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賊民瘋了----《天安門文件》與天安門自焚

　　新世紀的頭一個月出了兩件大事：一是“天安門文件”的出版，二是五名百姓在天安門廣場自焚。有關前者海內外多有評論，主要集中在真實性、動機和功能（作用）三個方面討論。雪某以為三者均不大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天安門文件作為符號的象征意義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如此說呢？從歷史上看，大規模的政治動蕩出現必有警兆出現，隨機偶發的事件和某一政治團體有意制造的符號都可能成為警兆。“天安門文件”顯然是後者。它明白告訴世人的應該是這麼一個意思：即張良已現，劉項安在？提醒大陸不同階層或政治團體應效張良做博浪一擊或揭竿而起，推翻中共的集權暴政。由於符號本身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是分離的，人們一般只會關心符號的象征意義，對符號本身無所謂真實、動機或功能的判斷（這是學者專家的事）。陳涉起事大澤鄉，丹書錦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黃巾傳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天下大吉，歲在甲子”有什麼真實性和崇高的動機可言？其作用有多大在事前也不可能估計出來，但作為符號，人人都能領會它是天下苦秦久已之類的一個象征，在進行反政府的活動中獲得道德上的支持和勇氣。所以“天安門文件”的關鍵不在於拋出了多少秘密文件，而在於“張良”與之關聯以提醒人們對符號作正確的解讀。

1月23日五名百姓在天安門廣場自焚是一十分令人震驚的事件，雪某次日在大陸的網站上讀到這條消息後，隨即聯想到30年代希特勒炮制的“國會縱火案”和90年代初讀王立雄（保密）氏的《黃禍》中的有關情節，只是認為江賊民雖愚蠢，還不至於發瘋。這兩日大陸的弱智傳媒一個勁地抹黑法輪功，組織各種批判使老夫相信中共在打壓法輪功問題是黔驢技窮，使出這種卑劣的賊喊捉賊的手段表明江賊民已經瘋了。

對於法輪功雪某無甚研究，但此功在中國大陸是絕對地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1551年瑞士巴塞爾大學的教授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基於宗教的不寬容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只有寬容才能實現和平的理念並針對加爾文教迫害異端，寫了《宗教寬容的宣言》。他說：“尋求真理並說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老夫當年從茨威格《異端的權利》一書中讀到此言後感慨了許久，想到大陸中共暴政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對異端思想的殘酷鎮壓，中國百姓生活在這種散發中世紀專制惡臭的政權之下，真是不幸。世紀之交，中共指法輪功為邪教，進行殘酷的鎮壓，還自詡代表先進文化，實在是令人作嘔。老夫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在中共的醜行面前，大陸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敢公開站出來像卡斯特利奧一樣，為法輪功申辯，這並不需要你去證明法輪功是否為真理，只需要申辯法輪功信眾有無信仰的權利！可能大陸多數知識分子不知道卡斯特利奧的名字，或沒有他那種道德勇氣，但是茨
威格說過的一句話是可以作為中共與法輪功較量中最後勝負的判詞：學者們不必為不知道卡斯特利奧的大名而汗顏，人類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為精神上的自由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暴力壓倒的人們，而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異端的權利》引言）。

　　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對個人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對民主運動和法輪功而言卻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分水嶺。以前，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基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還可以進行理性的溝通，江賊民瘋了並導演了新的“國會縱火案”以後，實際上就把一個以和平鬥爭理念為手段的民眾團體變成了敵對勢力。從歷史上看統治者這種愚蠢的作法都要付出沈重的代價。

　　前幾年，朋友間談論大陸政局時常引用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們對中共的胡作非為多從中國沒有民主政治的角度分析。法輪功事件之後，我們談論更多的則是阿氏的另一句名言：宗教是自由之母（見阿氏：《自由與權力》〈就職演說：論歷史研究〉一文）。中共否定信仰的自由也必定否定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而信仰的自由正是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追求信仰自由的法論功信眾在大陸演繹的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爭取信仰自由的鬥爭，不正是為新世紀的中國帶來民主希望，給中共暴政敲響了喪鐘嗎？

發稿：2001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