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來，是因為我看到了這個國家的希望

99年12月，我決定回國探親。那時，我修煉法輪功快8個月了。

12月13日，我從香港赴深圳去購買國內機票。我住在一個朋友家等15日的機票。這位張姓朋友是香港的生意人，也煉法輪功。興趣相投的朋友聚一塊兒是很自然的。所以，14日與張先生相識的一些法輪功弟子來和我們相聚，我們交流了各自修煉法輪功的體會。來訪者到晚11點都離去了。次日淩晨1點，我們被上門造訪的三個公安驚醒。

他們三個公安坐下來和我們談話。問我為什麼要煉法輪功？什麼時候開始煉法輪功的？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回來？難道你不愛你的國家嗎？不知道遵守國家法令嗎？我對他們的問題一一做了回答。

我是1988年去美國的。當時，我的兒子桑桑只有1歲多一點。就這樣，我離開了我的丈夫和兒子，孤身一人來到了世界最著名的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當時，這個世界最大的研究所只有幾個中國人。人地生疏加上工作緊張，我感到非常壓抑。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對中國人懷有偏見，根本瞧不起中國人，我心裏更加不平。有一個人公開嘲笑說，你們中國人自己國家搞不好，就想賴在別人的國家裏。我有時真想一走了之，但又舍不得美國的科研條件。無窮無盡的委屈和極強的中國人的自尊使我把眼淚往肚裏咽。我拼命地工作和學習，平均每天在實驗室裏幹到16、17 個小時。有時，我累極了，就在椅子上靠一靠。就這樣，我常常在實驗室裏過夜。有一次，我連續幹了60個小時，因為我困極了，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睡著了。當我醒來時，我發現我的車撞到了一棵大樹上，引擎和水箱被撞壞，擋風玻璃被撞得粉碎。因為我太疲倦了，即使我的脖子被安全帶勒出一條深深的傷痕，人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我到美國十二年，沒有休過一個假期，一個假日，甚至沒有過一個周末。就過著這樣的日子，我用此來表達一種中國人的自尊，遮掩著一種難以克制的寄人籬下的感覺。說到這兒，我含著淚笑了一笑，對他們說，這是我十二年來第一個假期，第一次踏上我的生我養我的祖國的熱土。因為，我現在覺得這個國家有了希望。

他們在聽著，有一個人眼睛濕潤了。

我很快被提升為副教授。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沒有修過美國的學位。當時嘲笑我的美國人成了我的學生。有一天，我非常認真地告訴他，我到美國來是為了教像他這樣的人怎樣做科研。他沈默了一會兒，說：“你是對的，我實在佩服你”。

自我以後，這個研究所接受了很多中國的博士後研究生，目前至少有200多人。很多美國教授都說，你看看莉莉就知道了，中國的博士後研究生一定是好樣的。當然他們喜歡象我這樣的學生，我現在每年擁有近40萬的科研基金，已在我的領域裏很有些名聲。這也是他們有目共睹的。

他們聽了我的這段話，沈默不語。其中有二個人的眼裏噙著淚。

我告訴他們，我是4.25以後煉的法輪功。他們很奇怪，問我為什麼。他們也很吃驚，煉法輪功的人是怎麼了，這麼短的時間就這麼不要命。

我誠懇地告訴他們我對4.25的看法。

我是在本地報紙上看到了一篇關於4月25日法輪功的人到中南海請願的一篇報導。他們安祥的舉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動不已。我驚訝，面對如此嚴厲的政府，什麼人置身家性命不顧竟能如此鬥膽死諫？我感嘆，什麼人竟然這麼天真地對有殘暴名聲的政府呈上這樣的赤子之心？我覺得不可思議，是什麼理念竟然使這些普普通通的中國人顯得如此地坦蕩？我捫心自問，我做不到。世態的炎涼和生活的辛勞早已把曾是一腔熱血的我修整得精疲力竭，誰又不是呢？

在得知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當天，我決定了修法輪大法。沒有什麼可猶豫的，能在短短的七年內使中國人變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變不了的。這一定是神創的奇跡！

當我開始明白一點大法內涵的時候，我很快明白了去中南海的弟子們為的是什麼：為了我，為了你，為了世界上千百萬還沒有得法的善良的人們。為了更多人能生活在公民能夠正常行使合法權益的社會，為了更多人能回到講真話、彼此善待的精神境界，為了“真善忍”能照亮更多的人心。

其中有一個人說，“為什麼你們不忍一忍呢？”

我看著他們，一字一頓地說，對邪惡的沈默絕對不是忍，那是對“真善忍”的褻瀆！你們知道不知道，政府和你們正在加害於為拯救你們的靈魂而舍盡一切的人。我為大法弟子舍盡一切乃至生命都不能使你們清醒感到痛心，難道人的良心竟然泯滅到這般田地？我們不在乎你們恩將仇報，只是希望你們能醒一醒，為了這個國家，也為了你們自己。

經過幾個月狂風暴雨，我已經清楚地感覺到，“真善忍”正在改變著包括我在內的成千上萬的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改變著久已麻木的中國人，改變著長期以來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天條的中國人，改變著曾令人絕望的中國的民族性。有史以來，中國人不是逆來順受、唯唯若若地做順民，就是象陳勝和吳廣那樣官逼民反。自鎮壓以來，法輪功的人從容地承受著一切，只為了說一句真話，煉他們喜歡的功法，坦然地做一個好人。有這樣的百姓乃國之萬幸啊！第一次，我從心底裏升起了一個中國人的自豪感，升起了對中國的希望。

他們說不出話來。有一個請我不要再說下去。

我後來告訴他們我回國的原因。我確實想告訴國人和政府，法輪大法好，但我的第一個目的是很簡單的，是想回家給我的27年前慘死在車輪下的二弟掃墓。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我的十二歲的二弟挺身而出，保護我的父親。我和其余兩個弟弟都不敢吭聲。因此，我的二弟被批鬥，每天有時高達十幾次。我十二歲的二弟終於無法承受，得了精神病。1972年，他17歲，由於神智不清，被汽車壓死了。我無法接受這一事實，我始終在欺騙著自己，他沒有死。當時，我無法去給他送葬，也從未為他掃墓。直到修了法輪大法，我的心開始得到了平靜，才能面對這一事實。這次，我是想回來正式向他道別的。

他們坐著，良久一言不發。

（節選自《善哉，永遠的4月25日》題目為編者加）


發稿：2001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