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揭露河南“討債公司”的生生死死

　　今年3月16日，河南省濮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公開庭審後作出判決：主犯桑俊生、
楊保良、付春來、張進嶺犯綁架罪、非法拘禁罪，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14年、11年。

　　令人奇怪的是，當地陸續又有類似的“討債公司”浮出，還有人替“討債公司”惋惜，甚至叫冤。

　　“討債公司”國家已明令禁止，何以在南樂縣聲名顯赫，生意興隆？記者前往調查。　　　　　　　　

　　老張的歷險

　　1999年3月21日上午，山西太原。67歲的退休幹部張錫銅在家中和老伴看電視。河南南樂縣人李慶軍拎著水果帶著兩個陌生人來訪。老張認識李，李是他女婿業務上的朋友，還在老張家吃過飯。

　　寒喧後李慶軍對老張說，他拉面來到太原，在路上碰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被碰的人想敲詐他，所以他想找老張幫忙。老張信以為真，便和三人一起下了樓。路邊停著一輛紅色的桑塔納。

　　“車牌是河南的”，老張事後回憶說。

　　老張剛靠近那輛車，一下子就被李慶軍帶來的兩個陌生人抓住手腕，粗暴地塞進了車裏。紅色桑塔納開始狂奔。

　　“綁票！”被捂住嘴巴的老張腦裏閃過一個念頭。一個陌生人威脅說：“想活就別反抗。”

　　李慶軍說話了：“你女婿王玉生欠我面粉款，把你綁走就是要讓他還錢。”有人往張的嘴裏灌藥，他昏昏睡去。

　　醒來時老張被告知已經被關押在河南。這夥人逼著他往女婿家裏打電話，只讓他說一句話───“快把錢給人家”。

　　老張開始過“人質”的生活────平時把門從外面鎖住，吃飯有人送，大小便在屋裏。那個叫“三兒”的年輕人老拿殺豬刀在他面前晃，說不老實就捅人。

　　3月27日晚上，這夥人通知老張可以走了，但仍用衣服蒙住頭，押上了摩托車，開到一條大堤上。張見到了他的女兒和女婿王玉生，他還看見那夥人在數錢。

　　回到太原，老張就撐不住了，在醫院住了兩個月。

　　經南樂警方事後調查，梁村鄉村民李慶軍與王玉生有債務糾紛，王欠李3萬多元面粉款。桑俊生得知此信息後，主動上門要求“幫忙”。

　　這只是桑俊生的“討債公司”很平常的一次交易。

　　桑俊生的“發家”史

　　桑原來是地道的農民。

　　1985年某月的一天，桑去北京賣面粉，賣了兩車，但打的是欠條。此後桑俊生多次要賬，未果。一氣之下，桑約同村人上北京把欠其面粉款的北京人趙某綁回南樂。1萬元債款很快拿到手。

　　桑也因此付出代價：拘留，罰款1000元。但桑總結說：“效果還是很好的。”

　　桑俊生以“討債”為業是10年後。1994年5月1日，在一個酒館裏，桑俊生把組建“討債公司”的想法向朋友付春來、楊保良、張進嶺和盤托出時，三人大喜，眉飛色舞。沒多久“討債公司”就隆重開張，鼎盛時達38人。

　　1998年前後是桑俊生最得意的日子。“討債公司”的聲勢浩大：幾十人穿著統一的黃色馬夾，上面印有白色的“討債”二字，手持繪有白色“討債”二字的紅色三角旗，敲鑼打鼓，大聲吆喝著討債上門，氣勢洶洶。

　　隨著“事業”發展，他們的討債工具也升級至鋼珠槍、單管獵槍、電警棍、麻醉藥等。

　　因桑討債有術，竟也震動一方，當地人認為桑俊生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找到了在南樂縣最便捷的發財之道：南樂地處冀、魯、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區，經濟上不富裕，但商業交易很頻繁，債務糾紛屢見不鮮，成為地方上的“一大難”。“討債公司”剛好解決這樣的“難題”，桑俊生是此行中的老大，自然威風非凡。

　　“我很委屈”

　　直到記者前往濮陽市看守所采訪桑俊生時，他仍固執地認為他所做的事(討債)是“合情合理不合法”。

　　桑說自己很委屈：“老百姓歡迎我去討債。很多債主通過正當途徑討不到錢才找我，他們大多已經對法律和政府失去信心。”

　　當記者問他“綁架和拘禁”是否也“合法合情合理”時，桑才承認“走到這一步，是自己不懂法”。但他冒出一句“如果當年工商局能把公司批下來就好了”。

　　原來桑俊生一直有個固執的想法───讓他以綁架為主要手段的“討債公司”合法化。他有一天跑到南樂縣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為他的公司申請註冊，當然被拒絕。不甘心的桑甚至就“討債公司”能否註冊咨詢過有關司法部門。

　　但濮陽一位政法幹部竟然說：“如果工商局當時批準了桑俊生的註冊，規範其經營，沒準是件好事。”

　　債主們的想法

　　在南樂縣，記者發現桑俊生居然享有挺高的“聲譽”，尤其在債主們的眼裏。

　　當地一位找桑俊生幫過忙的債主說：“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的債務糾紛通過正當途徑解決不了，向上反映，沒人管；到法院起訴，要麼是拖成陳年舊債，不受理；或者判決下來，卻執行不了。”

　　他說，既然“公了”不行，只得尋求“私了”。找桑俊生這樣的“討債公司”比較簡單有效。

　　“你以為我們願意這樣嗎？”另一個債主說，“為了盡快拿到債款，我們不得不‘出血’，有時傭金占債務的一半。”

　　私人企業主楊周振當著檢察官的面對記者說：“(請‘討債公司’幫忙)明知違法也要去，錢不討回來，心裏有氣，堵得慌。”桑俊生曾為楊討回10萬元，提走2□５萬。

　　“說句歪話，有人說桑俊生進去了，南樂縣有損失，很多債討不回來了”，楊的話裏竟帶惋惜之情。

　　當然另一大幫人時刻憎恨並提防桑俊生這樣的公司，他們還欠著別人的錢，得時時刻刻擔心家人和自己的安全。

　　張錫銅和韓瑞強的家人們至今想起被綁架的情景還打哆嗦。

　　“討債公司”的生存土壤

　　當地一位知情人說，“討債”在南樂縣已經成了一種職業，不少人趨之若??，“討債公司”的市場大了去了”。

　　“沒有那些‘討債公司’也不好，”現任南樂縣第二造紙廠老總的王進府說，“他們現在已經成了一種需要。我們廠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廠子在面臨倒閉的關頭剛進行改制，別的企業欠了這個廠子700多萬元，通過種種正面的途徑就是要不回來。

　　“可惜啊，如果讓桑俊生幫我們要回哪怕500萬的話，廠子早活過來了，能救多少下崗工人的命？”

　　南樂縣肉聯廠副廠長楊德朋無奈地說，他那100多號人的廠子就是被各種要不回的欠債拖垮的。

　　楊掰著手指告訴記者：“哈爾濱欠30多萬，信陽7萬多，大連9萬，南昌10多萬……現在都沒希望了。找公安，說不在管轄地，管不了；找法院，立案費、律師費、交通費、執行費一大堆，不知要花多少錢多少時間，只好找‘討債公司’。咱要的是錢，沒想過要違法。”

　　有了那麼大的“市場”，更多的“討債公司”在或明或暗地活動著。單在南樂縣檢察院，就有另兩起以“討債公司”為名的綁架案處在公訴階段。

　　其中一起已決定不起訴。這是南樂近鄰清豐縣的一個自稱“要賬小組”的團夥，共4人。

　　另一起是李運良、吳占州、程中林討債團夥綁架案。該團夥已經被認定犯罪十余起。

　　檢察院未透露案子的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討債團夥“討債”方式、動機與桑俊生的“討債公司”如出一轍。

　　當地人也說不清在南樂縣到底有多少桑俊生這樣的“討債公司”，但他們相信只要有那麼一大批債主四處找人“幹活”，這樣的“討債公司”就沒法絕跡，“死了一個，冒出更多”。

　　記者手記：信用制度的建立

　　欠債還錢，這是天理。桑俊生的話沒錯。但欠了債要不回來怎麼辦，？

　　“缺乏有效的解決途徑”，濮陽法院一位法官照實說，“執行難不單純是法院單方面的事，不排除有主觀上的不努力，大多還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再有就是債務人藏匿財產，根本無法執行。”

　　當然還有找上級部門、托情等種種“正當”的渠道。問題是所有大路都堵住了怎麼辦？“討債公司”應運而生，它用的是最原始的辦法───暴力。

　　但雇人討債，施以綁架、拘禁之術，畢竟法理難容。於是一些南樂人就陷入兩難：合法的債權用正常的手段難以得到保護，你用“有效”的方法達到目的了，又觸犯法律了

　　專家認為，其實“討債公司”是“機制失效”誕下的怪胎────由於正常機構的功能不能完全起作用，欠債不還通過法律解決不了。嚴重的話，會導致黑社會組織介入，成為滋生“黑色經濟”的溫床。

　　簡而言之，大路不通就只好走小路。

　　但老走小路總不是辦法，在客觀上，“討債公司”不會產生任何社會效益，其行為只會構成對社會基本秩序的破壞，終將要消亡的。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社會上頻繁發生、多如牛毛的債務糾紛不僅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還為地方治安和社會穩定埋下隱患。要從根本上解決，除了進一步拓寬解決債務糾紛的正常渠道外，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制度已經刻不容緩了。


發稿：200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