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與“草根”

爆炸、沈船、翻車、塌樓、崩壩、火災、搶劫、綁架，接二連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哈佛大學魏尚進曾論述過：高度腐敗導致高發事故，高度腐敗導致高度暴力。腐敗使政府科層組織優勢喪失，產生的負效率並加大社會成本，惡性事故屢見不鮮，恐怖活動開始冒頭。如果中國腐敗程度降低到新加坡和香港的程度，中國的事故及犯罪率會降低97%。

經濟學家說尋租說了若幹年，啥是“尋租”，草民搞不清楚。克魯格在《尋租社會經濟學》認為：利用資源通過政治特權構成對他人的損害大於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定為──尋租。塔洛克在《福利成本》幹粹就把壟斷與偷竊類比，形成壟斷的活動是非法的，反托拉斯法對壟斷的指控，面臨龐大的律師和法律程序。而持續談判花費也非常大，因為稀缺資源的獨特性質，官僚管理都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建立和擠入壟斷活動中。成功的壟斷者明白：贏家有所得，輸家有所失。收入轉移不是直接帶來的福利損失，而是收入轉移引發人們竭力獲取或阻止這種轉移。

我們預見：為爭奪這種轉移的“浪費”性投入也必定非常大，以至無法測算壟斷的社會成本。偷竊本身是一種轉移，沒有福利成本。偷竊的社會成本是防偷竊私人保護和警察保護的公共投資之合。只要存在偷竊活動，就會有大量資源被轉移到實際相互抵消不增加任何產出的活動。每一次成功的銀行劫案將激發竊賊更加倍努力，銀行增大保安及警力的投入。以至造成的社會成本非常之大。

格雷欣法則反向流動是劣幣趨逐良幣，政治層面上是劣紳趨逐良紳，社會層面上刁民趨逐良民。民謠說，“官員不壞，提拔不快，官員不貪，就地罷官，官員不黑，立即升天。”腐敗與暴力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總是時機已逝、完全失控的時候，人們才匆匆忙忙地想起“改革”了。政治體制改革愈遲，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也將愈大。

反腐敗最終要靠國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貪殺一儆百已失去威懾力，加大財政負擔和社會成本，（紀檢、監察、政法委、特別稽查），反腐敗已變成權力鬥爭的一種工具。大幹會使體制面臨綜合政治風險。近10年來決策者幾乎陷入兩難境地，決策者總是徘徊在推行高風險的全國改革和無所作為兩個極端之間。完全可以搞特區試點，一減少政治風險，二減少社會成本和財政壓力，三為全國制度改革創造適度空間。特區的成功也將為進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礎。費正清50年前說過，共產黨遇到的最大麻煩是如何保持他龐大的文官糸統的廉潔。中國遇到腐敗最瘋狂的內部進攻和外部挑戰。

中央黨校、社科院出版的《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指出，對2000年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選擇“腐敗”為第一嚴重問題的人占比例為24.2%。選擇“社會治安”17.2%，“失業下崗”“收入差距加大”8.6%，人數與1999年相比呈上升趨勢。

胡鞍鋼在高級黨校27期全國市長班調查，對來自全國的56名地縣級市長，就社會穩定問題作了專題調查。與國家計委社會發展所的1999年《城市居民社會穩定狀況跟蹤調查》，（樣本1500）。比較分析影響我國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市長與公眾是處於兩個不同角度看問題，市長的認為排序，第1是失業，第2是腐敗。公眾認為的排序是，第1是腐敗，第2是失業。

不論從那個角度看，腐敗和失業都成為影響中國不穩定重要因素。90%的地方市長認為目前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不穩定、很不穩定時期。其中認為社會不穩定時期的人占78.2%；認為很不穩定時期的占10.9%；有10.9%的人認為我國仍然社會穩定。社會不穩定已然成為中國當前最突出的問題。社會穩定的標志是民心穩定，民心穩定在於人民對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滿意程度的高低，即改革發展應使絕大多數人受益，並獲得廣泛的政治支持。由於經濟增長率下降，失業人口增加，相當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調查對象接近50%的人不滿意。

在計委社發所調查報告中，約有43%的人對自己生活水平不滿意。有75%的市長反映所在地區目前社會治安狀況有所惡化或越來越差。認為所在地區社會治安有所惡化的占65.4%，治安狀況越來越差的占9.6%，約有25%的人認為所在地區治安狀況越來越好。地方市長多數認為在懲治腐敗方面上沒有顯著成績。其中認為一般的為66%；認為不顯著的為21.4%；只有12.5%的人認為是顯著的。

在計委社發所的調查中的城市居民認為政府在懲治腐敗方面進展顯著的占5.8%；較顯著的占26.2%；沒變化的占22.6；較不顯著25.2%；不顯著的為20.2%，後三項合計為68.0%。3月22日檢察日報公布了南京市最新的一份調查，“當前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樣本600）──答卷中有40.75％的人認為，“腐敗問題”是當前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第二位的是“職工下崗”占23.58％；第三位是“收入分配不公”，占21.67％；第四位是“社會治安”，占9.92％。

老百姓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充分說明了當前腐敗問題的嚴重性。3月中旬中經網調查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8，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顯示，占總調查量20%的高收入者擁有相當於42.5%的財富。近幾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遠遠低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結構已形成巨大的斷裂，社會秩序惡化，社會各階層迅速分化，貧富差距昭然顯著。

3月18日，由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領銜舉辦，“十五中國宏觀經濟形勢政策高級研討會”，集合了200多名主流專家就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矛盾和問題，主流專家意見為：1.產業結構不合理、2.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3.科技比較落後、4.企業整體素質差，5.競爭力不高、6.就業壓力加大、7.部分地區生態環境惡化、8.收入差距拉大、9.體制性障礙突出、10.貪汙腐化比較嚴重等等。顯然，我們體制內專家對重大問題識別與平民、市長在認識是有差別的。如果對目標識別上有分歧，在決策判斷上必然不一致。

非主流專家選擇十大問題的排序，1.官員，2.學人（學人作偽不亞於官員腐敗），3.“草根族”，4.三農問題，5.黑社會與黑經濟，6.女性犯罪，7.市場化及公共產品，8.壞賬，9.市民化和民主，10.全球化。現代經濟問題則排到次要地位，傳統問題在現代化的呼喚下復蘇擡頭，是建國50年來從沒有遇見的新怪物。

中國最大問題是什麼呢？是現化化喚醒的傳統力量全面復蘇。

對大爆炸，大災害，任網民吵翻了天。草民有什麼知情權！你知道有何用？媒體和專家都顯出了驚人的沈默和麻木。尚若專家、學人、決策者仍無視“草根”，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呈現無序脆化狀態，大多數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中國已經具備導致社會無序的諸多要素，不穩定因素最後聚焦在──腐敗與暴力上。10多年無視犧牲弱勢群體“草根”的利益，來迎合權力資本的擴張，學人放棄社會的責任後，最終惡果就會降臨。

據布爾迪厄的說法，實際上知識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資本”這樣一個稀缺資源。也就產生了福柯所說的話語霸權，話語本身成為一種權力。知識、財富、地位等資源本身就傾向於官員，或接近官員的人，文官和學人本出自同一條根，走同一條道，方向略有不同。雙方在符號糸統上很相似，信息傳播學上叫“準文官糸統”。中國教育功能為學人當官做了長期的準備，自古有“學而優則仕”之說。

清華教授孫立平說：“中國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者之間可轉換性有重要影響，……在對中國社會資本轉換類型研究中，我們發現一種和撒列尼的轉換類型相當不同的資本轉換類型。對於這種資本轉換類型，我們可以稱之為‘圈內轉換’。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占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由於總體性資本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眾多社會階層的利益。

留美學者程曉農（方國良）先生在《當今社會四派”精英“》一文中剖析了中國知識精英”商務派“、”清流派“、”平民派“、”保守派“，就是根據知識精英與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相結合狀態劃分的。在知識精英的觀念明顯分化的情況下，政治精英們很可能分別傾向或認同於某一知識精英群體的觀念，這是部分知識精英們”智囊情結“越來越嚴重的原因所在。

韓曉萱說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常做的三件事情：一。坐而論道。二。爭論偽問題，三。為當權者獻策。北大陳平說：經濟和學術多元化的發展對社會有利。多元社會的特點是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團，所以需要制衡和妥協。學者可以公開地為利益集團發言而無須掩飾。

信仰是一種終極需求，也是人類最基本需求。50－60年代對人文教育的破壞，20年來被顛覆的最徹底最體無完膚的就是價值觀，一個國家20多年沒有信仰，構成價值觀的幸福觀、英雄觀和生活觀全面向傳統復歸，幸福觀變成了福祿壽，英雄觀變成江湖大俠，生活觀充斥著嚴重的痞子化和虛無主義。

低級庸俗下流的尋樂主義、東方神秘主義不一而足。人類歷史上對精神追求──古希□求真、求美，古希伯萊堅持信仰，中國自古而然的仁愛精神，都變得越發遙遠。沒有信仰，社會就失去規範，不規範導致不均衡，不均衡導致沖突不斷。人們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廣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臨十分尷尬的局面。

公安大學靳高風認為：失去信仰，建設法制社會可謂“蜀道之難”。罪與非罪，守法和違法，公與私的混淆，價值觀預期的紊亂，使社會無序和文明衰退。當官場腐敗發展到猙獰的地步，學人作偽泛濫（評職稱、出書），高考做弊（買文憑）肆無忌憚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教育和社會雙重失控。教育的目的是防止預期紊亂，防止窮人不滿意和富人的不知足。教育從廣意上講，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教育功能：一是防止貧窮，二是防止犯罪。

學人大分化早已發生，80年代的精英以虛幻的理想主義、憂患意識，從人文觀懷、啟蒙進入主流社會，當代學人失去了共同語境，他們觀點也在大分化。經過10多年，他們的符號已經完全不同，迅速分化成各種專家圈子，在圈子裏，他們象白癡一樣吵吵嚷嚷，在圈子外，追逐權力、追逐資本，傍大款、傍大官，尋找最佳路徑進入主流社會，否則即被邊緣化。這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無耐。學人追求名利，為官、經商、再不濟也得跟著媒體瞎起哄，充當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智囊要麼接近權力，要麼接近資本，接近“草根”能撈到個屁！知識分子分化組合越來越劇烈，在爭奪話語權之戰中，昔日的同道很可能會成為政敵。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社會的責任以後，將是社會的全面腐敗與徹底墮落。顧炎武當年說過：士大夫無恥，謂之國恥。

學術、思想和政治分明是不同的遊戲規則，小人和天才都想把它綁在一起。凡是重大問題的發見，一開始都不太受人重視的，凡是自栩劃時代的發現，想引起新聞炒作的人，不是賣假貨或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歪理邪說。唯有敢於孤獨者，最強大，也最具有挑戰性。這種挑戰，湯恩比說，是文明發展的動力。在一定的意義上，希望就寄托在敢於和耐於孤獨者的身上。媒體的特點就是聲音永遠是高調的、煽情的、表演的。溫和理性的思想永遠不是極端的、偏激的弱智媒體的對手。

韋伯說過：現代化就是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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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2001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