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國在山河破──“高速增長”背後隱藏的秘密（下）

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

　　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這不是一句玩笑話。

　　中國人均淡水僅有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汙染，地下水嚴重透支。沒有爭議的事實是：半數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半數以上嚴重缺水，特大城市幾乎全部缺水，50個城市已進入危機狀態，情況還在繼續惡化。以中國人特別能忍受的國民素質，漸進的常規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並非必定導致社會解體。而漸進災變中的急性爆發，將是社會承受力崩塌的關節點。不必等到遙遠的未來，在今日中國嚴重的水危機上，只要加上一個持續數年的大旱，就可能導致社會解體。歷史上，1638～1641年發生在中國腹部地區的持續三年的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會動蕩不寧，饑民組成軍隊，終於推翻了強大的明朝政府。如果發生一個持續三年的大旱，如果其打擊點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地區──大北京地區，則後果難以設想。包括京、津、唐、保四市在內的大北京地區，是貧水國中的特貧水區。外來的觀光者只看見林立的高樓大廈，卻不知道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幹旱區阿拉伯半島還要低，也低於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70立方米）。──可以這樣簡單概括：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裏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裏，超過1/5國土），已經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達300～400米。早在十年之前，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國昌先生就發出了警訊：如果供水問題未能獲得改善，只要再來一次大的旱災，整個華北地區的經濟都可能崩潰。

　　目前，大北京地區已經完全具備了被水危機所摧毀的必要條件。為了使首都地區脫離險境，專家們正在緊張討論從遷都到自1000公裏之遙的南方調水的種種應急方案。而為數眾多的生態學家是悲觀的：一切應急的工程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水資源危機。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

　　水僅僅是中國資源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走向崩潰的世紀。

　　大難臨頭之際，中國統治者很可能會高舉起他們現在所討厭的”人權“的旗幟，要求實行世界範圍內的資源再分配。其邏輯的頂點，就是轉嫁內部危機的對外戰爭。那時的執政者會有全新的思維：從鞏固政權角度來衡量，戰爭，特別是某種能大幅度削減人口的戰爭，解決問題較徹底，且成本較低。這對於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一個陷入民族主義狂熱的國家，一個無神論的國家，一個走投無路的國家，一個人命不值錢的國家，應該不算是難以逾越的道德障礙。當年馬爾薩斯所言戰爭是減少人口的一種手段，指的是那只“看不見的手”。如果換成了“看得見的手”，情況又會怎樣？退一步講，即便沒有爆發世界大戰，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的崩潰，也將把世界拖入一場災難，我實在想像不出有幾個國家可以幸免。

　　──難以設想嗎？有時候，需要設想一下難以設想的事情。

在劫難逃的大崩潰

　　難道沒有挽救之途了嗎？當然有。比如盡快實行私有制，讓每一塊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礦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盡快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用市場的力量限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的無節制的揮霍；比如放棄狂妄的“趕超（西方）戰略”，從人口基數過於龐大、人均資源極為貧乏、環境容量極為窄小等國情出發，走一條有限增長的道路……等等。

　　但問題仍然是：還有時間嗎？

　　也許還有一點時間。
　　也許一切都太晚了。
　　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很難在這種創造性的毀滅之上重組社會，重建家園。

　　退一步講，即便奇跡式的達成了較為徹底的制度轉型，生態災難也會保持其巨大慣性。如俄國與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交替時期，生態加速惡化。而且，生態平衡之恢復也需要漫長周期。

　　更何況我們所談到的僅僅是水資源危機，能源危機和環境容量危機。而中國早已陷入全面危機：政權腐敗、資源枯竭、環境惡化、漠視人權、通貨膨脹、股市畸形、泡沫經濟、國企破產、工人失業、農民動亂、金融混亂、治安失控……在中國社會這個大系統中，任何一環都已經脆弱到可能猝然斷裂。而任何一環的斷裂，都會引發整個大系統的雪崩。堵無可堵，防不勝防。

　　形勢已危如累卵。

　　其實中國人已有預感。

　　看看“二十一世紀夢”精神勝利的另一面：官宦豪強，早已把不義之財轉移國外，外國護照在手，隨時準備抓起牙刷便開溜。知情有限的升鬥小民，竟把血汗錢往那早已資不抵債的國家銀行裏存，以備大難臨頭時保命之需。大船將傾，人人都想搶塊大點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麼都搶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國，末日氣息彌漫，人們瘋吃海飲，狂賭濫嫖，醉生夢死，及時行樂，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無一不創當今世界之最。

　　這是末日之前最後的盛宴。這是災難的直覺，絕望的集體無意識。

　　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古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今是，山河殘破而黨國猶在。

　　古詩云：“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而今是，爾曹身與名未裂，已廢江河萬古流。
　　一個曾歷經數千年風霜的輝煌文明似已在劫難逃。

“高速增長”背後的政治秘密

　　我在其它文章中曾著力分析：公有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兩權分離制”（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是毀滅中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護者（有血有肉的主人），給破壞性使用大開方便之門。但在毛式完全公有制下，勞動者沒有生產的動力，一般也沒有破壞的動力。以種種“承包制”為代表的“兩權分離制”不僅同樣剝奪人民對山河土地森林礦山的所有權，還為破壞性使用註入了內驅力。這正如一輛“公用自行車”，註定損壞最嚴重、最迅速。鄧小平所創造的史所未見的“所有權使用權兩權分離”的“公有私營制”，這輛自行車仍然公有，所不同者，是使用者現在可以合法地馱帶私貨。這樣一來，破壞性使用之烈可以想見！帝王時代，江山社稷為帝王所有，並將傳之萬世，無人敢於破壞。每一具體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場，也有具有人格的主人守護。經典社會主義時代，資源財產完全公有，雖然難以避免經濟學上所稱的“公有財產的悲劇”，但勞動者也沒有破壞性使用的動力。最壞的是鄧式“公有私營制”，山河無主且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可以說，在這樣的制度條件下，增長就意味著破壞，高速增長就意味著高速破壞。

　　那麼，既然損失巨痛，何以還要不惜代價地追求高速增長？

　　中國政府和官方經濟學界並不弱智。雖然他們在公開宣傳中對高速增長沾沾自喜，但私下裏卻不斷要求控制速度。他們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長不是好事，而是中國經濟的不治之癥，是災難。因此，他們並非一味追求高速，而僅僅要求“適當的”高速：速度越高，損失越慘重；而速度不高，則“優越性”無從體現，且失業激增，政權不穩。──看來，其中的政治秘密是：高速增長是中國現政權合法性之唯一來源。

　　眾所周知，政權必須具有合法性。

　　一般而言，這種合法性大致有如下四種來源：

　　第一、符合法統的傳承，如皇權社會的王位繼承制；

　　第二、人民的直接授予，如民主社會的普選制；

　　第三、人民對武力奪取政權的事後追認；如民主革命雖然以武力否定了舊法統，但無不在革命之後以普選制直接與人民訂立契約，建立新法統，確認新政權的合法性；相反的事實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在武力奪權之後進行這一合法性的確認程序；因此，從法理上講，它們的合法性始終存在問題；

　　第四、在權力來源上既非依法傳承，亦非人民直接授予，但在施政過程中政通人和，國泰民安，也可視為獲得了人民的默認，具有了某種雖然虛假但還現實的“合法性”。

　　由於中共武裝顛覆了合法的中華民國政權，割斷了辛亥革命和亞洲第一民主共和的法統，又沒有以真正的民主選舉建立新法統，於是，現政權的合法性只能從上述最後一條中去尋求。在中共政權初創和上升時期，權力來源是否合法之“確認”被回避，而巧妙地轉換為一個制度是否優越之“論證”。除了空洞的“人民當家作主”，其優越性的重要社會—經濟指針主要是“普遍就業”和“高速增長”。相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業率和增長速度，尚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在經過長期社會主義實踐後，中國經濟學界摸索出一條規律：必須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解決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長（高速增長本身及高速增長所維持的普遍就業），就成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證明，在後來更成了政權穩定的保證。“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只能高速度，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註9）隨著社會主義制度弊病的不斷暴露，隨著對民主國家真實情況的不斷了解，優越性“論證”遭到普遍懷疑，而合法性“確認”漸漸浮上臺面。特別是1989年對席卷全國數百城市的民主運動實行武力鎮壓之後，現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詰問。在這種政權不穩的危機下，除了加強控制，把一切對合法性的挑戰遏止於萌芽階段之外，執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代價地推動經濟繁榮，“花錢買穩定”。在這種局勢下，人民和政權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可以放棄長子繼承權，但總得給碗紅豆粥。新的實踐證明，只能維持（統計意義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緩解新增勞動力就業壓力和維持繁榮景像，維持默契。於是，8%增長率又成了必須“死守必保”的“生命線”。

　　經濟學家們是深諳個中奧妙的。楊帆先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

　　“為什麼一定要達到8%？經濟學家說是為了保證就業，維持信心。經濟增長速度在國際上本來是一個預測數字，到了我國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懷疑，因與現實反差太大，反而被強化到國內外人人談論的程度。這也證明，經濟增長速度長期以來已成為我國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註10）

　　經濟學家程曉農在接受BBC采訪時指出：經濟效益每況愈下，國家還鼓勵企業事業單位一味增加工資獎金、擴大福利，以至於掏空了國家財政和企業的積累。這是由於“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不是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花錢買穩定’的方針之上，用高收入、高福利來換取民眾的支持。”

　　因此，說到底，“高速增長”並非一個一般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政權問題，和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令中華民族山河變色的資源與環境代價究竟為何而支付？

　　為了維持一個政權的統治，我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過於高昂？

　　誰能告訴我，這代價是必須支付的？令人倍感沈痛的是，為生產虛假合法性這種極少數統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並非人民幣、美圓或黃金，而是我們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

（摘自《黃花崗》）

發稿：2002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