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互聯網時代的“出口”管制

歲末年初，種供各種全國性會議多得數不勝數，這是計劃經濟的後遺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停發作的表現之一。眾多會議，林林總總，不過，如果你留意，就會發現中共最高領導人從不缺席兩個會議，這就是“進、出口”工作會議。當然，這裏所謂“進、出口”，並非指對外貿易。“進口”工作會議，即全國農業工作會議；“出口”工作會議者，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是也。簡而言之，就是有關“吃飯”和“說話、表達”方面的會議。

中共領導人歷來重視“進、出口”工作，第三代領導集體及其核心也蓋莫能外。本月十日，江澤民照例對參加今年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的“出口”檢察官們發表講話。江老生常談了“出口”工作的重要性。在談到“輿論引導”問題時，江可謂有的放矢，信手拈來地舉了“最近，有一個什麼‘天安門文件’”的例子。江並未言及“天安門文件”的真偽問題，而是就這個“文件”大談特談在互聯網時代“出口”管制的重要性及其技術條件。江把“天安門文件”看成是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心不死、想翻案”的人聯合起來搞的一個陰謀。對此，江首先在“出口”檢察官當中進行“消毒”，告誡他們要堅持黨性，堅定政治信仰，“不信謠、不傳謠”，“講政治”、“講正氣”，堅決防止和制止“謠言”的蔓延和流行。為此，江尤其重視對互聯網的控制和管制。江告誡會議參加者要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術，要“占領互聯網這塊陣地”，“趨利避害”，為我所用，尤其要留心和重視新技術的出現給“出口”管制工作帶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並及時地對此加以解決，“絕不允許輿論失控的現象再次出現”。

長期以來，在管制人民的“出口”方面，中共自有一套駕輕就熟的“鉗口術”。不過，互聯網的出現，對中共的這套管制方法構成了挑戰。如果說在前互聯網時代，“出口”管制的重點是灌輸與反灌輸的話，那麼，在互聯網時代，“出口”管制的重點則是選擇與反選擇。時代變了，主動與被動的雙方調換了位置。試想，如果沒有互聯網，“天文”能如此迅速地在中國大陸傳播開來麼，江還用得著如此苦口婆心地告訴那些往往是最先接觸到“謠言”的人“不信謠、不傳謠”麼？

不到一年時間，中共制定了5部法律來“規範”互聯網的發展。細看這些法律，實足是把“禍從口出”的恐嚇法律化了。此可謂中共在互聯網時代進行“出口”管制的新招數吧。但是，盡管如此，那些參加“出口”管制工作會議的宣傳部長們，要完成總書記交給的任務，還真需要煞費一番苦心。也許，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如果在前互聯網時代，他們尚可以學習借鑒和繼承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一寶貴遺產的話，那麼，在互聯網時代，在“三個代表”理論指引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他們，該發明出怎樣的技術才能使這個中共的“傳家寶”發揮出新的功用呢？

(轉載大紀元)

發稿：2001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