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我對香港的一份歉意

【新生7月3日訊】7月1日﹐上街遊行的香港市民到底有多少人﹐警方說35萬。警方開始說要從維多利亞公園起步才算參加﹐後來又說是在中環政府總部計算的﹐但是他們算到傍晚六點﹐而遊行是到九點鐘才結束的。遊行主持人李卓人對我說“保守估計”50萬人以上參加﹐我寫成一篇文章以後﹐香港的著名作家陶傑托朋友轉告我﹐以他的觀察﹐人數應該有一百萬。香港有線電視也認為有一百萬。

香港的下午是美國紐約的深夜和早上﹐我們沒有怎麼睡覺﹐緊密的和香港聯系。通過電話聽到香港遊行市民的口號聲和歌聲﹐似乎也聽到他們的腳步聲。我激動﹐我也難過。激動﹐是因為我為香港人驕傲﹐香港市民在強權下沒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進行抗爭，為自己寫下歷史﹔我難過﹐不但為香港主權轉移後六年的沈淪難過﹐也為自己不能同幾十萬香港市民走在一起而難過﹐我覺得對香港有一份歉意。

看香港的報章﹐以及朋友傳來的電郵﹐知道許多傳媒的朋友上街了。例如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和著名的時事漫畫家尊子﹐他們是遊行常客﹐不稀奇﹔明報總編輯張健波也遊行﹐這不是他的第一次﹐以前我還拍過他的照片﹔名嘴黃毓民當然更是常客。但是信報老板林行止先生夫婦也參加遊行﹐心裏就特別感動。1983年到1986 年我在信報做過編輯﹐知道他們為人低調﹐八九年的百萬人遊行他們都沒有出來﹐我離開香港前也知道林先生身體不太好﹐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是這次居然出來了。日前他的一篇評論23條的專欄文章令我難過﹐連他愛護香港之心當局都不理解﹐也可見特區政府顢頇到甚麼程度了。而提到7月3日信報創刊三十周年都不慶祝了﹐我作為曾經在那裏工作過的員工﹐心有戚戚焉。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也給我電郵﹐告訴我羅孚也參加遊行了。這位前新晚報的總編輯﹐中共的統戰幹部﹐應該也八十歲了。他曾被中共自己人關閉和軟禁十年﹐他比我早離開香港﹐在舊金山定居﹐因為太寂寞而認為香港不會有甚麼問題而再回香港﹐如今又面對23條的威脅了。

香港市民的遊行是在沒有辦法用手投票的情況下﹐用腳來投票。我比他們早﹐在九七年就用腳投票﹐移居外國。大部份香港市民不可能離開香港﹐只能被當作依附於土地上的“對象”一起交給中共。這是全球民主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九七﹐我是留﹐還是走﹐思想有鬥爭。香港給了我21年的自由生活﹐21年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可以說﹐它給了我第二生命。我從在中國大陸作為黨的一個工具﹐變成在香港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為中國老百姓鼓與呼﹐有自己的一番事業，心裏怎能不感謝香港﹖因此離開香港遠走高飛﹐心裏是有些慚愧。然而我在中國二十一年﹐學的又是中共黨史專業﹐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清楚。中共要收回香港﹐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不像有些香港的民主派輕信所謂“民主回歸”。以中共落後的政治經濟制度﹐憑甚麼收回香港﹖當中共以英法聯軍毀壞圓明園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時﹐我認為中共也可能毀壞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我也一直不相信中共的承諾﹐包括“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等等﹐認為它一定會過橋抽板﹐開始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轉眼就會不認帳﹔而它制造的“鶯歌燕舞”局面﹐最後也會原形畢露﹐香港必然萎縮。一個人有幾個二十年﹖我的黃金時期二十年是在中共的統治下過的﹐我不願意再給它二十年﹐連一年都不想給。不幸我在以前的預測現在都被中共逐一兌現了。我虧欠的香港一份情﹐只能盡量在海外為它做些事情﹐傳達香港市民的呼聲﹐讓世界更關心香港﹐避免香港民眾被中共和董建華之流以“內政”為名“關門打狗”。

香港在決定被送給中共時就決定了今天的命運。我人微言輕﹐也從來沒有提出過香港獨立的主張。但是香港的遭遇﹐應該是給臺灣一個很好的鏡子﹐從而讓臺灣人民來決定自己應該走甚麼路﹐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轍。

(自由亞洲電臺)

發稿：2003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