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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冷漠與冷酷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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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9月16日訊】編者:這篇文章通過對國民性的歷史分析,向人們闡述了“仁 ”在儒學的變遷,儒學中“道義”與人性的悖反,造就了國人的看客本性,使兩千年來的主流思想缺乏真正的“仁者”精神。中國文化塑造的傳統人格,是一種對無關者的冷漠。這種國人的看客心理是現代中國政治恐怖運動重復出現的社會基礎,包括土改、三反五反、文革、鎮壓法輪功。國人對美國911事件幸災樂禍是這種心態的又一次暴露。

(文/劉文瑞) 911悲劇不僅是美國的悲劇,而且是全人類的悲劇。它告訴我們,人類一旦沖破了起碼的底線,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國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國人,會表現出殘忍的、冷酷的一面?這種心態,無疑是值得重視的。毫無疑問,這種以“愛國”形式表現出來的狂熱,這種替伊拉克、巴勒斯坦、南聯盟等“仗義執言”的氣概,是當局多年的仇美教育的必然結果,是媒體嚴格過濾信息、偏向誤導的必然結果。但事情還不僅僅如此,它反映了我們民族深層的某些東西。

在儒學的創始人孔子那裏,有一個一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就是“仁”。“仁者愛人”成為儒者的底線。這一思路在孟子那裏得到了充分發揮,“性善說”就立足於“仁”。古代不少學者都強調:“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而異於禽獸的地方,在孔孟那裏,恰好就是這個“仁”字。正是這個“仁”,體現了人類的情懷,表達了人類與其他高級動物的本質不同。而孔子的“仁”,存在著內在沖突:所謂的“仁者愛人”、“有教無類”,表現出愛無差等;所謂的“克己復禮”、“尊尊親親”,則表現出愛有差等。從《論語》來看,在孔子當時,愛無差等的仁,占據了其思想的主導地位。

但是,儒學的這一底線,在戰國時期悄悄地起了變化。發揮了“仁”字底蘊並消解了孔學中“高下有序”而致使愛有差等的孟子,在現實生活中處處碰壁。而發揮了孔學中等級差別的荀況,暗中把“仁”換成了“禮”,卻得到了現實的重視,“性惡說”就是立足於“禮”(後來在韓非那裏變成了法)。在荀學中,人之異於禽獸的地方,成了等級秩序,不再是人的同情之心、惻隱之心。急功好利的戰國君主,程度不同地從荀學中得到了自己的理論支撐。從此,儒學中的良知成分開始消亡,而“治理”成分開始增長。這種“治理”成分,經荀子的學生韓非和李斯發展到極限,冷酷的功利取代了良知良能。這種失卻了良知的儒學,正如王亞南先生曾說過的那樣,成為專制主義的最好工具(見《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到了漢代,“獨尊儒術”實際上尊的並非孔孟,而是外儒內法的“王霸之術”,是荀學。從此,儒者的精神人格開始裂化。漢代以後,極少有醇儒,即使我們所稱道的、有骨氣的士大夫,其骨氣也不是表現在“愛人”上,而是表現在“正直”上,人性被道義所淹沒。這類例子枚不勝舉,例如,海瑞要當清官,要保持自己的名望,就要讓自己違反了“男女授受不親”的五歲女兒活活餓死。在中國文化裏,絕沒有那種“愛你的敵人”之類說教,有的只是對南郭先生的嘲笑。

盡管如此,傳統文化只是導致了人性的冷漠,還沒有使人性完全喪失。漢以後的儒學並沒有把“仁者愛人”徹底否定,但是,必須嚴格服從“禮”的秩序要求。因此,你可以表現出你的愛心,但這種愛心是根據親疏關系由近及遠依此衰減的。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如果你表現出對與你毫無關系者的關切和愛心,文化的無意識會使別人覺得你不可思議。假如你的周圍,有某個人的親人在911事件中遇難,該人表現出悲痛,國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大多數即使是那些大罵美國的網友,也會對親人遇難的網友表現出足夠的理解。但是,如果遇難者與你沒有絲毫關系,你還會表現出理解和同情嗎?大概可能性不大。包括我們有些網友,在批駁那些幸災樂禍者時,拿出的有力論據,就是“遇難者也有華人”;或者是“如果恐怖分子明天攻擊北京,你還會幸災樂禍嗎”。顯然,這些論據不足以服人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愛有差等”。

但是,這種文化傳統,從最不好的角度看,表現出的只是冷漠而不是冷酷。中國歷史上有眾多的忍辱負重者、逆來順受者,而沒有幾個侵略擴張者,恐怕與文化傳統有相當關系。不過,近代以來的革命,使問題發生了變化。說起來,從辛亥革命起,到1978年止,中國一直處在一個革命時期。在革命中,舊有的文化產生斷裂,為了調動一切革命因素,不得不培養人們的仇恨情緒(革命與仇恨的關系,可參看本人的《革命與反叛》一文)。

我曾經發現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史料:四十年代的華北土改中,有的地主看到大勢所趨,主動把土地獻出來供分配,這應該說是夠開明了吧。恰恰相反,這類主動獻出土地的地主,被當局看作最陰險的敵人。晉冀魯豫邊區黨委的正式文件中,嚴厲批評了這種行為,認為主動獻地的地主實際上是為了逃避鬥爭,所以,絕對不能允許地主主動獻地,而必須通過鬥爭分配土地,以通過土改充分發動群眾。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仇恨情緒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釋放,參與革命活動的人,其人性也得到了充分的改造,冷漠變成了冷酷,友善變成了殘忍。文革中“小將”們抽在老師身上的皮帶,實際上就是當年肅反時砍向戰友的大刀、土改時架在地主身上的烙鐵的邏輯延伸。國民性中最陰暗的一面,在革命中被充分開發了出來。雖然我們結束了文革,但幾十年的積澱卻沒有揮之即去,相反,當局還有意無意地希望以這種革命精神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動力,這正是目前國家諸多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相當多國人對911事件幸災樂禍的原因之一。

許多人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但強大起來以後幹什麼?一個強大的國家掌握在冷漠加冷酷的人手裏會是什麼樣?假如,中國已經強大到足以征服美國,那麼,當初駐南使館被炸時,中國會不會給華盛頓和紐約扔幾個原子彈過去?

(原載《問題與主義》,原標題:國人對911事件幸災樂禍的深層思考,轉載時有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