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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國家安全不是關在堡壘裏能得到的(二)

——回顧美國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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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林

【明心網】二、艾爾斯伯格

不僅因為高度機密、流傳範圍極小,還因為它洋洋700頁,十分枯燥,所以所謂的五角大樓文件,真正讀過的人其實寥寥無幾。除了項目負責人蓋爾勃以外,只有一個人是認真讀了的,這個人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

艾爾斯伯格是遊離在美國政界、軍界和學界的一個所謂精英分子。在越南問題上,他是從鷹派轉變為鴿派的典型,最終成為一個熱情的反戰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樓文件案的主角。他在此案中的遭遇和作為,典型地表現了美國的權力結構下,一個普通人為了自己的理念和觀點能夠做的一切。要說明他為什麼會這樣做,還得從這個人說起。

艾爾斯伯格出生在三十年代大蕭條的芝加哥,父親是工程師,卻在大蕭條中失業,他習慣隨父母到處搬家,因為父親必須尋找工作。他從小就是一個表現出天賦和志向的孩子,六歲就能背誦林肯的蓋底斯堡演說,十幾歲彈鋼琴就到能達到與樂隊演奏協奏曲的水平。在學校裏,籃球,跳水,跳崖,辯論,登山,他樣樣出色。中學畢業,他以優厚的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這些獎學金不僅支付他的學費生活費,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費。世界為這個勤奮而聰明的年輕人提供了最佳的條件。中學裏的夥伴公認,他是他們當中以後最有可能為人類進步作出貢獻的人。

在哈佛他學習和研究經濟博弈論。讀到畢業,他又得到威爾遜基金會的資助,去英國學習高級經濟學,一年後回到哈佛完成碩士學位,碩士論文答辯得到了"優加"的評分。

此時,這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已經步入了很難進入的哈佛精英小圈子,接下來拿博士學位幾乎是個必然。可是他突然推遲了這個學習過程。他志願參加海軍陸戰隊,要求服役兩年。

艾爾斯伯格隨軍隊巡弋海外。1956年的蘇彜士運河危機時期,他剛好在中東。於是,他通過了最嚴格的安全背景審查,被確認為是在國家安全事務中完全可靠的人,這對他以後接觸最高級機密打下了基礎。那時,這個一路順風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是一個隨時願意響應號召為國獻身的愛國者。

當他從軍隊回到哈佛,由於他的學術背景和從軍經歷,他參與了蘭德公司的半職研究工作。那個時候,蘭德公司是受雇於美國空軍的民間智囊機構。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他於1959年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搬到加州,全職參與蘭德公司的研究。他經常被公司派到首都華盛頓,為國家的防衛政策提供咨詢。這是他最春風得意、最自信的時期。

這正是美國的肯尼迪總統時期,美國正在漸漸地深陷於越南戰爭。艾爾斯伯格發現越戰問題大有可研究之處。對越戰的情況稍加了解後,他就對形勢產生了焦慮,覺得戰爭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為什麼。他的工作使他對國際危機的高層決策過程特別有興趣,就想探究美國在對越政策上到底有沒有問題。為此,他要求把他派往越南。那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國對北越的大規模轟炸,即所謂"滾雷行動"正在計劃之中,同時還計劃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隊去南越。當時的艾爾斯伯格不僅了解、也主張實施這樣的計劃。這時,他還是一個狂熱的鷹派。

1965年年中,艾爾斯伯格初到越南,還是滿腔鷹派熱情。他作為EdwardLansdale將軍的特別助理,本來是去實行"太平村計劃"的。他在南越到處走動,接觸下層,廣交朋友,弄得軍方對他的安全大傷腦筋。他能雙手左右開弓使用手槍,也經常隨軍出動巡邏,雖說不上出生入死,卻也不是養尊處優。

正是這段戰場上的親身經歷,使得這個狂熱的鷹派年輕人,此後產生了懷疑:歸根結底,我們是為了什麼在這個地方動槍動炮呢?正因為他親自上過前線,又深入南越底層,他了解並且理解,北越旗下的抵抗,口號簡單,是要把入侵他們家園的外國人趕出去。相比之下,他覺得很難為美國軍隊的參與提供正當理由。

他深入底層,也對當時軍方感覺良好的一些具體措施,如所謂"太平村計劃"表示懷疑。他親眼看到,所謂太平村並不太平,腐敗的南越官員制造一些假象,向美軍虛報成果,而美軍則自欺欺人地把這些成果再報給國防部和白宮。他覺得,以往總統和國防部對越戰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騙,要是高層了解實情,就不會作出這樣的決策了。他想,他必須向最高層報告這裏的真實情況。為此他違反了通常的報告程序,越級向國防部遞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報告。但是,一點沒有產生期望的作用。

此時他仍然是一個鷹派,和同事中的反戰派激烈辯論。期間他曾返回華盛頓,隨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36歲生日,期間大病了一場,躺在曼谷的醫院裏,左思右想。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轉變,這只鷹開始變成鴿子了。

這個時候的艾爾斯伯格,雖是文職人員,工資卻相當於一個將軍。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認定了一個道理,就應該為這個道理去動手做事。他回到蘭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於他的履歷背景和才幹,很自然地以蘭德公司雇員身份,參與了越戰歷史專題組的工作。這個時候,他在工作中已經不再掩蓋他的鴿派觀點,經常和人爭論,也經常參加各個層次的討論會,在會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發表反越戰的看法。這種反戰的立場並不妨礙他參與越戰歷史專題組的工作。事實上,專題組為了達到麥克耐馬拉要求的"包羅萬象並且客觀",故意地網羅了不同觀點的人才,既有鷹派,也有鴿派。

1968年大選,艾爾斯伯格希望新當選的總統對越戰決策作出重大轉變。共和黨的尼克松當選以後,他新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要求蘭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國對越政策所有可能的選擇。蘭德公司的頭頭推薦了艾爾斯伯格。他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全方位的方案清單,然後化了四天時間給基辛格分析所有這些方案的利弊。這份清單包括所有能夠想到的、包括對立兩極的最極端的方案,例如,從"向北越扔一個核彈",一直到另一個極端,美國單方面地全部撤出越南。艾爾斯伯格本人向基辛格推銷的想法是,美國必須爭取通過和平談判來結束越南問題。而基辛格把方案清單轉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時,其中刪去了從越南全部撤出這一方案。

艾爾斯伯格還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國政府各機構,包括軍方,中央情報局,大使館等各路人馬對越戰的觀點,艾爾斯伯格十分賣力地交給他一份報告,長達一千頁。基辛格將艾爾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這一報告,以便向總統傳達。可是最後,艾爾斯伯格感覺,他自己的觀點,象泥牛入海,無聲無息。尼克松主政的美國,看來仍然陷於越戰之中。

1969年春,艾爾斯伯格回到蘭德公司,這個時候,五角大樓文件剛好完工,油墨未幹,送到了蘭德公司。這樣龐大冗長枯燥零碎的文件匯集,沒有什麼人產生興趣,卻正中艾爾斯伯格的下懷。他原來就參與這個計劃,對文件有所了解,這些年來,他一直關註這個問題,並且具備透徹了解越戰歷史的經驗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沈浸在為國家結束這個戰爭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他利用在蘭德公司護送和保管五角大樓文件的機會,拿出學者的勁頭,苦讀這套文件。

對五角大樓文件的研讀,使艾爾斯伯格徹底完成了從鷹到鴿的轉變,從此以後,他成為一個狂熱的鴿派。以前他對越戰的置疑更多集中在美國的國家利益,主要立論是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卷入不可能成功,偏於決策衡量。現在,他的反戰立場則更多地集中在這場戰爭對越南和美國造成的人道災難和社會問題。

一向自信的人,當然不會無所作為,他覺得自己應該有所動作。可是他能夠做什麼呢?直接向行政決策者發表觀點,他已經做了,似乎沒有用。他和蘭德公司幾個觀點相近的鴿派人士談起來,十分氣餒。論關系,蘭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門的委托搞咨詢研究,國防部是他們的"客戶"。可是現在,他們這些精英智囊的研究結論,似乎"客戶"並不重視。接下來怎麼辦?他們想到了最簡捷的辦法,走向媒體。

他們一起聯名向紐約時報寫文章,明確表達他們對越南戰爭的看法。蘭德公司的頭頭不僅了解並且支持了他們的做法,只要他們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觀點,這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文章登載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卻沒有引起他們所期待的反應。期間,艾爾斯伯格多次出席反戰會議,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他還和反戰組織接觸。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也正在漸漸興起。1970年,艾爾斯伯格從西海岸的蘭德公司,轉到東海岸的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

現在,懷著反戰使命感的艾爾斯伯格,還能做些什麼呢?誰也沒有想到,在此以前,艾爾斯伯格已經做了一件出格的事,為迫不得已時采取大動作,做好了準備。

三、向國會喊話

艾爾斯伯格向國防部和基辛格傳遞他的觀點,沒有得到期望的反應,他不願意看著國家陷入越戰泥淖而袖手旁觀。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人微言輕也沒有作用。下一步,他很自然地想到,要向國會喊話。

通過國會表達自己的意願,這是美國百姓都知道的。特別是在選舉前,這種表達在達到一定人數時,效果就會體現出來。不過,每個人只有一張選票,所以每個人的表達也就只有一個人的分量。喊話的對象,通常是你手裏的選票能夠影響的人。比如,你所在的選區選出來的眾議員。你對別的眾議員表達意願,就可能沒有什麼作用;還有,本州的聯邦參議員,而對他州的參議員,你的意見就沒有那麼大分量了。所以,對政府立法分支表達意願,雖是美國體制下民眾可以采用的手段,但是這種手段就象選票一樣,是必須到一定數量才會起作用的。

有一個例外,就是你手裏持有特別分量的材料。艾爾斯伯格就認為,由於他的對政府機構的特殊咨詢經歷,特別是他掌握的五角大樓文件,足以引起國會的重視,從而通過聯邦政府立法分支對行政分支的權力制衡,來促使政府改變對越政策。

他個人是如何擁有這份機密文件的呢?

1969年,艾爾斯伯格在調閱和保管五角大樓文件的時候,按照蘭德公司的規章,簽署了妥善保管文件,不復制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證書。

可是,當他的責任感使他寢食不安,他決定采取一個大動作。1969年九月,他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向一位廣告商租用了一臺復印機。然後,每天晚上,在這個廣告商的辦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離開以後,他從蘭德公司把五角大樓文件帶出來,在自己兩個孩子的幫助下,開始復印這批高度保密的文件。

復印時,他們用紙片遮蓋住每份文件上都有的"機密"、"保密"、或"絕密"印章,使得復印件上不再出現這樣的字眼。然後,他把原件歸還到蘭德公司的檔案庫。手裏有了這樣的文件,在必要的時候就拿得出根據來。

他開始尋找國會裏有可能聽進他意見的人物。他的主要對象是聯邦參議員J.W.富布萊特,當時的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是參議院的一個重量級人物,也是一個主張從越南撤軍的議員。

他選擇富布萊特喊話對象是有道理的。富布萊特作為外交委員會主席,在國會通過任何對外關系法案或決議上,起著至關緊要的作用:這種法案和決議通常是先經過外交關系委員會,再遞送國會表決的。1964年的東京灣危機(北部灣危機)期間,軍方宣稱美軍艦只遭到北越攻擊,國會因此通過了"東京灣決議",而白宮和五角大樓就把這個決議當成國會同意對越宣戰,這樣就掃除了"只有國會有權對外宣戰"的憲法限制,五角大樓因此"合法"地開始大規模轟炸北越,並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隊。

事後證明,所謂北越攻擊美軍艦只,只是一場虛驚,北越並沒有攻擊美軍艦只。也就是說,國會受了五角大樓和白宮的愚弄。富布萊特為此非常憤怒。可是,限於美國政府的分權體制,作為國會議員的富布萊特,不能直接幹預白宮行政分支的決策,更不能幹涉軍事。艾爾斯伯格拿著悄悄復印的五角大樓文件,就設法見了一次富布萊特,告訴他有這樣一批文件。

艾爾斯伯格建議富布萊特,通過國會,公開五角大樓文件。他給了富布萊特一份他自己搞出來的文件摘要,想說動富布萊特在國會公布這份摘要。

可是,老資格的參議員富布萊特卻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涉及國防部的機密文件。按照美國憲法和法律,議員在國會的言論有立法豁免權,隨便說什麼都可以,法律不能追究國會議員立法活動中言論的刑事和民事責任。於是,國會的日常活動,只要不涉及國防外交機密,就都是公開的,不僅向新聞界記者開放,也向民眾開放。正因為公開,國會議員在言論中,也就有責任保守國家機密。國會議員違法泄密,也是要負法律責任的。那麼,國會議員怎麼判斷機密呢?議員們都知道,這就看你講的內容,來路是否符合規則,也就是說,看程序上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艾爾斯伯格偷印的絕密文件,富布萊特沒有在國會公布其摘要,他不想知法犯法。他把文件摘要往外交委員會的保險櫃裏一鎖,轉身給新任國防部長萊爾特寫了一封信,說他了解到國防部搞了這樣的研究,有這樣的一套文件。他相信這套文件對國會外交委員會考察越南政策問題有極大幫助,請送一套來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一閱。

萊爾特馬上表示收到了富布萊特的信,但卻拖了一個月才正式回復。回信中,國防部長正式承認有這樣一套文件,但隨即說明,這套文件含有高度敏感、高度機密的原始資料,麥克耐馬拉的出發點是將這套資料用於遙遠將來的研究,所以,文件的使用被嚴格限制。文件涉及總統和內閣人員的通訊,這在政府的分權結構中一向被看作是不受其他分支幹預的行政特權;這些涉及個人的原始資料是在保密前提下才編入文件的。所以,國防部長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富布萊特的要求。

富布萊特立即再給國防部長寫信,希望國防部長能夠采取"更合作"的姿態。他寫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能不能接觸這一套文件,涉及憲法所規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權力平衡問題,特別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參議院要行使自己在對外關系方面的憲法責任,外交委員會就必須能接觸到有關的背景資料,而這種資料只有行政部門才掌握。

萊爾特當然懂這個道理。萊爾特在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以前,自己就當過聯邦眾議員,他是從立法分支轉到行政分支工作的。可是,到了國防部長職位上,他當然也不願多受國會的約束。他客氣地給富布萊特回信,說以後再聯系,然後,就緲無音訊了。

與此同時,艾爾斯伯格還在千方百計從背後推富布萊特。1970年初,他一下子給富布萊特的助手送去了25卷從五角大樓文件中復印下來的3000頁文件,有些他幹脆直接從郵局寄過去。

富布萊特拿著這些文件,苦思冥想該怎麼做。參議員有參議員的思維習慣,他不能貿然公開這些文件。他後來說,他知道可以利用這些文件做文章,但是他不能違反程序而公開文件內容。這樣做會讓外交委員會招致攻擊。事實上,立法豁免權還是一個相當大的保護,國會議員假如發生泄密,在法律上冒的風險還是比一般人要小得多,不太可能去坐牢。可是他思前想後,還是認為,必須遵從合法的聽證會的程序要求。在保密規定上,只要有一個細小的失誤,行政部門可能不去法庭告訴,可是以後,他們就會拒絕再向國會遞交同類文件。這是他無論如何必須避免的。

結果,富布萊特就處於一種十分微妙的狀態:他知道有這樣的文件,甚至掌握一部分復印件,但是在公開場合、在聽證會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樓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內容。富布萊特只能再一次給國防部長寫信,要求正式調閱五角大樓文件。這一次,他連回信都沒有收到。

艾爾斯伯格開始另外想辦法。他去出席有關審判戰爭罪的討論會,在會上他向一些國際律師說,如果國際上有對戰爭罪行的審判,那麼他知道有一批五角大樓文件,這些文件對於審判的意義,相當於二戰末的紐倫堡文件一樣重要。他甚至向律師描述了五角大樓文件的內容,並表示,只要有審判的機會,他個人可以作為被告,或者作為證人出庭,從而讓法庭發出傳票,強迫五角大樓交出文件。他甚至慫恿一些律師發起民事訴訟,想用這個辦法促使法庭發出命令,把五角大樓文件作為證據公布。

這條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來公開秘密文件。這很困難,因為美國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國防和外交領域,這也是分權和制衡的結構決定的。但是也並不一定完全走不通。美國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對接受案件有明確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認為有理由啟動程序,別的政府部門通常會避免公開對抗法庭命令,這也是三權分立的遊戲規則決定了的:平時權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動起來,威力最大。大家都不願意使司法分支過分弱,因為打破分權制度的平衡就意味著一種制度性的弊病。

然而,律師們沒有被他說動,因為他們認為啟動司法程序的條件還不具備,法庭不會接受他們的案子。

1970年5月,美軍進入柬埔寨,國內反戰運動風起雲湧。在反戰示威騷亂中,肯特大學的四名學生在騷亂中喪生。很多大學為此停課。基辛格的一個助理安東尼.雷克忿而辭職抗議侵入柬埔寨。富布萊特召開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艾爾斯伯格在聽證會上作證。他指出,美國對越政策所依據的內在邏輯有嚴重問題,要理解美國對越政策的連續性,必須考察這些決策的國內政治背景。他指出,歷屆行政分支對越政策有一個從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動機,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敗的屈辱"。

富布萊特再一次向國防部長寫信要求五角大樓文件,國防部長回信,再一次明確表示拒絕。

富布萊特發現,他仍然無法搖動白宮和五角大樓的固執。機密在行政分支手裏,他們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發表講話的時候,還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壞保密規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萊特終於在參議院講話中譴責了國防部在五角大樓文件問題上的態度。他說:"行政分支又一次讓國會吃了閉門羹。"但是,他警告說:"有一句老話,在華盛頓,沒有什麼可以長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個得到這套歷史文件的記者,能夠和我們委員會分享。"
國會這條路不通,下一條路就是新聞界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