，就被送到河北安國縣的姥姥家。

童年的記憶，除了窮，還是窮。那時正是中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時期，平日裏吃的東西，大多是“苦類”，比如榆樹葉加棒子面什麼的，吃完後肚子脹得特別難受。堂屋的梁上雖然掛著白面饃饃，但那是應急的，平時根本不能吃。

楊軍2000年回到老家安國縣張鄉村時，家鄉貧窮依舊。

楊軍記得，那時村裏經常有要飯的光臨。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村裏來了一個老人，背著破麻袋，牽著個孩子，要飯要到他們家來。姥姥二話沒說，搬個凳子就將掛在梁上的應急饃饃拿下來，幾乎全部倒在了要飯老人的麻袋裏。要飯的帶著孩子跪在地上，連連對楊軍的姥姥說：“活菩薩啊！”

但是，楊軍的舅媽不高興了。面對兒媳的不滿，楊軍的姥姥沒說什麼，只把他攬在懷裏說：“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說，不知為何，雖然他那時只有四、五歲，但這句話就這麼永遠留在了他心裏，並促成了他一生的人格。

走進音樂

八歲的時候，父母復員了，將他接到北京上學。九歲那年，姥姥去世了。楊軍很想回河北奔喪。姥姥是心中最親的人。但父母怕影響他學習，不讓他去。他想念姥姥，每天對著北方流淚。

在感情上最痛苦的時候，他聽到樓上有人在吹黑管。若幹年後，他知道，那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這首曲子是德沃夏克客居美國時，因懷念自己的祖國而做。九歲的楊軍雖然從沒學過音樂，甚至不知發出這種聲音的樂器叫什麼名字，卻因為“思念”的契合，而感到一種靈魂深處最深刻的悸動。

於是他發了瘋似地要學黑管。他覺得只有吹奏黑管，吹奏那首《自新大陸》，才能表達和寄托他對姥姥、對河北老家的思念。

父母是當兵的，雖然住在文化部大院，但家裏沒人搞音樂；同院的名演員說：“楊樹勛的兒子想搞音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少年時期的楊軍（左）

也許楊軍天生便是一個特別倔的人。剛從農村回北京時，因一口河北話被同學恥笑，楊軍便學美國總統林肯的樣，跑到陶然亭公園，嘴裏含著石子，學著北京人的樣子，彎著舌頭講話。

學黑管也一樣。當別的孩子都在玩兒的時候，他騎著車來到前門附近的小樹林裏，忍著那裏因修建地鐵而堆積的大堆臟東西發出的臭氣，“五冬立夏”地吹，經常吹得嘴都破了。為了偷藝，他還經常在嚴寒中騎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從陶然亭到和平裏，只為能在窗外偷聽別人的演奏。穿著棉大衣在外面趴得時間長了，差點被當作小偷抓起來。

多年的功夫沒有白費。1977年初，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招生中，在幾百人報考只錄取兩人的情況下，楊軍考取了當時被稱作“中央五七藝術大學”的藝術學校，師從著名單簧管教授陶純孝。

楊軍在獨奏

畢業後，楊軍在舞蹈學院芭蕾舞團做首席單簧管及木管聲部長，後來做到管弦樂隊副隊長。1983年，他到了當時在中國很有名氣的李谷一的中國輕音樂團，擔任獨奏演員，並被評為國家二級演員。再後來出任文化部演出團負責人，也就是所謂“穴頭”，到全國各地走穴，捧紅過不少歌星，比如崔健1983年5月第一次在河南鄭紡機俱樂部走穴獨唱，就是這個演出團推出的。

改變命運的時刻

然而，藝術的殿堂，並非想像中的一塵不染，也充滿著紛爭甚至權鬥。不喜歡“拍馬屁”的楊軍，與李谷一之間漸漸出現裂痕，終至心生離意。剛好堪培拉音樂學院副院長到中國訪問，經陶純孝教授引見，願擔保楊軍到澳洲讀音樂碩士。

1989年3月，楊軍來到澳洲。很快，89民運爆發了。雖然身在澳洲，楊軍心系中國，一直關心著那場運動的進展，還與來自香港的李香琴和一些臺灣演員一起組織演出，為天安門學生募捐。

1989年6月4日，是個星期天，悉尼下著大雨。穿著黑禮服、帶著貴重的樂器準備義演的楊軍剛走到唐人街就看到號外：北京開始大屠殺了，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輾碎了市民和學生……

熱血一下子沖上楊軍的大腦——他的人生軌跡從這一刻起徹底改變。他隨手將手中的黑管遞給身邊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找了根木棍拿在手裏，又不知誰在木棍上綁了塊紅綢布。楊軍舉著木棍，流著淚，聲嘶力竭地喊：“是中國人、有良心的，跟我走！”

楊軍舉著木棍朝中領館方向進發，身後聚集起幾千名中國人。幾千名憤怒的民眾將中領館外的墻柱子擠斷了，一名留學生的腿被壓斷，被直升飛機拉走了。還有人拿雞蛋、墨水瓶砸領事館。

楊軍（左）等學運領袖在悉尼中領館前悲憤地宣讀抗議六四屠殺聲明。

在幾千人的集會上，楊軍說：“本來，音樂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門的炮聲、坦克和履帶，壓碎了我音樂的夢。無辜的學生為了中國的民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從今以後，音樂已不屬於我了，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才是我的生命！”

落魄

從那後，楊軍真的變成了一個全天候學生領袖。論當時海外華人聲援六四的規模，除了香港外，大約就數澳洲了，搞活動時，最多有好幾萬人參加。當時澳洲的“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有一萬多會員，也是全球最大的。

悉尼市中心貝爾莫公園紀念六四活動

然而，沒過多久，楊軍就發現，“政治這麼臟骯”。他性情外向，從不會掩飾自己，原來在單位就一直是“刺頭”，朋友雖多，領導卻總不喜歡。

過了不長時間，楊軍帶著滿身的“傷痕”退出了民運。

這時，他發現，他不但已“揮霍”掉他從中國帶來的積蓄，也已“揮霍”掉他在澳洲成為一名職業演奏家的可能性。他揮霍錢財，是因為作為一名“領袖”，他總發現有太多的中國留學生需要接濟，甚至中國華東發生水災，他也捐出不少錢。

說他“揮霍”掉作為一名音樂家的前程，是因為澳洲有規定，音樂演奏的碩士課程，必須在35歲之前完成，過了35歲就不能讀了。那時他已34歲，只剩下一年時間了，但一萬四千元的學費，卻還沒有著落。他來的第一年，本來是有全額獎學金的，但90年中國留學生來得太多，他又“不務正業”，獎學金被取消了。

與王若望、羊子夫婦（左二、左一）合影

為維持生計，更為賺夠學費，他到一個俱樂部當doorman，也就是給到俱樂部玩、賭博的進進出出的人開門、關門。老板明確告訴他：用他，就因為他曾是學生領袖，知名度高，讓他穿著燕尾服站在門口，能招來更多顧客。

楊軍說，在賭場，他見過一名上海人贏過十萬、五萬，但更多的人是輸得精光。他總勸那些中國留學生別來了，老板氣得罵他吃裏扒外；而他幹脆炒了老板的魷魚——雖然這份工在許多人眼裏，是不費力卻能討好的。

辭掉這份工後，楊軍到一家五星級酒店刷盤子，幾千個、上萬個盤子擺成一行，個個都得刷幹凈。每天，他都幹到深夜兩三點，雖然累死累活，學費能否攢夠卻渺茫得很。苦悶和焦慮讓楊軍心生“歪想”：為何不到賭場碰碰運氣？

他說，他是屬猴的，也多少有些信命，於是在就一個有猴子圖案的老虎機上下了兩毛錢賭註，居然真的贏了七千！一半的學費出來了！

但好運不是時時都有，甚至，有過一次之後再也不來。他還是只有拚命刷盤子。

有一次，不知誰把一個破盤子放在水池裏，楊軍正快速刷著的時候，突然感到小指手頭一痛，抽出一看，小指頭劃破了，骨頭都露出來了，血“呼呼”地往外湧。楊軍腦子“嗡”地一聲：“完了，我的手完了，我的音樂完了，我的事業完了……”

他覺得大腦一片空白，瘋了似地將手裏盤子全扔出去，蹲在地上就哭起來。聞聲而來的老板將他送去治療，他回來後卻要讓他賠盤子。他摔壞的盤子都很名貴，全是從英國運來的，值好幾千塊。

楊軍當然賠不起。老板問：“手壞了，為什麼要摔盤子？”楊軍說，我是個音樂家，音樂就是我的生命，音樂完了，我的生命也完了。當我看到手壞了時，我不想活了。

老板不信，問，你是演奏什麼樂器的？如果你真是音樂家，我就不讓你賠盤子。

第二天，楊軍帶著黑管到了酒店，為老板吹奏了一首樂曲。吹完後，他對老板說：“您是德國人，應該知道，這是舒伯特的曲子。當年舒伯特窮愁潦倒，將這首曲子寫在一張菜單上，只為換一碗粥喝。他死後這張菜單賣了14萬英磅。”

然後楊軍又吹了一首莫紮特的曲子。楊軍說，莫紮特生前也很窮困，36歲就死了，但你從他的音樂中聽不到痛苦。這就是音樂家，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把歡樂留給人間。

老板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立刻在員工餐廳給楊軍安排了一份非常輕松的工作——收錢、發盤子，使得他在工作之余，還有時間看許多書。也是在這期間，他認識了同在這家酒店打工的、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吳潔。

楊軍與吳潔

再出山

那時，全澳一共有好幾萬中國留學生，都面臨著居留權，也就所謂“身份”問題。因為六四大屠殺，澳洲政府與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一樣，決定給予當時在澳留學的中國學生居留權，但卻只“優待”六四前到的，對六四後到的難民居留申請，只能“個案處理”。申請批不下來的，就得遣返。當時有個上海學生就被強行送走了，還有好多人被抓到拘留中心關起來。

一時間，恐慌的情緒在中國留學生中蔓延，以至1992年被稱為“中國留學生最黑暗的一年”。

這時，有人找到楊軍說：“楊軍，現在是關鍵時刻，你一定得再次出山，帶領大家走出這個困境。”

楊軍說：“我這人就這樣，經不住別人說好話。兩句好話一說，我腦子一熱，就辭了工出來了。我們組織了‘中國留學生人權會’，有3000多人參加，一人交300多元，一星期就湊到100萬，我們就用這錢跟移民部打集體官司、爭居留權。”
在女朋友的支持下，楊軍在堪培拉一住就是兩、三個月，遊說各路官員，同時花錢請頂級大律師，狀告澳洲移民部。“大膽”的想法和行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華文媒體上幾乎天天有這方面的消息。

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在位時與楊軍的合影

還有一些留學生，組織起來奔赴堪培拉，到國會大廈外絕食。結果去的路上出車禍，幾名學生當場被撞死，為這場爭居留的運動蒙上一層悲壯的色彩。

1993年11月1日，對幾萬中國留澳學生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那天，澳洲政府終於頒布了所謂“11．1”方案，分兩次解決了當時在澳的幾乎全部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

據說，因“六四”鮮血得以留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有四萬左右，這些人後來又陸續申請家屬來澳團聚，所以當初的四萬已發展為今天的二、三十萬，占了現在澳洲華人的一半左右。

滿身傷痕

對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來說，那是一個值得通宵狂歡的日子。然而，“帶領大家走出困境”的楊軍，卻無心舉杯痛飲。

也許，他的性格註定了他這樣的“命運”：他不但被卷入一起“賄賂醜聞”，還有人到處傳言，曾經看到楊軍去打老虎機……媒體報導說，楊軍承認，他曾用兩萬塊錢賄賂工黨國會議員安德魯（Andrew Theophanous）。西方人為國會議員的“醜聞”嘩然；而中國留學生當然關心：我們捐的錢，有無被楊軍挪用？

若幹年後，說起這段舊事，楊軍仍很激動：“不管別人怎麼說Dr. Andrew，咱們中國人得感謝他！沒有他就沒有今天幾十萬的中國人居留！中國人真是喝狼奶長大的，就像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一樣，反咬恩人！政治就是這麼骯臟！西方政治也一樣。Andrew的政敵為打倒他，串通一個名叫阿忠的記者假意采訪我；報導周五才見報，卻在頭一天就被翻成英文，放在了所有議員的辦公桌上！這不是陰謀是什麼？所謂楊軍承認賄賂，根本就是編造的。1996年，澳洲法庭已經宣判了，所謂賄賂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楊軍有些疲憊地說，實話告訴你，我曾發誓再也不接受采訪了。我不信任這些記者。誣告你的時候，滿天炒作，還你清白的時候，卻只字不提。當時只有一份中文報紙報了法庭宣判賄賂不成立的消息。

帶著滿身的“傷痕”，楊軍自己花錢在報上發了聲明：永遠退出政治，退出民運，退出“泥潭”……

當然，此時的楊軍早已過了35歲，永遠錯失成為職業演奏家的機會了。

不後悔

“你後悔嗎？”

他毫不猶豫就說：“不後悔。我做了一個正常人該做的。在那種情況下（六四屠殺），如果一個人連這種最基本的良知都沒有，還只顧自己的話，那還叫人嗎？我不是什麼聖人，但既然來到世界上，總要帶給別人點什麼，而不是只是索取。”

楊軍還說，他雖不在乎別人說他什麼，但知道有人還記著他時，還是非常感動。有一次，他正開著車，一名年輕人也開著車將他擠到路邊停下來，問明他是楊軍後，年輕人恭恭敬敬地給他鞠了三個躬，說：我大學快畢業了，我代表父母和自己謝謝你。沒有你們當年的努力，我們不可能留在澳洲。

楊軍說：“當時我也挺感動的。我說，你不該謝我，應該謝北京那些死難的市民和學生們。沒有他們的鮮血，我們不可能留下來。”

一提到“鮮血”，楊軍又激動起來：“我真希望那些吃過六四這口人血饅頭的華人有點兒良心！不要那麼健忘，不要在六四紀念日的時候還幫中共去搞什麼粉飾太平的‘文化交流’演出！”

短暫的“輝煌”

1996年起，楊軍開始在美國友邦保險澳洲公司任職。他做得非常拚命，一周幹七天，一天幹十七、八個小時，似乎要把失去的為自己奮鬥的時間奪回來。由於認識他的人多，再加上拚命幹，他連續三年取得全澳“雙項”冠軍的好業績，即投保人數和投保額在全澳均為第一。後來友邦在北京設分部，楊軍有意去爭“首代（首席代表）”的位置。如果能獲得這個職位，他在友邦內的級別，就將比他在澳洲的老板高。也許老板為此便容不得他，讓他五分鐘之內走人。時至今日，他仍在以“非法解雇”的名義跟友邦打官司。

統戰

1999年鎮壓法輪功後，中共開始“統戰”楊軍了。當時的駐澳大使周文重親自找到他，表示要安排他回去“看一看”。

楊軍說，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人，那之前他們不讓我回國，護照到期也不給換，沒辦法，我1996年底才入了澳洲籍。拿到別人覺得得之不易的澳洲護照，我並不高興，眼睛都哭紅了。有家不能回，比蘇武還不如，這種痛苦是刻骨銘心的。

1999年11月2日，楊軍拿著只有七天時效的特別簽證回到中國，從此後進進出出好幾年。

中國似乎有許多商機，楊軍嘗試過多種生意，但折騰來折騰去，什麼也沒做成；不但沒做成，他慢慢還發現，事實上，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受監控的。中共故意讓他做不成生意，好在最後拉他下水，讓他替中共購買“金屬風暴”武器、做軍火生意。國安人員甚至要求他當特務，收集海外法輪功和民運的情報。

他不想做這樣的事情，幾年來的一事無成，更讓他非常苦悶。多年的“奮鬥”透支了他的體力，而在中國，為了談生意，又必須“花天酒地”。他患上了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大陸的現狀和他的理想差得太遠，官場的腐敗太可怕。

回國“發展”幾年後，楊軍體態臃腫，患上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

痛苦中，楊軍嘗試過到廟裏尋求精神家園。但他很快發現，廟裏的法師盯著的，只是他這個“海外華僑”的腰包；國內無錢的信眾受到的，完全只是粗暴的待遇。

姥姥生前是信佛的，可佛教今天怎麼變成這樣了？這讓楊軍感到走投無路。這麼多年，我到底在幹什麼？我到底在找什麼？人來到世上，到底是為什麼？

楊軍：“我四處找尋，只覺得走投無路。”

法輪功

在這樣的時候，楊軍接觸到了法輪功。事實上早在2001年，就有人給他介紹過，但他當時忙於掙錢，沒往心裏去。

采訪中，楊軍幾乎不能談法輪功，一提就流淚。“我不能用任何語言表達對法輪功的感激。這不是用生與死能說清楚的。為了這個‘返本歸真’，我找了這麼多年。我的親人朋友都說我，你這人怎麼像個孩子似的，總也長不大。可能就是因為我還有這個‘真’吧，我終於找到了法輪大法。煉功沒多久，我恢復了健康，體重減少了十幾公斤，又恢復到‘標準身材’。我的心從來沒有這麼靜過。除了提到大法時我會激動外，我真的很靜。我覺得突然開智開悟了，看透了很多。我感激當年傷害過我的人、給我磨難的人，我要謝謝他們給了我返本歸真的機會，要不我回不來。”

修煉法輪功後，楊軍恢復健康，體重減少十幾公斤，再次擁有“標準身材”（大紀元）

修煉法輪功，對於楊軍來說，是生命和內心世界中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外人看不見。人們能看到的是，已經從社區中“消失”了多年的他，又開始出來活動了：參加《九評》研討會、聲援退黨集會、參與組建法輪功“天國樂團”、籌辦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等等，甚至還每周一天，到中領館前去發《九評》。 至於放棄替中共購買“金屬風暴”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兩百萬乃至更多的美金收入，對這時的楊軍來說，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了。

“我真的是一個音樂家了”

修煉法輪功，還給楊軍帶來了新的藝術生命。六四以後，他本已放棄了藝術，黑管已扔了十幾年沒吹了，現在重拾音樂，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楊軍等在澳音樂家組建的澳洲最大的華人交響樂團澳亞樂團94年在悉尼演出

楊軍說：“藝術講真善美，我們講真善忍，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內心應該非常純凈，才能流淌出最好的音樂、最好的藝術，才能去感染別人。如果你自己都在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社會裏被汙染的話，你的藝術怎麼能好？現在充斥舞臺的所謂藝術都是金錢、鬼怪、妖魔，特別像音樂，都是無調性，邪惡的東西，你很難聽到一個很純的東西。大法弟子創造出的東西就很不一樣，非常純凈、美好、安詳。

“今年五月，我們剛剛組建了三個月的天國樂團在城裏演出，向世人展現我們修煉人對音樂的理解。我走在遊行隊伍裏，看著兩邊的觀眾眼睛睜得大大的，非常吃驚地看著我們突然之間冒出的那麼大的一個軍樂團。華人社團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軍樂隊。我覺得非常神聖。我又回到音樂中來了。我一直流著淚吹奏。”

楊軍透露說，現在他正在積極地練習，希望能再次上臺獨奏。“我認為我能在半年或一年後再出來獨奏，我現在覺得我真的是一個音樂家了，因為我的靈魂已經解放了。”

2006-11-8

楊軍與天國樂團的小成員們合奏法輪功樂曲《普度》（大紀元）

（圖片除標明來源外，均為楊軍提供）

發稿：2006年11月9日    更新：200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