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談笑風生與怒發沖冠之間

國家主席乎？街頭小子乎？

江澤民主席是見過世面的，只是當他氣得面目變形，指手畫腳地教訓香港記者時，人們不由得替江主席難為情起來。香港記者不過就特區首長是否「欽點」提一個問題。如果是，就答是；如果不是，就答不是。值得如此「龍顏大怒」嗎？堂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怎麼說起話來像是街頭的小子在鬥狠？江澤民還特別提到美國著名記者華萊士，他說：華萊士你們知道吧？那比你們高多了，我和他談笑風生！……

華萊士得益於新聞自由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記者向來被視為「無冕之王」。因為新聞自由對民主政治既是一種保護機制，又是一種監督機制。華萊士之所以知名，是因為他在記者生涯中，以他敏銳的觀察、尖銳的提問挖掘了許許多多原先鮮為人知的故事和新聞。他本人既是新聞自由的體現者，又是新聞自由的得益者。如果沒有保障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民主制度，就沒有華萊士這類「高得多」的記者。中共歷來把新聞媒體視為「黨的喉舌」、領導者的「傳聲筒」。試想想，當一位記者不能反映社會現實和民意，不能說他想說的話，不能問他想問的事，只能作為一個獨裁政黨的喉舌的時候，他能發出什麼有震撼力的聲音呢？從這一點來說，華萊士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體現者。此外，華萊士能夠在他的采訪和報道中反映民意和現實，他不會為此坐牢，所以，他又是新聞自由的得益者。再者，華萊士和許許多多「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美國記者發揮了新聞媒體對政府部門的監督作用，因此，他們都是民主制度的保護者。中國一定也有許多與華萊士有著同樣智慧和才幹的記者，他們所缺少的是一個能夠發揮才華的社會制度。香港記者還有著「窮追猛打」的習慣，這也是從前在新聞自由環境下養成的，只是他們的這個習慣讓江澤民不習慣，所以才會有「龍顏大怒」這一幕。
不用問，華萊士肯定也是從一名新手開始做起的。他一定也是做過江澤民眼中的「小」記者或「低」記者之後，才積累起現在的經驗和成就。在美國，大約沒有政府首腦敢如江澤民一樣看不起「小」記者。別的且不說，單說「水門事件」，就是《華盛頓郵報》的小記者挖出來的。高高在上的尼克松總統，也被小記者們拉下馬了。這再次證明了記者「無冕之王」的稱號不是說著玩的。

香港記者的不幸和有幸

如果要說「高」，現在的華萊士比這些香港記者「高」在哪裏呢？高就高在他可以向江澤民打聽「六ܫ四」時阻攔解放軍坦克的那位英雄現在何方，而不必被斥責為「太簡單」、「太幼稚！」。不知道江澤民是否也有種族歧視，因為他只肯和華萊士這樣的大牌洋記者「談笑風生」。江澤民不能和香港記者們「談笑風生」，這不是香港記者們的錯，只是他們的不幸而已。他們不幸是香港記者！不過，香港記者也有他們幸運的地方，因為，即使華萊士，也沒有機會捕捉到江澤民勃然大怒的模樣，而香港記者們做到了。這說明通過著名的「六十分鐘」電視節目播放的華萊士對江澤民的采訪，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形象。香港記者們的報道才豐富了江澤民在外界的形象。當華萊士看到江澤民怒發沖冠的模樣和他普通話、廣東話、英國話並用的場面時，說不定還會認為香港記者們比他高得多！說不定還會說江澤民不給他面子，這麼好的材料只肯提供給香港記者。

江澤民在香港記者面前耍了一遍威風之後，大約也察覺了自己的失態，於是，又指著記者們警告說，如果他們的報道有偏差，後果要他們自己負責。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句話比前面的那些話來得還要糟糕，因為這是明顯地幹涉新聞自由，無理地以勢壓人。好在現在有攝像機，原模原樣、原汁原味地將江澤民的表情、手勢、語詞攝錄了下來。記者們什麼都不用說，觀眾們可以自己去看、去想。這種報道，可以說毫無「偏差」。

江澤民的「龍顏大怒」後面是否還有別的隱情？是不是因為今天的江澤民已無從前毛澤東、鄧小平的威風，在中共領導核心內，他一個人已玩不轉？是不是因為江澤民的權威受到挑戰，他連曾慶紅那樣的親信都無法補正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於是，當記者問他香港特首是否由他欽點的問題時，觸動了他的心事，不由得升起一肚子的無名火，發到了香港記者們的頭上？這一幕「龍顏大怒」，對香港記者們來說絕不是損失。記者最怕的是被采訪對象一言不發，或搖搖頭說「無可置評」。像江澤民這樣的表現，算是另類「非常配合」了。相信在場的香港記者都會覺得三生有幸，不虛此行。

摘自動向11月號


發稿：2000年12月30日